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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徐州教案与官、绅、民之关系

编辑日期:2013-12-26 10:50:55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近代徐州教案与官、绅、民之关系

文·李玉铭(导师赵明奇)  挟裹着近代不平等条约重新东返徐州的西方传教士,由于身负浓重的西方殖民色彩以及承负着传播异质文化的特殊使命,使其在近代以来徐州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中西文化在徐州的良性互动;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成为中西异质文化在徐州发生激烈冲突的导火索,使得清朝徐州地区的教案层出不穷、民国时期的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在这种斗争与冲突中加速了徐州城市向近代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一、晚清时期的徐州教案
  清朝徐州地区的教案在近代中国四百余起教案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以说是晚清时期中国教案的一个缩影,就其教案所处的背景、爆发的规模和斗争的形式及内容,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宿迁峰山教案为代表的“渐激阶段”;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砀山大刀会反洋教为代表的“暴烈阶段”;以义和团运动之后徐州八县大刀会余部反洋教斗争为内容的“趋缓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光绪十年和光绪二十二年的徐州教案。
  (一)光绪十年的徐州教案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天主法籍传教士陶斯永偕直立人蔡慎远来到徐州租房传教。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二月,乡民“偶因遗失物件”与蔡慎远争吵,双方“势将用武”。铜山知县袁树勋“驰往解散”,并“酌给蔡姓川资,劝令他往。”同年八月,童生云集城内科考,乡民又聚众“与教士为难”,捣毁住所并将法籍传教士陶斯永、艾赉沃两人押送出城。袁树勋得知后,遣人对两个洋教士“酌量资助”并“派丁役护送出境”。事后,陶斯永等传教士要求收回先前“所购徐民翟锡禄之民房”,以作日后“回徐传教之所”。但是,翟锡禄在向洋人卖房之前,早已立约将此房“抵借陈姓款项”,况“翟锡禄出外避匿,不知去向,无从讯理”。这使得教方与陈姓为争房屋所有权势不相让,以致英、法驻华领事频频向总理衙门来函急催,两江总督、徐州道、府和铜山知县各级官吏为之函札往来,思忖斡旋。该教案肇始于“教士被逐”,迭经“毁物赔偿”之杯葛,至“争房还堂”达到高潮,英、法驻华领事、传教士以及中央、地方各级官员和广大的徐州民众卷入其中,使得案情曲折跌宕、案事经年未决。
  (二)光绪二十二年的徐州教案
  十九世纪末期,世界几大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并由此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作为列强文化侵华的急先锋——传教士已渗透到广袤的中华内陆各处,使得早已沟隙较深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起来。此时,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着以民间秘密结社为主要形式的反洋教斗争。徐州大刀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斗争舞台,从而把晚清时期徐州地区的反洋教斗争推向了高潮。
  发生在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69年)的徐州教案,是根深蒂固的民教矛盾激化的结果,导火索是砀山大户庞三杰“因教民刘荩臣抢麦起衅”,才“联络大刀会千余人,焚烧刘堤头教堂。”那次斗争不仅波及甚广,“丰、沛、萧、铜山、宿迁乃至山东单、曹等地大刀会纷纷响应”,而且规模宏大,大刀会抱着“非毁尽教堂不散”的决心,“先后捣毁丰县戴套楼等二十余处教堂”,并且和前来镇压的官兵“在马良集鏖战”,震动法国驻华公使。在法国驻华公使的抗议下,清廷向徐州及临近省地方官府发出“实力搜缴,速为剪除”的谕令,“会匪于徐州属内一年正法多至八百余名”,大刀会首领之一彭桂林“为江南徐州防营民团擒获”。至此,徐州地区以大刀会为组织形式的旧式反洋教斗争接近了尾声。
  二、徐州教案与官、绅、民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所宣扬的“中外之防,自古所严,一道同风,然后能治。”两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一道同风”便是把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风俗、心理统一在儒家尧、舜、禹、汤、周公、孔孟的圣道之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基督教以迅雷不掩之势强行进入中国,并逐步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其所宣称的“吾非除旧何以革新,欲求吾教之新,必先求彼教之毁”的宗教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势必会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造成一定的危机,不可避免的要与传统的中国精神文化发生冲突,这是晚清教案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晚清发生在徐州的两次教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作为晚清中国教案的一个缩影,它深刻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教案发生这一深层次原因,又从侧面表现了面对这一冲突时,当时徐州地方官员、乡绅和民众在各自利益面前,由于其错综复杂的矛盾心理,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
  (一)地方官员与徐州教案
  处于民教两大尖锐对立实体之间的地方官吏即是维持民教日常关系的管理者,又是民教冲突时的仲裁者,更是列强和清廷不满教案处理结果时的受过者,因此,他们在这条敏感关系链上对待西方宗教及传教士的态度是:由初始的“护教防民”到“避教息民”最后到“顺教抑民”。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北京条约》的签订,清廷确立了“护教抑民”的政策,因而屡次谕令“各地方官仰体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妥为驾驭,弗令滋生事端。”作为朝廷命官的徐州各级官吏自然要“仰体朝廷之苦衷”,以朝廷“护教”谕令是瞻。在光绪十年的徐州教案中,知县袁树勋首当其冲,当他获知乡民“与教士为难”后,便“飞诣弹压”。两洋教士被逐出城后,他即“派丁役跟踪访寻,妥为照料”,并“饬差保寻获(洋人)所失物件送还。”最后,他又对被逐教士“酌量资助,派发丁役护送出境。”可谓不折不扣地执行朝廷“护教”之谕令。可是客观的说,包括袁树勋在内的徐州各级官员对与中国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的西方宗教文化并无好感,尤其是部分西方传教士在地方上擅作威福、僭越权柄、包揽词讼、干预政务的做法已极大地威胁到这些官员在地方统治的权威性,这已成不可容忍之事。因此,在清廷“中外和好”的大环境中,徐州地方官员只得采取避开洋教、不和洋教士打交道的策略进行消极地反教。袁树勋就曾向督、道、府上级衙门建议“……转致领事,即将总铎及教士一体撤回,免滋事端,地方幸甚,官民幸甚。”在徐州官员这种消极反教策略中,可以说是政治因素多于文化因素。但正如徐州知府桂中行所说:“洋人生性坚执,难保不复再至。”西方传教士怀着“基督救世”的文化殖民心态是不会放弃徐州这块传教重地的。那么,对于不能违抗朝廷“护教”谕令又无法阻止传教士来此布教的徐州官员来说,最终只得妥协退让、“顺教抑民”了,以致后任的铜山知县蓝采锦“劝谕阖境民人务与教士永释猜疑,听凭传教,各不相扰。”从而,徐州地方官吏在以后的民教冲突中逐渐地走向了民众的对立面,大大加深了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
  (二)地方乡绅与徐州教案
  介于官吏和民众之间的乡绅阶层在教案中所持有的态度应值得注意。乡绅,近于官而异于官、身似民却迥于民,是官与民之间的特殊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享有功名和声誉,是官僚队伍中的退役或预备者,在地方社会上颇具影响力;在经济上他们属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范畴,是乡土社会中经济实力的代表。正因为他们在野而又极具号召力的特殊身份,所以不像地方官吏那样在教案中委蛇逡巡,而是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反洋教中去,并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担当领导者的角色。光绪十年的徐州教案发生的当天,正值童生科考,“应试送考来城者,人亦不少”,于是就出现了“乡民有与天主教为难”、洋教士被“逐出东门”之事,从中不难看出以知识份子为代表的乡绅阶层在教案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徐州地方官吏对此时洞若观火,以致被逐洋人仍欲回城时,袁树勋不得不发出警告:“此地风气刚劲,民教龌龊,转即府试,人尤众多,恐致别生枝节。”探究乡绅反教的动机,则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第一,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从事反洋教斗争。此次教案正值中法战争期间,民族危机异常严重,而基本上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乡绅阶层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卫意识,自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踏着不平等条约来到徐州布教的法籍传教士身上。正如袁树勋在分析教案缘由时所说:“伏思法人构衅,扰我海疆,凡属士民,同深愤恨。徐郡民情强悍,仗义好勇,消息传来,更抱愤懑不平之气。”第二,传教士严重损害了乡绅的经济利益。这主要表现在传教士非法侵占乡绅的房产和土地方面。自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清廷同意归还雍正年间被没收的教堂旧址后,传教士便以“还堂”为名肆意勒索房产、占掠土地,致使不少乡绅的私房和土地落入教会之手。如: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传教士在萧县马井为建教堂一次就占地四十亩。这样就无疑把乡绅推到传教士的对立面了。第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极大地动摇了乡绅在基层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乡绅是教谕乡里的文化代表,仲裁宗族事物的权威人物,同时也是儒家纲常礼教思想的坚定维护者。但宣扬“上帝面前皆是兄弟”的西方宗教一气迥异的文化精神冲击着以严格社会等级秩序为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这无疑从文化层面上否定了乡绅在乡土社会中的权威地位。这样的后果使得不良教民在传教士的庇护下,敢于抗拒租役、作奸犯科并公开与乡绅抗衡。以上这些因素最终迫使乡绅主动地站在传教士的对立面,并在一定阶段组织和领导着斗争。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待乡绅反洋教的问题,不能因为他们曾经起着领导作用就蓄意拔高其斗争的态度。毕竟乡绅作为统治阶级中的基层力量,有着与封建官府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清廷颁布一系列庇教抑民的谕旨时,徐州地方官员首先在反洋教的立场上退缩妥协,而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和官吏有着密切联系的乡绅此时也绅随官转,最终大部分走上了妥协,从反洋教的领导角色中退出。
  (三)地方民众与徐州教案
  对于广大的徐州民众而言,他们则是历次教案中坚决而又强大的斗争主力。这是因为他们是民教矛盾中的直接受害者。伴随着列强军事侵略而来的部分传教士,不仅自己从事非法勾当、为害地方,而且还充当一些不法教民的保护伞,纵容他们在乡里霸占田产、坑蒙诱骗。对此,官府又奈何不了,使得乡民“有屈不能伸,有冤不能喊”,与不法教民和传教士积怨日深,最终采取了以暴力对抗传教士的斗争方式。可以说,处于民族矛盾尖锐对立一方的民众有着官、绅所不能企及的斗争意志,他们是晚清时期徐州地区反洋教斗争的主要力量。
  徐州大刀会是清代阶级矛盾激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下的必然产物。自清代中叶以来,国内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破产的农民阶层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失业游民群体;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这又造成大批城乡劳动者的失业游离,更加扩大了无业游民的队伍。这些徘徊于传统社会边缘的游民群体为了生计,既要与天灾人祸相抗争又要和国内封建势力、国外侵略力量的欺压相抗衡,迫切需要结成互助的团体。徐州大刀会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作为民教矛盾中的直接受害者的地方民众,他们的斗争性质呈现出翻地反封建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为传教士游荡于城乡各处传播异质文化的同时,还袒护着不良教民的种种劣迹。他们在地方社会对民众的政治压榨、经济掠夺和文化冲突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对华殖民侵略的具体形式,而他们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徐州大刀会在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的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反洋教斗争既是对西方教会在华权威地位的否定,也是对“媚教抑民”的晚清政府的否定。因此,他们斗争应属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
清末徐州大刀会反洋教斗争情况简表:
  注:本表资料取自赵明奇主编:《徐州府志》 新千年整理全本中华书局2010年版;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编:《清末档案》 中华书局1898年版;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 奏疏》 文海出版社中华民国五十七年版。(责任编辑: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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