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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徐州军事调处

编辑日期:2010-12-29 16:12:18 来源: 发布者:徐州史志办 阅读次数: 4362 次

    

文·司云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就国内而言,中国向何处去?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和斗争。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吞并胜利成果,消灭共产党及其进步势力,投靠美帝国主义,维护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由于向解放区进攻的武装准备尚需时日,所以玩弄停战和谈骗局。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竭力主张停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道路,建立一个民主、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从国际上看,美国从二战后的全球战略考虑,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共,并妄图以自己和苏联的影响,通过所谓调处国共两党争端,迫使中共交出武装和解放区政权,从而控制中国。而英国和苏联等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达成由国、共、美三方派员成立军事调处机构的共识。
  1945年12月中旬,美国政府派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军事争端。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7日,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又称“三人委员会”),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要求13日午夜前,双方军队应在各自位置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根据停战协定,13日在北平设立由国(郑介民)、共(叶剑英)、美(饶伯森)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北平军调部”或“北平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为便于调处各地冲突,军调部先后下设36个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进行调处。
  徐州是著名的军事战略要地,《停战协定》签订之前,国共双方在此均有重兵部署,争夺十分激烈。国民党肆意抢占地盘,独占抗战胜利果实,频频向我发动攻势。中国共产党为维护人民抗战成果,集中兵力,迫使日伪投降,并对国民党的进犯实行自卫反击。至停战协定生效时,国民党军队控制津浦路的徐州至利国、徐州至滁县段,陇海路的徐州至商丘、徐州至大许家、白塔埠至海州段。中共军队控制津浦路的韩庄至泰安段,陇海路的大许家至白塔埠段。停战协定正式生效后,国民党军毫无诚意,频繁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不断挑起事端。停战令生效的第二天,国民党第77军192师向贾汪炮击进犯,15日国民党军又侵占萧县。
  鉴于此,北平军调部于1月17日派第4执行小组来徐州,主要任务是负责鲁南部分地区和华中地区的军事调处事宜。2月21日又派第24执行小组来徐州,其任务是协商津浦路兖州至浦口、陇海路商丘至海州地段已破坏铁路的修复事宜。徐州一个地方连续派两个执行小组,在全国是唯一的。可见问题复杂,斗争激烈。
  为了缓和徐州的严峻形势和激烈冲突,1946年3月2日下午2时30分,三人委员会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偕军调部三方代表叶剑英、郑介民、饶伯森及随员和记者共30多人,由济南机场起飞,于3时45分抵达徐州大郭庄机场。这是周恩来平生第一次真正驻足徐州。
  新四军军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另机同时飞抵徐州。此前,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也飞抵徐州,候晤“三人委员会”。
  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率当地军政长官和各机关团体代表在机场迎候,并举行简短欢迎仪式。三人委员会成员检阅仪仗队毕乘车进城,前往原日本领事馆,听取军调部第4小组美国代表哈瑞士上校报告军事调处经过。接着,与国共双方军事负责人顾祝同、陈毅、粟裕、谭震林商谈。参加汇报和商谈的主要人员还有: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委员叶剑英(中共)、郑介民(国民党政府)、饶伯森(美国政府);徐州第4执行小组代表:韦国清(中共)、谢慕庄(国民党政府)、德瑞克(美国政府)。经过两个多小时汇报会谈后,晚上7时顾祝同在绥靖公署(原道台衙门)举行宴会,宴请三人委员会成员并邀陈毅、粟裕、谭震林参加。宴会后晚上8时半,国共双方军事负责人同徐州第4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就恢复交通、城镇解围、枣庄煤矿复工、双方部队隔离等问题继续商谈。遇有问题,随时请示三人委员会各方委员。
  整个会商过程,争论异常激烈,国共双方各执一词,美方貌似公允,实质偏袒国民党。尤其是铁路被国共双方分割占领,成为斗争焦点。国民党代表挖苦道:共产党动员老百姓破坏铁路真有办法,一夜挖一大段,搞得不通车。中共代表反驳说:共产党代表老百姓利益,为老百姓办事,不像国民党只为少数人升官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还花言巧语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当然不听你们的。国民党代表说:那也不应该叫老百姓破坏铁路嘛!中共代表理直气壮地回答:过去为打日本鬼子,不让日本人顺利运兵、运货物。国民党代表立即回答: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无法运粮。中共代表回应道:解放区老百姓担心,有人利用铁路进攻他们。国民党代表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中共代表戳穿道:你们的军队沿着铁路线,修了一个又一个工事,也是为了和平吗?其真实意图何在?工事不拆除,交通怎么恢复。
  另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是煤矿。枣庄煤矿有三口井,国民党占一口,中共占两口,电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水控制在共产党手里,双方都无法出煤。军调徐州执行小组曾到枣庄煤矿视察。先到国民党控制的南大井口,国民党一军官煞有介事地说:中共方面破坏停战协定,向南大井发射宣传弹,切断水源。并说南大井是煤矿中心,电厂、技术人员都在这里,解决枣庄煤矿问题应以国民党方面为主。他们还找来一个德国工程师出面作证。这位叫克里柯的德国人不讲公道,尽说中共坏话,为国民党辩解。中共代表韦国清气愤地把桌子一拍,厉声说道:“你这个德国人一派胡言,战败的法西斯分子有什么资格在这种场合讲话作证,请你马上退出会场!”美国代表哈瑞士只好让德国人离开。
  三方代表又到中共控制的北大井。在中共方面汇报说:停战令生效后,伪军头子王继美不断派小股部队向我方控制的矿井发动袭击,此类事几乎天天都有发生。中共方面还强调指出,矿井绝大部分在我方控制,十分之九的工人在我方,请执行小组主持公道,充分考虑多数人的意见。
  上述争论,在周、张、马参加的会谈中,也一再翻腾,争论不休。一直到深夜12点,商谈才告结束,达成原则意见。
  是夜,三人委员会在徐州下榻。马歇尔住前日本领事馆,张治中住绥靖公署,周恩来下榻花园饭店。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在饭店中楼会议室召集中共谈判成员和徐州两个执行小组的中共成员开会。叶剑英介绍会谈情况后,周恩来对斗争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并着重指出,我方要警惕美方借调处之名,玩弄两面手法,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阴谋。最后,他又详细讲述了我党执行《双十协定》、《停战协定》、《政协协议》的方针政策。
  会上,陈毅还讲述了在顾祝同举行的宴会上,因对陈座位安排失当,拒绝入席,并向顾提出抗议的情况。当时顾祝同说是部下疏忽,表示抱歉。陈毅严肃指出,这不是我陈某个人的问题。顾连连点头,并慌忙转移话题,和陈毅攀谈起年龄,试图以自己年长于陈毅而摆脱困境。陈毅马上明白,爽快地说:我叫你大哥,你比我长10岁。顾满意得哈哈大笑。但陈毅此刻想到的是,眼前这个头发灰白、满脸堆笑的人,就是“皖南事变”的主要制造者之一。为了抗议和揭露国民党的罪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曾愤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发表在《新华日报》的“天窗版”上。正是旧恨加新耻使陈毅不能轻饶顾祝同,一定要向周恩来回报。周听完陈的回报后说:陈毅同志,明天上午你把这件事报告马歇尔,这个顾祝同是欠下我新四军血债的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二天上午八点,陈毅会晤马歇尔,一面指斥国民党军队在苏中对我军的挑衅行为,同时对顾祝同在昨晚宴会上的轻慢无理表示遗憾。马歇尔当即表态军调部派人到苏中视察,并对宴会上的非理安排郑重说道:“我向陈将军道歉。”
  当天晚上,随行采访的新华通讯社、新华日报特派员周而复还请周恩来审阅了新闻稿。周恩来亲笔修改后对周而复说:你不仅是来采访的,还要和大公报、申报、美联社,包括中央社的记者交朋友,要争取友军,向同情我们的各界人士约稿。周恩来随时随地都想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就这样,周恩来和随行人员的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参加谈判的随员和军调部执行小组的成员非常担心周恩来的身体,问他的秘书:这样夜以继日,一刻不停地工作,身体能吃得消吗?秘书黄华回答说:周副主席就是这样一天不停地工作,有时只利用乘飞机或工作间隙,闭上眼打个盹儿,就算睡眠休息了,这就叫恩来精神。大家听后,对周恩来为党、为民族、为人民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无不感佩至极。
  3月3日早饭后,三方最高领导人达成如下重要协议:(一)政府与中共方面均同意恢复交通,即行开工修路。(二)拆除一切交通线上之障碍物。(三)枣庄煤矿即恢复开工,并令组矿区生产委员会,监督实施。俟张、周两委员返渝后,即可实施。此外,关于恢复交通等诸项技术问题,由徐州国民党军事当局与陈毅军长继续商定。
  同一天,北平军调执行部美方代表白鲁德少将,在徐州签署枣庄煤矿协议,主要内容是:三人委员会对枣庄煤矿协定予以证明,并令双方军队撤出矿区。军调部联合参谋长即派遣铁路小组至枣庄,主持矿务委员会,并留驻该区协助处理矿务。双方军队撤退,由第四小组执行。矿务委员会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矿员各1人组成。
  1946年3月3日上午9时30分,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结束在徐州的调处,乘机飞往新乡。顾祝同、陈毅、粟裕、谭震林到机场送行。3月3日新华日报转中央社消息,对三人委员会的徐州之行评述道:“三氏所行虽拒绝发表公报,然就各方面谈话来看,前途至堪乐观。济徐两地负责人和民众,对三氏之行尤感欣慰。认为可加速调处工作之进行。”
  应该说,在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直接调处下,就恢复交通、城镇解围、枣庄煤矿复工等问题达成协议,这对于徐州地区缓解军事冲突、恢复生产、稳定局势曾起到一定作用。然而,正当周恩来为实现和平民主积极奔走时,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竟然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重新把中国拖入内战的火海。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认为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遂于6月26日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改,内战全面爆发,军调工作已毫无意义。9月29日,徐州第4、第24执行小组的中共人员奉命撤离,至此,长达八个月的军调工作终告失败。
  但令人欣慰的是,周恩来徐州之行展现的大局观念、坦荡襟怀、和合精神、负责态度,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和平民主而不懈努力的真诚愿望,深深赢得了人民,感染了对手。连马歇尔也对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马曾问一位华裔翻译:“我和周将军年龄相差十几岁,信仰也不同,为什么能谈得来呢?”翻译回答说:“依我看,你和周将军有两个共同之处:说话坦率,办事认真,这可与信仰无关。”后来,马歇尔曾竖起拇指夸奖周恩来是他在中国遇到的一流外交家。花园饭店的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国民党高级将领讲起话来之乎者也,装腔作势,尽些难懂的词句;而周恩来的演讲声音宏亮,字字人耳,从国内形势谈到国际形势,头头是道,在场的国民党将领听得入神,鸦雀无声。
  周恩来在徐州调处期间,还留下一桩广为传颂的佳话。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徐州火车站的南北干道仍叫圣德路,是日本人以“圣战之德”命名的。对这种军国主义侵略的遗痕,周恩来是不能容忍的,他和张治中共同商定改为复兴路,并由张治中亲书路名牌。这一举动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洗雪耻辱,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与愿望,又展示了我党愿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同建国的诚意和胸怀。
  此次周恩来在徐州参加军调,还与张治中、马歇尔及国民党军界人士在他下榻的花园饭店中楼门前合影,留下一幅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这是周恩来在徐州土地上留下的唯一影像。每当人们观看这张照片时,不禁引发对那段历史的深沉回忆和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
(作者系徐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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