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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河道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编辑日期:2013-1-6 15:02:13 来源: 发布者:徐州史志办 阅读次数: 5662 次

    

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河道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文·胡梦飞  

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我国南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对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促进沿线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明清两代定都北京,皇室、官僚和军队都依赖于江南漕粮的供应,保持漕运畅通事关国家安危,漕运可谓明清王朝的重要生命线。运河河道作为漕运的重要载体,其是否有效治理直接关系到南北漕运能否安全畅通。其重要性对明清统治者来说不言而喻。
  明代徐州段运河全长200余里,是京杭大运河极为重要的一段。明代每年由此北上的漕船约12000艘,运军12万人,运送漕米达400万石。正统《彭城志》记载:“徐居南北水陆之要,三洪之险闻于天下。及太宗文皇帝建行在于北京,凡江淮以来之贡赋及四夷之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万舸,昼夜罔息”。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就上奏称徐州段运河:“国家运道,全赖黄河。河从东注,下徐、邳,会淮入海,则运道通;河从北决,徐、淮之流浅阻,则运道塞。此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由于水陆交通便利,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河北的客商纷至沓来,以至于当时的徐州有“五省通衢”之称。正因为徐州段运河是沟通南北运河的枢纽,对它的治理和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一、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河道变迁情况
  明代前期徐州段运河河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黄、运合一,黄河与运河共用一个河道,治理黄河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漕运,保运与治黄密切相关,使得这一时期徐州段黄运关系的复杂化大大超越前代。明代后期治河专家朱衡对徐州段运河黄运交汇的特点曾有过专门的描述:“有清河至茶城,则黄河卽运河也。茶城以北,当防黄河之决而入;茶城以南,当防黄河之决而出。防黄河卽所以保运河”,“河出境山以北,则闸河淤;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桥四十余里间,乃两利而无害”。
  明人王轨在其《处河患恤民穷以裨治河疏》中说:“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充分反映出黄运两者之间的矛盾。明代中后期,由于黄河冲决对运道的威胁日益严重,明人朱国帧更是在其《涌幢小品》中惊呼:“黄河者,运河之贼也。舍黄一里,即避一里之贼,其苦如此”。总的来说,黄河的泛滥溃决是导致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河道变迁的最主要原因。
  (一)嘉靖年间南阳新河的开凿
  为了避开黄河泛滥溃决对运道的威胁,嘉靖六年(1527年),左都御史胡世宁提出了在昭阳湖左开一新河的建议。嘉靖七年(1528年),时任总理河道御史的盛应期,采纳胡世宁的建议,开挖南阳镇经夏镇至留城的湖东新运河,但朝廷内部意见不一致,工程只进行了四个月,正遇干旱,而昭阳湖西泗水运道仍能通漕。嘉靖皇帝令其停工,盛应期要求再延期一个月即可完工,惹怒了嘉靖皇帝,反将盛应期撤职查办。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七月,“黄河大决于沛县,漫昭阳湖,由沙河之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於塞百余里”。第二年春,督理河漕的朱衡决定继续开凿此河,并亲自督工。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新河成,西去旧河三十里,自留城而北,建留城、马家桥、西柳庄、蒋家桥、夏镇、杨庄、珠梅等七闸,全长一百四十余里。南阳新河竣工后不久,大批漕船便由新河北上,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这是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的第一次大改道。
  (二)万历年间泇河的开凿
  隆庆三年(1569年)七月,黄河再决沛县,“茶城淤阻,粮艘两千余皆阻邳州”。总河翁大立提出:“循子房山,过梁山,至境山,入地浜沟,直趋马家桥,上下八十里间开一新河”的建议。泇河发源于鲁南,南流过泇镇(今邳州市西北)后东汇沂水,东南至宿迁以西至董陈二沟入黄河。由于不久“黄落漕通”翁大立的建议未付诸实施。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黄河再次于黄堌口南决,使徐州段运河乏水,难以行舟,漕运被阻。于是开泇河之议又起。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总河都御史刘东星受命开泇河。他循舒应龙七年前挑挖的韩庄中心沟故道,凿良城、侯迁、台儿庄、万庄河道。但工程治河只完成十分之三时,刘东星病死,工程停工。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和二十八年(1600年)的这两次施工都没有最终完成开凿泇河新渠的任务。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总河侍郎李化龙始大开泇河二百六十里,避黄河吕梁之险。总河侍郎曹时聘终其事,运道从此大通”。这是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的第二次大改道。
  (三)清代康熙年间皂河、中河的开凿
  清初,漕运船只出清口后,入黄河,西北逆行约二百里,因董口淤而取道骆马湖,湖行四十里入沟河。又行二十里至窑湾口,接泇河入邳州境。但是“湖浅水面阔,线缆无所施,舟泥泞不得前,挑挖舁送,宿邑骚然”。康熙十九年(1680年),总河靳辅开皂河四十里,即以原直河口与董口之间的皂河为口通黄河,由皂河口向北偏西开河至窑湾接泇河。由于皂河口为黄水倒灌容易淤积,康熙二十年(1681年),又自皂河以东,历龙冈岔路口至张家庄二十里挑新河三千余丈,并移运口于张家庄,即张庄运口。自此,“飞挽迅利,而地方宁息,军民实庆永赖云”。
  张庄运口建成通运后,还有180里运道要经黄河行运。这段运河航线风大浪险,航道经常变化,不利于航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靳辅加筑清河县(今淮阴)之西黄河北岸遥堤后,于遥一缕二堤之间挑挖中河行运。中河自张庄运口并骆马湖水而东,至清口对岸,清河县西之仲家庄建闸泄水通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竣工。这是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的第三次大改道。清代靳辅开凿中河,使黄运彻底分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黄河对运河的不利影响,避开了黄河险段,使得元明以来所谓的“河漕”完全不复存在。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由山东利津入渤海。黄河改道山东,徐州运河河道因无水而无法行船,徐州运河遂告废止,徐州漕运历史结束。
  二、运道变迁对明清国家及徐州的影响
  交通自古以来就是徐州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明清时期体现得更为明显。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的河道变迁对明清国家和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运道的开凿使得黄运逐渐分离,大大改善了漕运条件,对明清两代的漕运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万历年间泇河开通后,不仅避开了徐州附近330里的黄河和徐州、吕梁二洪,而且运道径直,水源充足,漕运条件大为改善。正如万历年间开凿泇河的李化龙所言:“开泇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泇河开而运不借河,有水无水听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比朱尚书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招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苦赔,穷民得以养,善五;粮船过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运入泇河,朝暮无妨,善六。为陵捍患,为民御灾,无疑者一;徐城向苦洪水暴至,泇河既开,则徐民之为鱼者亦少,无疑者二”。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漕船由泇河新运道通过的已占三分之二,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通过泇河的漕船多达八千余艘。清代康熙年间靳辅中河完工之后,“连年重运,一出清口,即截黄而北,由仲家庄闸进中河以入皂河,风涛无阻,牵拽有路,又避黄河之险二百里,抵通之期,较历年先一月”。自此,“南北运河之全局乃定”。
  (二)新运道的开凿使徐州及其附近地区水系更加混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灌溉水源。
  新河道的开挖对徐州地区原有水系产生重要影响。如泇河开通后“齐鲁诸水挟以东南,营、武、沭、沂一时截断。堤闸繁多,而启闭之务殷,东障西塞而川脉乱矣”。当时的明清国家只知急漕而不暇顾民,经常夺农业用水而济漕,“自淮河以北,河泉诸水涓滴皆为漕用”。清代咸丰年间,黄河改道山东,原来的水利灌溉系统全部废弃,流经徐州600多年的黄河湮废了清泗古汴,黄土淤沙吞没了耕地,由于水源短缺,运河不能通航,陆地运输艰阻,农作物无法大面积种植和生长,产量极低,同治本《徐州府志》记载:“盖自河水荡决,黄沙无垠,徐下邑多被其患,向所称诸物产,或荒淤不复生”,这更是对明清徐州地区农业生产的沉重打击。
  (三)运河的改道,使徐州失去了赖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城市地位下降,商品经济迅速走向衰落。
  明代前期徐州段运河黄运合一,徐州是治黄保运的重点地区,地位特别重要,徐州段运河的治理关系明代漕运的全局。明代万历年间泇河开通后,避开了徐州、吕梁二洪黄河险段,漕运船只不再借徐州段黄河行运,河工关注的重点也下移到邳州以下至清口地段。这样,徐州不仅面临城市发展衰退的困境,甚至还会毁城的厄运。随着徐州城市地位的日益下降,其在明代治黄保运全局中的地位也逐渐被淮安、宿迁、邳州等城市代替。从万历末年到明朝灭亡,虽然徐州地区黄河水患相比泇河开凿之前更为严重,但因为徐州城市地位的下降,再加上国势衰弱,政局动荡,徐州地区的黄河水灾再也引不起明代统治者的重视。
  运河河道的变迁对沿线城镇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泇河开通前的明代徐州,舟车鳞集,贸易兴旺,商品经济繁荣,明人陈仁锡《重建徐州洪神庙记》称:“凡四方朝贡转漕及商旅经营者,率由是道”。成化年间,徐州“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朝鲜人崔溥在其《漂海录》中更是称徐州“物华丰阜,可比江南”。但是,泇河开通后的第二年,过徐州段运河北上的漕运船只就减少了三分之二,徐州的商品经济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大的衰退。“在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而稀疏,贸易亦皆冷淡”。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自通泇后,军民二运,俱不复经。商贾散徒,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矣”。泇河的开通成为明代徐州城市兴衰发展的转折点。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铜瓦厢,夺溜由长垣,东明入张秋,穿运河,合大清河入海,运河梗塞。徐州境内“黄沙弥望,牢落无垠,舟车罕通”,几乎等于偏方僻壤。
  (四)运河改道带动了新运道沿线夏镇、台儿庄等城镇的兴起。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南阳新河和泇河开通后,夏镇即成为山东运河南段仅次于济宁的商埠码头。奉旨总领河事的工部尚书朱衡即驻署于此,沽头分司也移驻至这里。为管理这段运河,明清两代都在这里设立夏镇工部分司。这里曾聚集过许多治河、治湖的官员和专家。隆庆元年(1567年),改夏村为夏镇。万历十六年(1588年),开始筑土城,清初始筑砖城。四方来此经商者逐渐增多,陆续出现了山西、河南、浙江、安徽、夏镇五个商帮。主要经销粮食、布帛、药材、烟草、茶叶及开设开设客栈和首饰铺,各种商号多达200余家。台儿庄位于绎县城南六十里,界连江苏邳州,为山东、江苏两省孔道。明正德时为台儿庄集。万历年间开凿泇河运道改经台儿庄,遂为水旱码头,市镇经济开始兴盛。清代以后,在运河航运的刺激下,台儿庄镇内沿运码头有十余处,凡来往船只“往往寄泊于此”,逐渐发展成为鲁南运河沿岸商业重镇,乾隆年间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庄”。
  三、结语
  明代徐州段运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黄、运合一,黄河在给漕运提供河道和水源的同时,黄河的泛滥溃决也导致了徐州段运河河道的变迁。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河道的变迁对明清国家和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新运道的开凿使得黄运逐渐分离,大大改善了漕运条件,对明清两代的漕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徐州及其附近地区水系更加混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灌溉水源。运河的改道,使徐州失去了赖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城市地位下降,商品经济迅速走向衰落。明代万历年间泇河的开凿对徐州城市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却带动了新运道沿线夏镇、台儿庄等城镇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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