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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古多凭翰墨留

编辑日期:2013-8-23 11:03:37 来源: 发布者:于康维 阅读次数: 次

    

览古多凭翰墨留
  ——徐州云龙山碑刻撷萃
文·于康维  云龙山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城区南端,因山有云气,蜿蜒如龙而得名。山上文化古迹相接,人文景观丰富。北魏时期,山顶开凿了大石佛像及众多小型造像,现有纪年题刻留存。唐宋两代,造像、题记连绵相延。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任徐州知州时,经常登临此山,曾醉卧山石之上,留下《登云龙山》诗及东坡石床胜迹。又与山中隐士张天骥结为挚友并共饮于放鹤亭,走笔而成《放鹤亭记》名篇及“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等诗句,遂使放鹤亭名振千载,此后寻古迹、拜苏踪者代相接踵。明清以来,文人雅士赋诗题名,泼墨挥毫,至清初赵琳题诗时,已见“诗篇赞石壁,书法汇名山”,后来继之者不乏其人,各擅胜场,终清之世乃至民国,屡有佳作,流传至今者不胜枚举,遂使云龙山之文化积淀益加丰厚。
  历史文化是一种精神成果,它的传承与积累,必须依靠具体可见的客观载体。恰如道光年间徐州丰北通判万醇在题刻中所说:“览古多凭翰墨留。”正是凭借历代碑刻的无声诉说,云龙山的历史文化才得以薪火相传,使其无愧于文化名山的称号。
  云龙山碑刻纵跨自北魏至近现代约1500年,特别是明清碑刻,存量大,史料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根据其分布位置,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云龙山碑廊——碑廊位于放鹤亭东侧,共陈列碑刻42通,计62石。其中著名的有《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系唐代僧人怀仁按照太宗李世民所撰《圣教序》及高宗李治(时为太子)所撰《圣教序记》,逐字搜集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墨迹刻制而成。此碑虽由集字而成,但点画的起落转侧,结字的收放向背,无不充分传达了王羲之书法的形态与韵味,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作。传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所书陈子昂《修竹篇》,笔画遒劲郁拔,结体开张舒展,鲜明展示了长枪大戟、绵劲迟涩的黄体特色。明代大家董其昌撰写并手书的《重修云龙山放鹤亭记》,碑体高大,以行楷入碑,写得自然率真,丰腴秀润,展示了超凡的艺术水平。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诗碑,书法劲挺舒展,真气弥满,飘逸而又沉稳,是难得的佳作。清乾隆帝所书苏轼《放鹤亭记》和自作《放鹤亭歌》,沉着挺劲而又华丽流畅,足为名亭增色。道光帝题赐两江总督陶澍的“印心石屋”横额,以及陶澍所刻相关图卷、诗文,记述了君臣相宜的一段佳话。此外,南宋画家周紫芝的《坡仙笠屐图》、元代画家黄公望的《跋岳鄂王书》、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的《登云龙山诗二首》、清代治河专家康基田的诗文及各家法书,均是十分可贵的艺术珍品。
  兴化寺碑刻——兴化寺在山东坡,是苏北地区闻名遐迩的古刹,留存古代碑刻众多。除佛教造像周边所存自北魏太和十年(486)至北宋政和七年(1117)的题记和游记38方外,寺内还有多处重要碑刻:大佛殿南墙内侧有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重修石佛寺记》,记载了兴化寺重要的重修历程,并兼及周边古迹如饮鹤泉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另有管理两淮盐政、署理河道总督、乾隆朝慧贤皇贵妃之父高斌诗碑,诗风清丽自然,书法秀逸简静。寺内北院还有明代摩崖题刻10余方,其中多为弘治年间之作,有倡议重修本寺大佛殿的印绶监太监高瑛,出资并奏请整修北京潭柘寺的司礼监太监戴义,以及司礼监太监赵忠、内官太监覃观等人题刻,并有明代官员如中顺大夫大理寺右少卿陈璿、户部郎中马辂、考功员外郎李赞等题名。此外,尚有清代徐州知府李根云、周焘等官员题刻,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可观。
  大士岩碑刻——大士岩在山西坡,为康熙年间徐州知州姜焯为守护放鹤亭所建,后独成胜景。正殿内有传为宋苏轼所书草书《登云龙山》、明解缙的狂草临古法帖、清乾隆帝题联等名家碑刻。留存更多的是关于大士岩创建及重修历史的碑记:如徐州历史上唯一的状元李蟠所撰《郡侯姜公开建大士岩记》,行文质朴而简练,叙事明了而流畅,又如《大士岩捐造铜钟姓名碑记》、《大士岩赡田碑记》等,均是了解大士岩创建历程的重要资料。此外,清乾隆帝于此书刻苏轼《放鹤亭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对诗中词句进行考辨,自谓书法仿苏轼体,实则兼有黄庭坚意味,为乾隆书法中少见的别体。院内石壁有道光十五年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陶澍题写的《登云龙山晚眺偶成》七律一首,后有次年麟庆的步韵奉和之作,并附陪同官员武陵汉、王启炳、田宝裔、晏曙东、万醇、王文炳、杨鸿彬等人的和诗,形成一组完整的唱和作品。
  东坡石床碑刻——东坡石床位于西北坡,为苏轼观览醉卧之处,刻有他所作《登云龙山》柏梁体诗一首:“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附近石壁上有明清两代多位官员及文士的步韵和作。此外,明湖广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冯诚书《游黄茅冈记》,记述了天顺二年(1458)名士缙绅的一次雅集活动。成化六年(1470)的《续喜雨亭记》,文辞工整流畅,书法仿唐代颜真卿,而师古不泥,刚健遒劲,深得“真颜不肥”之妙。顺治十三年(1656)户部贾壮《新修紫翠轩记》及《紫翠轩诗》,描绘了当时黄茅冈一带的秀丽风光。以前相关资料对东坡石床碑刻数量统计不确切,经反复核查,此处共陈列有碑刻37方。
  山西会馆碑刻——山西会馆位于山东坡,为清代徐州地区的晋商捐资在关圣殿、相山祠的基础上修建,为晋商联络、聚会、交流之所。馆内有顺治十八年(1661)的《重建云龙山关圣殿记》、清乾隆七年(1742)的《扩修相山祠记》、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创修五圣尊神碑记》、道光五年(1825)的《重修山西会馆碑记》、光绪十三年(1887)的《重修山西会馆记》等碑刻,这些碑刻概括展示了山西会馆200余年的发展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徐州地区的商业贸易状况。
  其余景点散列碑刻——云龙山景点众多,除前述包含成组碑刻的以外,其他各个景点也几乎都存有零散分布的古代题刻。如位于云龙山北大门的明万历十四年(1586)徐州兵备右参政莫与齐的“云龙山”大字题刻、位于饮鹤泉边的明天启三年(1623)户部主事张璇的“饮鹤泉”题刻、清乾隆帝的“黄茅冈”题刻、清初徐谓弟的《宜亭成》、丁浴初的《望湖亭新成》、光绪年间徐州知府桂中行画像及像赞、民国时期戴季陶所题“造林兴学,富国强兵,发扬文化,保障汉京”、于右任为徐属各县抗战烈士纪念塔所题“中原血垒”、陈舜畷题津浦铁路抗战殉难员工纪念碑等。这些碑刻与所在景点情景交融,相得益彰,有的碑刻因其重要地位,本身即具有独特价值,构成独立景点。
  云龙山碑刻存量较多,内涵丰富,以文章、诗词、图画等艺术形态展示祖国传统文化魅力,传承民族道德风尚。深入发掘其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并以适当形式加以合理利用,对于展示城市历史文化、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乃至促进文化建设发展,都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1、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热爱祖国、追求真理、进取拼搏、坚贞不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宏大体系中最积极、最耀眼的成分,是民族精神的灵魂。云龙山碑刻之中,抒发爱国热情、歌颂祖国壮丽山河和英雄人物以及大义为重、忘我奉献精神的诗句比比皆是。如《怀仁集圣教序》,记述了玄奘法师忠于理想,“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舍身求法的艰苦历程,此即鲁迅先生所赞“中华民族的脊梁”。黄庭坚(传)所书陈子昂《修竹篇》,清严烺在跋文中明确指出其“有取于‘岁寒霜雪,金石坚贞’之句”的主旨。多处分布的抗战题材碑刻,表达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誓死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定决心,讴歌了抗战烈士“为国捐躯之精神”、“取义成仁之一念”。较之言传口授、书面阅读等方式,碑刻以实物为载体,把民族精神的发扬传承转化为具体物态的形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更易为人民群众体会和接受,是极为宝贵的教育素材。
  2、提升国学修养——云龙山碑刻随景而设,数量丰富,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户部主事贾壮在题刻中即称,仅东坡石床一带就已是“环观石壁,唱者和者,宛一图书府也。”而这座图书府所陈列的碑刻式“图书”多以文言文、格律诗等祖国传统文学体裁为表现形式,文辞优美,可吟可诵。究其内容,虽含有部分封建思想的消极成份,但更多的是宣扬清廉为政、不慕浮华、诚实守信、自强不息等传统美德,实为提升国学修养的活样本。
  3、书法艺术宝库。从艺术价值上说,云龙山碑刻书法的创作者自东晋以下,直至近现代,诸多名家,各展风采。字体则篆、隶、楷、行、草五种俱全,风格则钟、王、欧、颜、苏、黄、赵、董各体皆备,堪称书法艺术宝库。令人赞叹的是,其中某些作者本无书家之名,但其书法造诣极其精深。如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的《同江司徒小酌云龙山》和《再登云龙山》诗碑,以黄庭坚体大字行书写就,既深得黄体遒劲郁勃、气势开张的精髓,又以丰腴滋润的用笔一洗学黄者易染的枯瘦习气,比之同擅黄体大字的文征明等专以书法明世的大家,亦足以抗衡。此外,碑刻以原尺寸、原布局展示书作本来面貌,其艺术感染力、震撼力均远胜书册式影印碑帖,具有影印碑帖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4、完善史料信息和实物见证——碑刻所载史实广泛涉及千余年来、特别是近几百年来徐州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历程,这些内容对于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而言,或可弥补其缺失,或可充实其疏简,是十分宝贵的资料。如清咸丰九年(1859)安徽候补直隶州知州李芬所撰《重修放鹤亭记》,记录了咸丰八年(1858)清军为镇压捻军起义而重修放鹤亭,添建炮台,驻扎兵士,以及为保障兵士用水需要重浚饮鹤泉的史实,内容详实,脉络清晰。碑文列叙前述史实,并称其“堪证志乘之失,并一洗千古传说之疑。”另如,关于云龙山山西会馆的创建发展史,地方史志均无记载,惟赖会馆各碑的详细记述,才使以上史实得为今日的人们知悉。再如近在几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期间,津浦铁路员工为转移难民、抢运物资而辗转多省,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壮举,在徐州当代史上少有言及,甚至连记事甚详的《徐州百年大事记》上也无此记载。幸而此碑完好保存,使这一重大事件得以流传,这对于抗战历史是一段极有意义的补充。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山,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云龙山的灵魂所在。而遍布各处的碑刻,正是其传魂之体,是促进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由于年代历久,云龙山碑刻中的绝大部分是以传统的文言文、格律诗为表现形式的,其中有不少文字形态还采用了古体、异体或草体等较难识别的样式,再加上风雨侵蚀及人为破坏造成某些碑刻字句不全,所以,这批碑刻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艺术内涵仅为少数专业人士所了解,尚未被普通游客群众所熟悉、接受。因此,尽快展开进一步的整理与解读,以通俗明了的方式将其价值展示给人民群众,便成为当前亟待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十分必要。可以想见,明珠隐于山中,宝光暂敛,识者寥寥,一经拂拭,必将风采焕然,璀璨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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