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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运河记忆——一座城市因水而生的文化追求(下)

编辑日期:2010-12-29 16:17:19 来源: 发布者:徐州史志办 阅读次数: 4162 次

    

文·田秉锷  二、徐州与运河的“前世”之情
  作为运河城市的徐州,它与运河相依为命,似乎可以追溯得更加遥远。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而徐州段的通航,则早在至元二十年(1283)济州河(济宁—安山、即东平,长150里)开通前、或至元二十六年(1289)会通河(安山—临清,长250里)开通前即已实现。这个“通航”,指的是徐州以北,借泗水行运抵于济宁;徐州以南,借黄河、淮河行运,顺水放舟,南至于江。这是元初或宋、辽、金时代的水利形势。证据是,元丞相伯颜于至元十二年(1275)率军南征时,即曾派郭守敬勘察过汶、泗、淮水道。后来做了都漕运副使的马之贞曾言:“宋、金以来,汶泗相通。”(《元史·河渠志》)
  京杭大运河在徐州的借泗行舟,揭示了这样一个常识性事实:即徐州人对“运河”的开发、利用,起步极早。
  本文在徐州运河史的追溯中,将勾勒出如下的脉络:
  ——夏朝借“泗”行运。夏朝为平准国用,转输刍粟,曾在徐州借水通舟,开辟“贡道”。“贡道”即国家运河。《尚书·禹贡》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浮于淮、泗,达于河。”“淮、沂其乂”,即淮河、沂河经过了治理;“浮于淮、泗,达于河”,即借泗水的南北航行,可以沟通淮河与黄河。这表明,徐州地区的运道,在夏朝初年即已开通。“达于河”的水道,极可能是先由泗水转菏水入菏泽,再由菏泽入济水,最后由济水入河。
  ——“徐王河”行运。徐偃王称王后,“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博物志》卷六),开凿了由徐方西上中原“上国”的运道。此事发生在周穆王伐徐之前。《今本纪年》将徐偃王攻周与周穆王伐徐都定于周穆王十三年(前964),果如此,则徐偃王开凿的运河当是华夏第一运河 ,比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前486)早了478年。
  “上国”,指周天子之国。陈与蔡,皆周代诸侯国。陈国故城在今河南淮阳,蔡国故城在今河南上蔡。徐国,地当江苏北部。若以徐国初都僮县为起点,西通陈国、蔡国,这条运河的长度当在二百到三百公里之间。即便有些河段利用了天然河道,若将全程打通仍然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徐偃王的故事,载于《后汉书·东夷传》及《博物志》等书。徐偃王名诞,是伯益的后代。伯益佐大禹治水有功,大禹知伯益贤,便将天下授与他。禹南巡,死于会稽,伯益守三年之丧毕,“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阴”(《史记·夏本纪》)。由此可见,伯益这个治水英雄也是很高尚的。伯益功高,伯益子若木遂被夏启封于徐地,建立诸侯方国。这个“徐”,即在“下邳僮县”(《新唐书·宰相世系下》)。“僮县”治所即在今睢宁县西南五十里左右。若木的三十二世孙,就是徐偃王。徐偃王虽为周穆王所败,但周天子仍然又封偃王的儿子宗为徐子。宗传十一世,到徐君章禹,徐国被吴国灭亡,时在鲁昭公三十年(前512)。
  粗粗追溯徐国史,用意有二,其一是确定徐国的空间坐标,其二是确定徐偃王的生存时代,进而框定“徐王河”的开挖年代。
  今人谭其骧认为,邗沟并非中国第一条运河,夫差也不是开凿中国运河第一人。谭氏认为,胥河(胥溪)才是中国第一条运河。这条运河比邗沟的开凿早了二十多年,筹划者是夫差之父吴王阖庐,具体操作者则是伍员(子胥),故以他的字号为水命名。
  即便与“胥河”相比,“徐王河”也还是早了四百五十多年。只是因历史失忆,“徐王河”才被后人忽略。
  ——吴王浚“荷水”行运。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解决了由江入淮的问题。邗沟入淮后,逆行不远,即达“泗口”,由此再逆泗水北上,即至彭城。为了北上与齐、晋较量,称霸中原,夫差曾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疏浚菏水,借以沟通泗水与汶水。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吴王夫差与晋定公会盟黄池,即走菏水运道西行。这一年,他对荷水或又做疏浚。“菏水”,泗水支流,在沛县北入泗水。自然是徐州辖境内的又一条古代运河。关于吴王夫差在鲁、宋之境,即古徐州之境开挖“荷水运河”事,《国语·吴语》有这样侧面性的记载:
  “吴王夫差既胜齐人于艾陵……遵汶之上。”
  “吴王夫差……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
  “夫差……被甲带剑……遵汶伐博,簦笠相望于艾陵。”
  “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
  吴王夫差攻打齐国,战于艾陵,必走汶水。汶水作为济水的支流,无法直达泗水,所以吴王夫差要“阙(掘)沟深水”,疏浚荷水,走一条“之”字型水道。引文“商”,即指“宋”;“沂”,即指“泗”,因泗水上游又称“沂水”;“济”,指济水;“商鲁之间”,指古徐州方域。荷水运道的开凿,沟通了泗水和济水(汶水),当然也就沟通了江、淮、河、济。起主渠道作用的当然还是泗水即“泗运河”。徐州的古运河帮助吴王称霸,这是真实的历史传奇!
  是“阙(掘)”沟?还是“浚”河?《国语》说“阙(掘)”,郦道元说“浚”——“吴所浚广耳”(《水经注》卷二十五)。看来,郦道元说是合理的。
  ——汉高祖“氾水”称帝。刘邦作为徐州人,虽然没在徐州境内开凿运河,但他因水而兴,十分重视运河的利用。最著名的事例是他兴关中渭水漕运,并借战国梁王所开鸿沟兴漕助军。而他选择即位称帝的“氾水”,就是我们上文所讲的“荷水”古运道。
  ——汴、泗交流“金三角”。“金三角”一词,形象显示出徐州古代运河交汇的通渠之利。泗水北来,荷水西来,这是先秦时代的“金三角”,交点在沛县北;泗水北来,泡(丰)水西来,这是汉、魏到宋、金时代的“金三角”,交点在沛县;泗水北来,获(汴)水西来,这是自汉代而延续到唐、宋的“金三角”,交点在彭城。北来的泗水是干流,西来的泡、丰、获、汴诸水是支流,均在徐州交汇,形成了以彭城为中心,北上齐鲁,西通中原,南下江淮而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借助这个“金三角”水路体系,徐州加强了与周边地区及中原京畿的交往。如:
  两汉时期,徐州可借泡水、获(汴)水西入汴渠,直达中原,由此而加强了楚国、彭城国、下邳国与汉中央皇朝的联系。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后来担任徐州刺史的王景,受诏治水,修汴渠以通泗,再接淮、江,为此而得升迁(《后汉书·王景传》)。徐州汴泗贯通之利,一直延续到唐宋时代。
  东晋末,徐州人、后来禅晋建宋的刘裕两次北伐,一借邗沟、泗水行漕,于义熙六年(410)消灭南燕;一借泗水、菏水、济水、黄河兴运,进而创造了从江域到河域、从建康到长安的三千里跨越,于义熙十三年(417)消灭后秦的远征纪录(《宋书·武帝纪》)。
  其实,早在刘裕北伐前五十年,东晋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桓温于太和四年(369)率军北伐前燕,军过彭城后,水道浅澁,他曾“凿巨野三百里,以通舟运自清水入黄河”(《晋书·桓温传》)。后十五年,徐州刺史、前锋都督谢玄就于淝水之战胜利后的太元九年(384),在对北朝的战争中,又在徐州泗水之上置栅通漕——“玄患水道险澁,粮运艰难,用都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呱,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晋书·谢玄传》)
  关于徐州因汴、泗交流而形成漕运“金三角”的地利形势,司马迁是承认的:“荥阳下引(黄)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水)会”;“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浸,百姓飨其利”(《史记·河渠书》)。此处之“鸿沟”,即汴水。
  徐州的泗水运道,还为北魏时的大地理学家郦道元所称道。他说徐州是“泗沛合流”、“排沙通道”的舟辑之地。
  水上“金三角”的旁证很多,如唐代诗人韩愈曾经最确切地描写为:“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滕树赤旗。(《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到了宋代,汴泗交汇的局面仍然未变。苏轼写道:“楚山以为城,泗水以为池。”陈师道写道:“水兼汴泗浮天阔,山入青齐焕眼明。”尤其是苏轼“古汴从西来,迎我向南京。东流入淮泗,送我东南行”的诗句,更是画出了汴、泗通漕的航运真实。
  ——国家运河“通济渠”。隋炀帝开“通济渠”以沟通河、淮,是大一统的中国皇权第一次开凿跨流域的“国家运河”。这条河走不走徐州呢?前人、今人都有争论。
  《太平寰宇记》载:“隋大业元年,以汴水迂曲,逥复稍难,自大梁西南凿渠,引汴水入,号通济渠。”由此可知,此渠开凿时,主航道的确不经徐州;但作为泗水支流的汴水,仍在上游与通济渠相通;而泗水下泄入淮,亦可与通济渠对接。就徐州而言,隋代,它仍在“国家运河”的大流域内;“大运河”通,“汴运河”也通。
  岑仲勉先生论定:“隋炀帝开通济渠,在商丘附近,把汴水接入蕲水,缩短了交通行程,汴的下游遂分作两支,原日至徐州会泗那一支依然是通行着。”(《黄河变迁史》第九节)岑先生还指出:流经徐州的汴水,“当南北朝时候,汴为军用孔道,由隋至北宋,又是经济运输的大动脉,它虽然频频湮塞,依就维持不敝。”(同上)
  也有不少史书认为,隋代之“通济渠”就走汴水彭城旧道:“萧有古汴渠。隋时汴水仍归彭城,别为‘通济渠’。唐名广济渠”(《金史·地理志》)”。
  《资治通鉴》(卷一八○)记载“通济渠”开凿经过,则谓:大业元年(605)三月,“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资治通鉴》隋纪四)元人胡三省注谓:通济渠“引河入汴,汴入泗,盖皆故道。”
  漕运之法,唐以前记载不多。唐代起,漕运分“纲”管理,即若干只漕船编为一组,称一“纲”,设官管理。唐代宗时,刘晏主持江淮漕运,便以重量千料(千石)的船十艘为一纲。分“纲”漕运之例,一直延续到宋代。刘晏为保证漕运的安全、快捷,还提出漕粮的“分段转运法”——将漕运航道分作江、汴、河、渭四大段,“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新唐书·食货志》)。
  所有的历史信息都证明:
  从隋、唐,到宋初,徐州都是汴、泗“漕运”的重要环结。是“南北襟要,京都诸邑安危所寄”之地。”分段转运法实行时,徐州成为汴河一段的中转大仓。地方志对徐州唐宋航运史语焉不详,本文补一两小例。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三月,驻徐州武宁军节度副使王智兴率军哗变,逐节度使崔群。手下留情,送崔群一家“至埇桥而反”。埇桥在徐州南,为汴水码头。回城前,王氏乱军“掠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朝廷让步后,王智兴竟在汴河上“税泗口以裒益。”(《旧唐书·王智兴传》)这表明,唐代时徐州的汴水运道是畅通的。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春,苏轼赴徐州知州任,其弟苏辙陪送至徐。住了近三个月,回南京(今河南商丘)时,出城登舟。只因天旱水浅,起程还迟了些日子。苏辙诗云:“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干。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难。”(《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
  徐州博物馆今存宋代“八音石”一块,府志记为是东南“花石纲”途经徐州,因“靖康之变”,汴京陷落,这美石才遗落彭城。
  ——“上京下杭”元运河。一路追寻,我们终于将徐州又与另一条“国家运河”——元运河——续上了血脉。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其工程量比隋运河更为巨大。
  在我国运河史上,元朝是一个重要时期。元代以前,运河从浙江杭州出发,北上入泗水后,再西去开封城,然后转道东北,通往北京。元朝的经济和隋、唐、宋一样,仍然“无不仰给于江南”。因为旧运河的“漕运”远远不能满足国用, 1279年元朝开国,朝廷即决定将运河改道,以便把江南的“漕粮”由扬州—徐州—济宁—临清—天津,直线运抵北京。
  元代大运河共分七段,由北向南依次为:通惠河、通州河、御河、会通河、济州河、扬州运河和江南运河。徐州段运河北出济宁,南下沛县,经留城,过境山,越茶(垞)城,穿秦洪,入彭城,出吕梁,下邳州,奔清口,在旧河道上翻出了新浪花。
  到了明代,大运河由南而北,也分七段,分别是:浙漕、江漕、湖漕、河漕、闸漕、卫漕和白漕。徐州段既称“河漕”,又称“闸漕”。“河漕者,即黄河。上自茶城与会通河会,下至清口与淮河会……涉险五百余里。”所谓“河漕”,即借黄河行运。“闸漕者,北至临清与卫河会,南出茶城口与黄河会”(《明史·河渠志》)。所谓“闸漕”,因南旺分流后,河床落差较大,为蓄水保航,沿途多建水闸,故称。而从整体上看,明清两代的运河,基本上沿用了元朝的路线。
  因为徐州处在“闸漕”上,有必要在此插叙一下中国古代的闸坝情况。宋以前,有运河而无船闸。为了蓄水,只好广设堰埭。下游船上行,一在堰上覆草,以减少船底磨损;二要在堰埭上安置辘轳、绞车,以拖绞航船过堰。大的堰埭上,有时要备二十多头牛。宋真宗时淮南运河上出现了船闸。
  元运河入徐州,第一闸是“金沟闸”。此闸“大德八年正月四日兴工,五月十七日工毕。”第二闸是“沽头闸”。此闸“延祐二年二月六日兴工五月十五日工毕。”(《元史·河渠志》)其实,沽头闸就是两座——北隘船闸与下闸。第三闸是金沟、沽头二闸之间的“隘闸”,隘闸也是两座,各宽一丈,用以限制大船通行。第四闸是“三叉口闸”,第五闸是“土山闸”。“隘闸”建于徐州,意义重大。一丈宽的闸门,只准通行一百五十料(石)的标准航船,“违者罪之”,可见是把航管的施法权放在了徐州。
  因为徐州又处在“河漕”上,所以还要说一说“黄河”。运河北来,走泗水故道。到了茶城,原来的泗水河道被黄河夺占,所以,茶城以下的河道为黄河、运河共用河道。情况复杂了,运河的灾难也开始了。宋代以前,山东济宁城以南没有湖泊。其后因黄河多次决口,黄沙漫漫,泗水淤塞,逐渐滞潴成自南而北、水波相连的微山、昭阳、独山、南阳诸湖,后统称之“南四湖”。这个过程进行了几百年,元代,只形成了“沛县故城东”的昭阳湖。昭阳湖不全有害,明朝嘉靖以前,昭阳湖因为能向大运河“补水”而被视为大运河的“水柜”。
  元、明时代,徐州大运河的“河漕”段全长362里,占徐州大运河500里总长度的十分之七。为直观计,今列“河漕”各段长度如下:自古城驿入宿迁(时属徐州)界,到小河口45里,又15里至宿迁城南,又50里至皂河接邳州界;又10里为直河口,又50里至邳州城南,又40里至睢宁县之新安驿;又30里至双沟,又5里接徐州境之栲栳湾;又15里至房村,又10里至吕梁洪,又42里至狼矢沟,又18里至百步洪,又2里至徐州城;出州城20里至秦梁洪,又10里至茶城(《徐州府志·河防考》引明《世宗实录》)。
  是时,徐州段大运河铜帮铁底,高崖夹流,河槽深幽,岸道坚实,水流充足,船行平稳。城中“建仓转输,滨河置舍,舍置浅夫”,一派繁盛景象。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州城设彭城驿”,驿在城“东关”运河西岸。州城外围,分设八处驿站,形成了以彭城驿为中心的辐射通道。徐州城南建有“天下四大粮仓”之一的“徐州广运仓”(仓储2740万石),仓外建“国储门”、立“通衢坊”,驻有专司漕运管理的户部分司“漕运府”。至明代早中期,徐州得运河之利,已是“物华丰阜,可比江南(崔溥《漂海录》)”。
  好景不永。嘉靖后期,由于黄河侵夺,徐邳“河漕”运道开始“糜烂”。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河决徐州房村……八十里乃黄河下流淤沙壅塞”。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隆庆三年(1569)七月,“(黄河)决沛县……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进。”“四年(1570)秋,黄河暴至,茶城复淤……泰山庙至七里沟淤十余里。”“当年九月河复决邳州,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明史·河渠志》)
  为了保运治河,潘季驯、朱衡等水利专家为国为民,殚精竭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大自然的力量还是“天命难违”。为了漕运大计,一个“避黄改运”的筹划开始实施。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工部尚书朱衡主持开挖南阳新河。新河移于昭阳湖东,北起南阳闸,经夏镇,南下留城,与旧河复合,全长七十多公里。新河与旧河平行,在旧河东十五里。新河之开,只是暂时避过黄泛。
  万历二十一年(1593),河总舒应龙在韩庄试开河渠,引湖水济泇河。事虽未成,却为开泇河行运作了铺垫。
  万历二十八年(1600),河总刘星东续挖泇河,上接南阳新河,下接韩庄支渠,工未完。
  万历三十二年(1604),河总李化龙续开泇河,一年完工。北自夏镇,经韩庄湖口,至泇口,合氶、泇、沂诸水,至邳州直河口,再入黄河,全长一百三十多公里。
  后又经朱国盛、、朱光祚、靳辅等人治理,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中运河”才真正稳定下来,完全实现了黄、运分立。
  运河主航道绕过徐州城,偏东而行。但原来的旧河,仍未全部淤塞,段续间还有行船,大抵直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山东入渤海,徐州城的漕运才彻底中断。
  一路追寻,我们终于将 “徐州”这片空间与历史上变化多端的“运河”建立了呼应性联系。从“全局”回归“局部”,人们不难发现:徐州地区是中国运河文化源头性的区域之一,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徐州先民,因为渴求“开放”而开凿运河、保护运河,又因运河的开凿、保护而更趋“开明”。
  伴着大运河的“水流”,“人流”、“物流”、“文化流”汇集徐州;徐州,跳出狭隘的坐标空间而走向“运河”的、及“超运河”的大天地。这,就是“运河”对“徐州”的托举与升华。从这个角度来看,徐州的“运河文化”正是一个开发的、无尽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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