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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新发现的汉画像石概述

编辑日期:2010-12-29 14:41:29 来源: 发布者:徐州史志办 阅读次数: 3780 次

    

文·杨孝军 郝利荣

  近年来,在徐州地区陆续发现一批汉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现收藏于徐州汉画像石馆内。这是徐州地区非常重要的发现,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为我们研究汉代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在此我对画像石中的图像与意义谈些初浅看法。现将部分画像石作一较为详细介绍。
  1号石,纵47、横180、厚30厘米。已经断成两块。横幅,横楣双拱。两面均刻图案。
  正面画像包括熊、翼龙和翼虎。四周刻有边框。框内左右刻翼龙、翼虎,龇牙咧嘴,竞相嬉戏中间一熊,上边以云纹补白。熊为大耳、瞪眼、张口吐舌,双手上举,两后腿弯曲,呈正面蹲踞状。熊身裸露,乳房、肚子、肚脐突显。
  背面画像与正面相类,也是熊,翼龙、翼虎图。画面只是在翼虎与熊之间加刻一小兽,小兽仅刻上半身,仰首张口。
  2号石,纵103、横20、厚40厘米。竖幅,为杂技图,四周有边框。框内自下而上刻3个伎人,相互托举。其中一个人在下作倒立状,并用双脚撑起中间一人,中间之人单腿站在倒立者脚上,并用双手奋力托举上面一人,高举过头顶。
  3号石,纵85、横33、厚17厘米,原石下部残缺。竖幅,为僧侣骑象图,四周刻边框。框内画面分为上下两格。上格刻6个瑞兽,漫舞相戏。下刻五人,头戴巾帻,衣着长袍,骑在大象背上,画面的上方穿插祥云缭绕;下格残缺,仅存中间一熊与左右二人物。
  4号石,纵87、横32、厚19厘米。原石上部残缺。竖幅,为伎人骑象图。四周刻边框。画面分上下三格。上格刻两个瑞兽,翻转相对。中格刻一人,躺卧在象背上,右手托着面颊。象首坐一象奴,手持长钩,在象身下刻一鸟首。下格刻一枝叶茂盛的大树,树下有一人在喂牛,树上立3只鸟,树丛间见一 鸟窝,窝内2只雏鸟正嗷嗷待哺。
  5号石,纵151、横72、厚24厘米。原石左下部稍残。竖幅,为墓碑。墓碑上面附有螭钮,圆首。碑首和碑身之间有一圆穿孔,深23、直径17厘米。四面均刻画像。
  正面画像为凤鸟、瑞兽图。四周刻有边框。框内上部刻一凤鸟,长尾大冠,口衔绶带,昂首挺立,凤鸟右下为一只小鸟,中间刻兽,形态各异。下部刻两只白虎,有翼,作相向嬉戏状,底部残缺。左侧边画像分为两格。上格刻伏羲捧日,其下刻3个瑞兽;下格刻一左向拥笏的门吏。右侧边的画像为瑞兽图,四兽形态各异。
  背面画像为东王公图。四周刻方框。方框顶部中间为东王公,抚案端坐,两边刻侍者、九尾狐、玉兔捣药和瑞兽。下格饰菱形纹。
  6号石,纵147、横70、厚22厘米。与5号石作用相同,竖幅,为墓碑。墓碑上面附有螭钮,圆首。碑首与碑身之间有圆穿孔,深22、直径17厘米。四周均刻画像。
  正面画像为凤鸟、瑞兽图。四周刻有边框。框内图案与5号画像石相似。画面包括凤鸟、瑞兽、翼虎,穿插一只飞鸟。左侧边的画像分为两格。上格刻女娲捧月,其下3个瑞兽;下格刻一右向抱盾恭迎的门吏;右侧边的画像为5个瑞兽,相互嬉戏,下部残缺。
  背面画像为西王母图。四周刻边框。方框上中间刻西王母,抚案端坐,两边为侍者,手持便面,左刻九尾狐、瑞兽,右刻凤鸟和行龙。下格刻菱形纹。
  7号石,纵45、横80、厚26 厘米。为墓顶三角石。两面均刻画像。
  正面画像为白虎图。四周刻边框。框内刻一只正面趴卧的白虎,白虎巨首、龇牙作咆哮状。
  侧面画像为翼龙图。四周刻边框。框内刻一龙,前爪伏地,有翼。长尾的尾端缠于后腿,后腿则奋力后蹬。
  8号石  纵45、横80、厚26 厘米。为墓顶三角石。两面均刻画像。
  正面画像为翼虎图。四周刻边框。 框内刻一虎,肩生双翼,回首张口作咆哮状。
  侧面画像为九尾狐图。四周刻边框。框内刻一只九尾狐,九尾、肩生双翼,身有纹饰,口衔一物。(与7号石为一对),雕刻精美。
  9号石,纵49、横204、厚45厘米。原石上边残损。横幅,为翼龙、双头鹫图。四周刻边框。左右边框内刻云纹。框内中间刻一只展翅舒尾,正面站立的双头鹫,鸟嘴相互接喙。鸟的左右两侧各刻一龙,张口露齿,有角和须,体生双翼,身饰鳞纹,龙首相对,昂首挺胸作前扑状。
  10号石  纵43、横130、厚32厘米。原石左边残缺。横幅,为翼虎、双头鹫图。四周刻边框。画像分为上下两层。其中上层边框内饰水波纹。下层框内左刻一只展翅舒尾,正面站立的双头鹫,鸟头左右相背,口衔仙珠。右为一虎,挺胸回首,长尾上翘,后腿蹬地,作怒吼状。
  11号石  纵45、横277、厚43厘米。原石右边残缺。横幅,为大禹治水图。画像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边框内饰水波纹;下层框内的图案分为三组,共刻有10个人物。从左至右第一组为尧、舜、禹。最左侧帝尧面朝右,坐于树下,虞、舜面朝左站立。画像石上的尧舜画像与山东莒县东莞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的尧舜相似,身边正面站立大禹,身穿宽袍长衣,头戴斗笠,双手按锸。第二组刻三人。中间一人面朝左作迎请状,左边一人右向跽坐。双手摆动;右边之人左向侧立,右手荷物,左手掩面作哭泣状。第三组刻有四人。左边一人向右站立,与中间的禹妻交谈,禹妻面朝左而立,怀中抱一幼儿;最右边一老者左向站立,双手拄鸠杖观望。此画像石为大禹治水的故事。
  12号石,纵115、横32、厚28厘米。为墓内柱子。三面皆刻画像。左侧面刻翼虎图。四周刻边框。翼虎张牙舞爪,肩生双翼。翼虎头前部有一鸟首。
  右侧面刻伏羲图.四周有边框。伏羲面朝左向拱手而立,上身男相,头戴冠,身着宽袖长袍,下身为蛇尾鳞身并有双足。
  正面刻鸡首神人图。四周刻边框。框内上方为鸡首神人,身穿宽大的衣袍,右向躬立,仰首前望,神人之下为半蹲半卧、回首相望的羊。
  13号石,纵48、横266、厚32厘米。横幅,为翼龙、翼虎图。四周刻边框。其中上层边框内饰幔纹。下层框内刻4只翼龙、翼虎,相互戏斗。左起有一翼虎和一翼龙,相互噬咬;中部一翼虎右行,翻转身体,口衔左侧翼龙足;右为一只翼虎,左向奔来,张嘴噬咬。虎首下方穿插一飞鸟,虎身后有两只玉兔,一上一下左向行走。
  14号石,纵48、横257、厚29厘米。原石右边残缺。横幅,为龙虎嬉戏图。四周刻边框。其中左边框内饰云纹。右边框内左起刻一熊,手执棍棒,回首蹲立,作咆哮状。此熊与临沂白庄汉画像石《龙、虎、驱象》中熊的形象极为相似。中部有一翼龙和一翼虎,翻腾相搏;右为一翼虎,回首张嘴,噬咬右侧一龙首。
  15号石  纵44、横152、厚31厘米。原石右边残缺。横幅,为力士图。四周刻边框。画面分为上下两层,其中上层边框内饰水波纹。下层边框内左起一人,执钺过头,右向行走。中间有两人跽坐交谈,其中右侧之人手持便面。旁边一人面朝右,躬身站立。最右边一人正面站立,双袖高卷,似一壮士。
  16号石  纵93、横120、厚21厘米。浅浮雕。横幅,为六博图,四周刻边框,框内刻齿纹和内连弧纹。画面中央刻一房屋,楹柱上置栌斗,帷幔高悬。屋脊上立一对凤鸟,昂首展翅。屋内坐二人,正在玩六博,屋外左侧刻一儿童坐在几子上逗牛;屋外右侧停一辆卸下牲口的大车。建筑左侧有一瑞兽,右侧刻一飞鸟。
  17号石  纵66、横180、厚18厘米。横幅,为冲狭图。画面分为上下两格,其中上格是迎宾车马,残缺,漫漶不清。下格包括杂技、乐舞、建鼓等。尤其是中间的冲狭,只见一人手执圆狭,另一人正欲冲狭而过。画面左边刻一辆大车,车上装满兵器,应为杂技表演中的道具。画像石左边刻菱形纹,右边为异兽。
  此次17块汉画像石,共计24幅画面,石质细腻,雕刻精美,雕刻技法不尽相同。5号石、6号石和16号石为浅浮雕;其余14块画像石雕刻技法为剔地平面阴线刻。后者的雕刻技法先将石面打平、磨光,然后把物象轮廓以外的空白处剔去,使空白处下凹,在凸起的平面上用阴线雕刻细部。剔地平面阴线刻的特点是线条比较流畅,轮廓剔地较深,最深处可达1.6厘米,且分为多层式画面,画像有立体感。再从画像石的风格来看,3~6号石为一组,9 ~15石号为另一组。这批画像石为我们研究汉代文化提供了颇有价值的信息。
  2号石和17号石中的擎戴伎、冲狭等,说明在汉代这一地区盛行杂技,而且种类多样。据文献记载,在汉代,杂技种类有叠案、擎戴伎、跳丸、冲狭、幻术等。《文献通考》卷一四七《散乐百戏》载:“擎戴伎,盖两伎以手相抵戴而行也。”冲侠又名“投狭”(《抱朴子·辩问篇》)或透狭(《宋书·义恭传》),既今之钻环。张衡在《西京赋》中云:“冲狭燕跃,胸突铦锋。”在河南和四川画像石中,均有少量的冲狭图。徐州这次出土的冲狭图,只见圆狭左边一人已跃起,呈“一”字水平状,正欲冲狭而过。
  《文心雕龙·碑诔篇》曰:“后汉以来,碑碣云气。”5号石和6号石的出土,可以印证汉代有墓前立碑的习俗。东汉时,碑额上还有“穿”的存在,保留着原来装辘轳的实际功能。此次发现的墓碑,碑上刻穿,穿深23、直径7厘米,应为墓葬下棺木时供悬辘轳之用,《释名·释典艺》中记载:“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另外,此次出土的墓碑为无字碑,碑为圆首,碑身四面刻画祥禽瑞兽。这次徐州发现的墓碑,对研究汉代的墓葬习俗具有一定意义。
  9号石和10号石中的双头鹫,表明东汉晚期外来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融合。据日本学者宫治昭考证,双头鹫的形象应是起源于西亚,而为斯基泰系的民族所喜爱。而斯基泰民族所喜爱的双头鸟(既共命鸟),也就是当时斯基泰民族流行的鹰头兽。在南欧-西亚-中亚艺术里,常见格里芬的题材。他是守卫黄金的看护神。多以鹰形出现,有的长着狮爪。格里芬在西方艺术中有悠久的历史。鸟头格里芬早在史前时期(公元前3300年以前)已出现在埃及,波斯艺术有狮格立芬,古希腊艺术有鹰格里芬。公元前7世纪,希腊的格里芬已在斯基泰成为流行的装饰艺术。因此,徐州画像石中出现的双头鹫,就造型而言,应该是格里芬的变体。
  另外,在3号和4号画像石中,出现了伎人骑象和僧侣骑象图案。僧侣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文化在这一区域内的盛行。据《修行本起经·菩萨降身品第二》记载,象即是佛国的象征物。类似的画像石在山东等地亦有零星发现。
  综上所述,这17块汉画像石虽非科学发掘所得,但是通过与相邻地区内容相似、年代确定的画像石相比较,可以推定,它们的年代应为东汉中晚期。这些新发现的汉画像石,进一步充实、丰富了徐州地区的汉画资料,为研究该地区汉代的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作者系徐州汉画像石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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