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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徐州传播的概况

编辑日期:2013-8-23 11:42:16 来源: 发布者:郭洪亮 阅读次数: 次

    

天主教在徐州传播的概况
文·郭洪亮  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Christianity),在公元一世纪时起源于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在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随着教会内部权力分配不均的矛盾日趋尖锐,基督教逐渐呈显分裂之势,最终在公元1054年彻底决裂。分裂以后的东部基督教会为标榜自身的“正统性”而自称“正教”(Orthodoxia),因为它属于东部教会,又称作“东正教”;西部基督教会则强调自己的“普世性”而自称“公教”(Catholicity),因为其领导中心在罗马,所以亦称“罗马公教”。我国民间又将“罗马公教”俗称为“罗马天主教”或“天主教”。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徐州作为华夏版图中重要的地理单元,亦有很长的天主教传播史。本文从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对天主教在徐州传播的情况进行约略择要的概述,以望清晰地勾勒出1949年以前天主教在徐州传播的轨迹和发展的脉络。
  一、古代时期
  现在世界上公认的基督教(天主教)入华时间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而当代中国基督教神学研究专家汪维藩先生在对徐州汉画像石的考察中却发现,一批凿刻于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6年)的画像石上出现了以龟、飞鸟、走兽、牲畜和爬虫组成的“上帝创世”为内容的圣经故事以及反映早期基督教艺术风格的图案。他认为,早期基督教远在东汉时期就已传入中国(或许传入到现在的徐州地区)了,比世界公认的基督教入华时间提前了550年之久。之前尽管有一些学者提出,早期基督教可能在东汉时期就传入了中国。但此说缺少实证,始终无法确定。汪维藩先生的这一重大发现无疑为该说法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天主教自李唐时代传入中国以来,历经唐末、五代和两宋近四百年的沉寂绝迹之后,于蒙元时期随着蒙古铁骑的西征再度东来、进而流布华夏。目前尚未见到元、明两代天主教在徐州传播的文字记载,但是从十四世纪初期到十七世纪中叶的300余年里,徐州留下了大批西方传教士经此北上南下的足迹,却是不争的信史。过境徐州的西方传教士中就包括了鄂多立克(Odoricus de Portu)、利玛窦(Matteo Ricci)、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等一些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彪炳千古的著名人物。
  鄂多立克是意大利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十四世纪初期,他再由印度浮舟东渡来到中国。元代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他由扬州沿京杭大运河北上途经徐州直抵大都。公元1330年,他在病中口述在华游历经过,由同会会士索拉搦(Gulielmus de Solagnna)笔录著成《东游录》。
  虽然《东游录》的篇幅较《马可波罗行纪》为小,但书中所述的许多亲历亲闻有不少是《马可波罗行纪》里未曾涉及到的新鲜内容,如:该书第一次向西方报道了中国妇女缠足的习俗;它还就运河沿岸城邑的宗教信仰和生产生活状况做了翔实的记载。鉴于鄂多立克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公元1881年国际地理学会在威尼斯立其铜像,以示纪念。后人将鄂多立克与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尼哥罗康梯(Nicolo Conti)并称为中世纪世界四大旅行家。明代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著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和同会会士郭居静首次由扬州溯运河北上,经徐州进入北京进行游说活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玛窦偕同会士庞迪我携带自鸣钟、西洋镜、圣像、舆图等西洋贡品再次从扬州沿运河北上,经徐州直达北京活动,终获留京居住之便,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清代初期,由于康熙帝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影响到清廷对西方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态度。在中西“礼仪之争”以前,康熙帝对天主教还是采取了一些较宽容的政策。明清之际在中国活动的天主教此时也走到了鼎盛阶段。因为徐州毗邻当时天主教在华三大活动中心之一的南京,又是耶稣会传教士往返江南、山东两地布教的通关要衢;再则徐州境内地势坦荡,交通便利,村落相望,人烟稠密,是理想的传教之地,自然引起耶稣会的高度重视。大约在康熙十一、十二年间(公元1672年—1673年),法籍耶稣会士汪儒望(Jean Valat)就来到徐州传教了,从此拉开了徐州开教的历史帷幕。随着耶稣会源源不断地向徐州派遣传教士,天主教开始逐渐地向徐州周边属县蔓延开来,如: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法籍耶稣会士就开始到徐州西北的沛县传教了。此外,康熙年间仍有大批的西方传教士沿运河经徐州地区北上或南下,如: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六位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yet)、李明(Louis Le Comte)、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ion)、刘应(Claude de Visdelou)携带浑天器、象显器、千里镜、量天器、天文经书以及路易十四赠送给康熙皇帝的一套装潢精美的画集从欧洲经东南亚来到中国杭州,然后再由杭州沿运河北上,经徐州东境的宿迁、邳州直达北京;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张诚、白晋两位耶稣会士扈从康熙帝由北京顺运河南下,再经邳州、宿迁南巡至苏州和杭州。但是天主教在徐州的传播并没有得到迅速发展,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的愈演愈烈,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清廷终于宣布禁教。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1735年),清廷颁布了更加严厉的禁教令,迭经乾隆(公元1736年—1795年)、嘉庆(公元1796年—1820年)两朝对在华天主教势力的大加打压,天主教在徐州的传播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二、近代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根据《天津条约》里允许外国传教人员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规定,大批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进入中国内陆各省进行传教。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一百多年前撤离中华国土的天主教耶稣会也于此时重返徐州故土,继续传播“上帝的福音”。这一时期,天主教在徐州的传播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法籍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时期;第二阶段是以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时期。
  (一)以法籍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时期(1882—1931)
  纵观近代天主教在江苏的传播路线,是从江南开始再到江淮最后到黄淮地区,呈现南北递传之势。所以,天主教传到徐州的时间相较苏南、苏中地区为晚,但是传播势头强劲,不比江南逊色。横观天主教在徐州一府八县的传播途径,则呈东西走势,如:天主教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传播到徐州东部的邳州、宿迁等地;而徐州西部的丰、沛、萧、砀山等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传入天主教。这是因为在近代铁路交通兴起之前,江南传教士们主要沿运河北上徐州布教,从而最先到达了徐州东部位于运河沿岸的城镇。该时期在徐州活动的天主教修会共有六个:耶稣会、圣方济各会、鲍斯高会、乌苏拉会、献堂会和圣母无染原罪会,其中耶稣会承担了在徐州传教的主要任务。根据在徐州活动的耶稣会士的国籍来看,涉及到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加拿大等国的神职人员,其中以法籍耶稣会士人数最多。
  最先来到徐州府城传教的是极富传奇色彩的法籍耶稣会士艾赉沃(Leopold Gain)。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六月七日,艾赉沃首次来到徐州考察情况;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九月,他第二次来到徐州,在城东南隅租民房数间作为传教立足之处,并开始筹划建堂开教事宜,但先后两次遭到乡民和科举生的激烈反对。十月,他被逐出徐州府城并被押解出境后,就转往睢宁和砀山侯庄两地建堂传教去了。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五月十五日,他第三次来到徐州传教,并在城隍庙街建了一座简易的小教堂。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他从山东聘请天主教德籍传教士吴若瑟来到徐州建造教堂。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教堂在城隍庙街(今青年东路)正式开工建造后,历时两年有余,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终于建成了一座气势恢宏的罗马建筑风格的大教堂,取名“耶稣圣心堂”。它是当时徐州城内最为高大的建筑,同时也是当时江南教区中屈指可数的大教堂之一。同年六月,天主教江南教区徐州总铎区成立,艾赉沃担任总铎并主持徐州教务。在艾赉沃和其它耶稣会士的共同努力下,到二十世纪初期,天主教已遍布徐州八县的许多通关要津、城邑重镇了。到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时,徐州已俨然成为法籍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一个非常稳固的传教基地,共有教士17名、建立教堂13处、天主教徒32780人。艾赉沃以在徐州建堂开教的特殊业绩被视为近代法籍耶稣会士在徐州传教事业的奠基人。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艾赉沃调回上海以后,法籍耶稣会士汤义方由上海来到徐州主持教会工作。到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汤义方调回上海后,加拿大籍耶稣会士盛都恒又来到徐州主持教务。这个时期,在徐州的天主教相较晚清时期来说,又有很大的发展,并逐渐地向徐州八县的偏远乡村渗透。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到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间,天主教又在徐州地区增建了砀山、丰县、汪阁、大许家、杨庄集等五处教堂,使徐州总铎区的天主教堂增至十八处;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时,徐州天主教徒为4.7万余人;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时,增至5.2万余人。由于天主教在徐州的迅猛发展,在华耶稣会的上层领导人物对徐州传教区格外重视。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江苏宗座代牧主教姚宗礼专程从上海代表南京教区来徐州视察教务;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冬,在华耶稣会法籍助理主教惠济良(Mgr.Augustus Haouisee)也从上海来到徐州巡视教务,并施行“坚振圣事”。
  (二)以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时期(1931—1949)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法国青年大多应征入伍,海外传教事业后继乏人,徐州正常的传教活动难以维持。于是,法籍耶稣会士们把眼光投向那些在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加拿大法语区的耶稣会士,急切地呼吁他们来徐州传教。在这种背景下,大批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们登上了徐州的传教舞台,并逐渐取代法籍耶稣会士成为传教的主力。
  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以递速渐进的形式来到徐州。一九一八年首批两名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但只有一人于翌年到达徐州。一九二零年加拿大耶稣会又派遣第二批三位传教士来华,但他们都未到达徐州,而是在上海徐家汇学习了三年汉语后回国了。从一九二四年开始,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加拿大耶稣会法语省修会已把向海外派遣传教士列为正式计划,相应的配套机制也建立起来,于是大批的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被频繁地派遣到万里之遥的徐州传教。据统计,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到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的十六年间,共有七十一位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来到徐州。
  以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七月一日天主教徐州总铎区升级为徐州监牧区为界限,可以把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传教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一九一九年首名传教士来到徐州开始至一九三一年徐州监牧区成立前为止。在这个时期里,徐州在教会管理体系上隶属法国在华耶稣会下属的江苏宗座代牧区。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置身于该体系下,与法国耶稣会士们并肩传教。第二个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徐州监牧区成立开始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为止。在这个时期里,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开始负责徐州监牧区的教务,逐渐代替了法籍耶稣会士在徐州传教的地位。从此,徐州成为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的传教专区。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六月十八日,徐州监牧区升格为徐州宗座代牧区,成为代表罗马教廷管辖教务的行政区,美籍耶稣会士邰轶欧(Philippe Cote)担任代牧主教。同年八月二十九日,罗马教廷驻华代表蔡宁(Mgr.Mario Zanin)总主教专程来到徐州为邰轶欧举行祝圣礼。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罗马教廷宣布成立天主教徐州教区,邰轶欧升任教区正权主教。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亲自来到徐州为邰轶欧主持就职典礼。
  天主教徐州教区主教邰轶欧鉴于徐州在中国天主教中的重要地位,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四月二十日,宋美龄女士从南京来到徐州天主教“耶稣圣心”大教堂视察,并拜会其在美国读书时的同学邰轶欧主教;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来到刚成立不久的徐州教区视察;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十二月一日,徐州解放。四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就来到天主教“耶稣圣心”教堂视察,并宣传党的宗教政策。这个时期里,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在徐州的传教工作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天主教发展更加迅速,达到了徐州开教以来的鼎盛阶段。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天主教徐州教区共辖丰、沛、萧、铜山、砀山、睢宁、宿迁、邳州8县6个总铎区,29座堂口,260个下会点,天主教徒88819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九五三年徐州市人民政府驱逐了拒不执行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天主教徐州教区主教邰轶欧,一九五四年又勒令在徐州活动的所有外籍天主教传教士撤离徐州,离开中国。从此,加拿大法裔耶稣会士们结束了在徐州长达三十五年的传教生涯。
  结 语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徐州既是天主教传播流布的重要区域,也是东西方两种异质文化抵牾碰撞的主要阵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徐州,有着以浓厚血缘关系构成的一脉相承、亘古不变的宗法一体化社会,儒家文化的伦常礼教是徐州世俗生活中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重要规范,它突显出重现实人生、轻人神宗教的的文化价值观。而以系统宗教神学为文化内核的天主教所宣扬的世界末日、拯救灵魂无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相悖逆;不宁唯是,其宣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更为封建时期严肃等级秩序的徐州世俗社会所不容。所以,两种文化在徐州摩擦碰撞是在所难免的。笔者看来,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天主教文化为代表的两种异质文化在徐州的交流碰撞中,有两条固定可循的基本线索:一是文化层面上的线索;二是政治层面上的线索。这两条线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不过在古代时期,文化因素在两种文化冲突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到了近代,政治因素则占居主导地位了。归根结底,东西文化之所以在徐州交流碰撞,都是由徐州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经济形态所最终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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