徐州城市地下斗争系列之三：组织工人开展斗争　迟滞敌军物资供应

徐州是个军事重镇，产业工人很少，主要集中在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的物资转运工人，约5000余人；宝兴面粉厂的加工、装卸工人等1000余人。这两支工人队伍是城市工人斗争的主要力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地下党就在这两支队伍中开展工作并建立中共支部。内战爆发后，这些产业工人主要从事国民党军队打内战所需物资的转运、装卸和面粉加工等。他们劳动条件差、负荷重、工资水平低，还要受到封建把头的克扣盘剥，有的穷得连双鞋子都买不起。把头对工人控制严格，成立所谓的“工会”，并派一名会长，表面上是代表工人说话，实际是监视与阻挠工人的活动，还从中剥削工人应有的工资。

为发动和领导工运斗争，1946年2月，中共华中七地委徐州工作委员会决定成立城市中心支部，由城工干部训练班的王其华担任书记。4月，经中心支部研究决定：将地下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较多的铁路北站和宝兴面粉厂，并将原地下党搬运工人支部书记杜吉存从宝兴面粉厂搬运队调往铁路北站、吕振东调宝兴面粉厂开展工人斗争。地下党组织从关心工人生活入手，组织“球鞋会”、“老人会”开展穷帮穷的团结互助活动，通过组织平车队到大许家车站以东的解放区贩运食盐的机会，用事实向工人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提高工人斗争的自觉性。

陇海铁路管理局旧址

1947年4月，徐州铁路北站装卸把头吴德胜串通北站站长邝烈光、副站长钱金玉，把工人的血汗钱挪用出去经商做买卖，到结帐时拖欠工人工钱，引发工人强烈不满。针对这一情况，杜吉存与地下党员马玉玺、龙永贵、陈维生、魏继开、李春友等同志商议，决定团结工人举行罢工，斗倒装卸把头吴德胜，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为工人讨回血汗钱。在随后的时间里，杜吉存顶着国民党黄色工会会长李连孝和国民党特务党部主任袁子义的强大压力，带领徐州北站装卸作业工人举行停工，致使列车全面停运。列车的停运严重影响到陇海铁路运输大动脉，陇海铁路总局马上找到徐州北站站长邝烈光，追究其责任。邝烈光害怕事态扩大，为求自保，退还早前克扣工人工资做买卖的13.7亿多元（平均分给每名工人的现金在当时能购买五六百斤面粉），并按工人的要求开除了吸血把头吴德胜。斗争的胜利使工人更加自觉团结在地下党员杜吉存的周围，为徐州北站后续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徐州宝兴面粉厂是国民党为军队加工军粮工厂，每天加工面粉产量高达6000袋，20多万斤，供20万国民党军食用。加工需要大量工人，当时的工人分为厂内工和厂外工（外包工）两类，厂内工主要从事一些轻松活、技术活，而大量的脏活累活都由厂外工承担。厂外工处于苦力最低层，除受国民党政府压榨、厂主剥削外，还要受大把头胡广林、二把头渠若思的层层克扣。特别是向厂外运送面粉的脚力钱，大部分买主只写收条，事后由二把头去结帐，把头从来不公开帐目，想给工人多少就给多少，工人日夜拼命干活，也难以养家糊口。

吕振东接替杜吉存进入宝兴面粉厂后，亲身经历了工人的痛苦，摸透了工人心中的怒火，根据党组织关于“要注意发动工人起来斗争，以争取经济利益牵制敌人的军事行动”的指示，吕振东找来可靠的工友蔡可清、高兴隆、高兴堂、夏学增、杜玉荣、陈振玉、韩四等商议准备寻找机会进行罢工，明确提出三个目标：工钱不算清楚不干活；厂里杂活不增加工钱不干活；把头克扣工人的血汗钱不补齐不干活。

宝兴面粉厂工人正在生产

1947年7月的一天机会来了，一百多名外包工人辛辛苦苦劳动一天，应得旧币5万多，可第二天分钱时，二把头只分给每个工人1万多，还不到应得的三分之一，工人对二把头渠若思的怒火一下子点燃了，第二天熙熙攘攘一派忙碌景象的宝兴面粉厂变得冷冷清清，100多名外包工人全部停工，主管生产运销的马佩武和二把头渠若思见工人心齐、火气旺，再加上国民党生产任务急，停工时间长了会担不起责任，于是向总管邢鉴泉和大把头胡广林汇报，他们也觉得国民党军粮食加工谁也惹不起，无赖之下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外包工人经过两天的停工斗争，取得了宝兴面粉厂第一次工人斗争的胜利，影响国民党加工军需面粉10000多袋，40多万斤。

在徐州工作委员会和徐州城市中心支部的领导下，徐州北站和宝兴面粉厂两起工运斗争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市区其他行业工人的斗争情绪，东关、南关、北关党支部也都巧妙地利用为国民党搬运物资的机会，在工人中开展截军粮补贴脚行搬运工和受苦群众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地下共产党员在工人中，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在铁路、工厂开展反把头压榨、争取生存权的合法斗争，使国民党反动当局疲于应付，延误了国民党军粮生产和军需物资运输。

（徐州市史志办公室　邓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