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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淮海战役中的对敌政治攻势

编辑日期:2010-12-29 16:19:12 来源: 发布者:徐州史志办 阅读次数: 4312 次

    

文·汤禄斌  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伟大军事思想,灵活运用,使之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淮海战役更成为神来之笔得到了娴熟的运用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效。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师、团、营的集体投降者,共5万余人。它对迅速歼灭淮海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起到了重大作用。今天,认真总结淮海战役中我军对敌政治工作的经验,对于我们取得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
  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军,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所以我军历来重视对敌军的瓦解工作。整个淮海战役中,上至中央军委,下至连队,对敌政治攻势都十分重视。
  淮海战役进行的时候,正处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从战争初期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战争形势对我非常有利,而敌军则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敌军内部充满着失败情绪,呈现出兵无斗志,将有离心,树倒猢狲散的态势,这种形势非常有利于我军开展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中央军委正确指示:“应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攻一样重要。”
  在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之后,中央军委又及时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要求他们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要“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对于刘汝明等部则进行内部策反工作”。当黄维兵团被我包围后,为防止黄维兵团作最后的挣扎,中央军委再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示要以足够的兵力消灭黄维兵团,“在黄维全部解决并休息数日之后,请由华野各部中抽出两个纵队,渡淮南进,切断宁、蚌联系,孤立蚌县(埠),同时加紧对刘汝明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在黄维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被包围之时,中央军委又及时致电粟裕等,要求对杜聿明集团开展政治攻势。军委指示:“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为促使杜聿明等投降,亲自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撰写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敌军将领说明利害,指出前途。1948年12月28日,就大力开展政治攻势问题中央军委再次致电粟裕等,电报分析了杜聿明部的处境,指出敌军将会进一步瓦解。所以电报要求前线各部应用极大力量,加强政治攻势,用各种名义写信给敌方各级官长,并将这些信公开地散播,当作一个群众运动,分开地进行这一工作。正是由于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和及时、正确的指导,才使淮海战役的对敌政治攻势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淮海战役总前委、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及各纵队领导也都对敌政治攻势非常重视,把对敌政治攻势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1948年11月26日,在黄维兵团被我包围之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联名致电中央军委,为展开对敌政治攻势请求中央军委的支持帮助,“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时候,在阵地前反复播送了刘伯承、陈毅署名的《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促黄维立即投降书》的播送,在精神上对国民党官兵起了很大的分化瓦解作用。1948年12月26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关于抓紧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战役的形势,认为敌人已处于绝境,一切条件更加有利于我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大量敌人。因此指示要求,各部队应更进一步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并把它作为主要中心工作之一。指示为便于各部更好地开展政治攻势,还介绍了政治攻势的经验和具体方法。1949年1月2日,华东野战军在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命令中,特别强调:“攻击过程中,各部宜注意结合政治攻势,局部瓦解敌人,配合军事行动。”各级党委、首长在对政治攻势亲自掌握,准确把握政治攻势的有利时机外,还加强了对政治攻势的组织领导。第一线的团普遍建立了政治攻势指挥所,一般由政治处主任或副主任负责。在各部还设有投诚人员招待所,负责收容投诚人员,照顾其生活,争取和训练投诚士兵。在连队,设有政治攻势小组,由副指导员负责,选择几名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兵或解放战士参加,进行喊话和其他攻心活动。层层设立的严密的政治攻势领导组织,增强了政治攻势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政治攻势猛烈,对敌攻心为上
  政治攻势在淮海战役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它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进程。陈毅在谈到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把军事打击和政治打击相结合作为战役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粟裕在对淮海战役进行总结时也指出:“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
  首先,以猛烈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以后,在战役的关键时候,国民党部分将领举行了战场起义,为我军消灭敌人提供了良好的战机。淮海战役一开始,在黄伯韬兵团西撤的关键时刻,防守在贾汪、台儿庄地区的敌第3绥靖区副司令、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第9军两个师和第77军一个半师起义,调开了敌军第7兵团北部的防线。何基沣、张克侠率所部4个师在贾汪地区起义后,解放军得以由枣庄、台儿庄地区穿过该部防地,顺利通过运河大桥,直插徐州东侧,切断向徐州逃窜的黄伯韬兵团的退路,使黄兵团又窜回碾庄地区,被围就歼。如果没有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的战场起义,解放军就不能顺利渡过运河,对黄兵团以迎头痛击。如果黄兵团退回徐州,则会给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带来极大困难。所以,这个起义意义是重大的。正如毛泽东、朱德在致何、张起义的电报所说:“此举极有利于整个战争的发展。”在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在我党的努力争取下,敌一一○师师长廖运周率部举行战场起义。这场起义对于战役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当时我军在包围圈的南边只有六纵和苏豫皖独立旅,力量单薄。敌人是四个军,以四个主力师为先导,在坦克、飞机配合下,死令突围。一一○师起义虽然力量只有5000人,不算大,但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一是有廖的通报使我军预先有了准备;二是一一○师起义后给敌人以极大的震动,挫伤了敌之士气;三是打乱了敌人的突围部署。从而,我军得以打退敌人的突围。如果没有廖运周的一一○师起义,我们事先不知道敌人要突围,使黄维兵团跑到蚌埠,那么整个战役的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其次,猛烈的政治攻势,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士气,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我军在阵地前反复播送刘伯承、陈毅署名的《促黄维立即投降书》,在精神上对国民党官兵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在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后,敌军的处境十分困难,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敌军处于绝望之中,我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加强了政治攻势,实施攻心战术,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士气,敌军处在极大的混乱和绝望之中,整个部队不击自溃。前方阵地每天有整排、整连、整营的部队投诚。解放军一位炊事员,用一担肉包子换来了(招降了)国民党一个连的士兵。在围歼杜聿明集团中,我军就争取了敌军1.4万余人来降。解放军发起总攻不到4天的时间,杜聿明30万大军即全军覆灭。
  第三,猛烈的政治攻势,敌军的起义、投诚,壮大了人民解放军的队伍,改善了部队的装备。1946年夏毛泽东曾与斯特朗说过这样的话:“制止内战,消除内战,不能依靠联合国,只有蒋介石的士兵才可靠。”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军的士兵,大多是世世代代受压迫的农民,他们不会是死心塌地的敌人,是能争取过来的,而一旦争取过来,就将对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起重要作用。的确,淮海战役从实践上验证了这一真理。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国民党官兵起义共达28500人,他们被迅速改编为解放军,投入到了淮海战役中,壮大了我军力量。整个战役,我军争取国民党营以上成建制投诚者35000人。另外,经过强有力的军事打击,我们还俘虏了大量敌军。我军非常重视俘虏的改造工作,重视改造俘虏,即俘即补,充实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关于“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认真抓好溶俘工作,做到“即俘、即查、即教、即打”。淮海战役中溶俘数量之大,速度之快,效果之好,是从来没有的。由于补充兵员及时,人民解放军愈打愈壮大。据华野不完全统计,战役开始时,总兵力42万人,战役结束前已增至46万余人。敌军的起义投降,除了增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兵员外,他们还带来了先进的武器装备,改善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
  三、军政攻势结合,形式方法多样
  淮海战役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积累了丰富的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经验,采用了政治与军事结合,形式方法多样。
  第一,以军事打击为后盾,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紧密结合。要想从根本上摧毁敌人,必须进行猛烈的军事打击,这是战争的基本手段,是政治争取的前提和后盾。只有军事打击有力,政治攻势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在淮海战役中,我军正确处理了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二者之间的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沣、张克侠之所以能成功的率部起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我军兵临城下。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尽管何、张是中共党员也难以如此顺利成功地率两军三个半师起义。
  第二,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在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国民党军队中上下之间尔虞我诈,相互猜忌,矛盾重重。在淮海战役中,我军充分利用了敌军之间的矛盾,针对不同情况展开政治攻势,严重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比如对非嫡系的原冯玉祥旧部的冯治安部,我们就根据矛盾情况展开了政治攻势。冯部曾遭到蒋介石的多次整编缩编。在淮海战役前夕,因得不到信任,被调出徐州防区,放在我大军南下的首当其冲的台儿庄、贾汪地区守备。这就使冯部官兵普遍感到前途暗淡,生路绝断。我军适当地利用这种矛盾和不满情绪,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争取何、张率部起义成功。
  第三,上下结合,方式多样,对敌展开了全方位的立体政治攻势。在淮海战役中,不仅中央军委领导、总前委领导亲自作对敌宣传争取工作,而且就连一般的士兵群众也都投入到了对敌宣传争取工作中。如在战役的关键时刻,在杜聿明集团被围困后,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就亲自写信给杜聿明等,敦促其投降。而在部队基层,在前线,我军每个干部战士都行动起来,喊话、散发传单,送劝降信,立宣传牌等等。除这个上下结合外,还有一个上下结合,即争取敌军高级将领起义、投诚和瓦解敌军基层相结合。在战争实践中,我军还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政治攻势方式。如在淮海战役中瓦解敌军的方法就包括:广播喊话、迫击炮发射传单、树立标语和宣传牌、阵前上夜课、写信、送食品衣物、阵前小联欢、医治伤兵和遣送俘虏等,这些群众创造的方法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之,全方位的立体政治攻势瓦解了敌军,打击了敌军的士气,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基础部军事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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