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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日本殖民文化对徐州的侵略

编辑日期:2014-6-3 15:34:57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抗战时期日本殖民文化对徐州的侵略
文·郭洪亮
  1938519日军攻占徐州后,不仅从事疯狂的经济掠夺,还进行着险恶的殖民文化侵略。他们向徐州民众输送殖民文化,对徐州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贪婪的掠夺和破坏。
  一、奴化宣传
  徐州的日军特务机关和汪伪政权为钳制人们的反日思想,加紧了奴化宣传活动,宣抚班就是他们实施“教化安抚”的重要组织。宣抚班对徐州民众施以“怀柔政策”,进行露骨的殖民奴化宣传,鼓吹“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以规劝人们成为天皇的“顺民”。
  宣抚班为了化解人们的仇日情绪和软化他们的反日思想,很注重对徐州民俗的“研究”。他们幻想以此作为亲民的突破口,改变他们在徐州民众心中的狞狰形象。1941年农历715日“鬼节”这一天,宣抚班在徐州济众桥西设坛诵经,为中日两国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超度“对徐州民众奴化宣传”,在故黄河里点放“荷灯”寄托“哀思”,以此收买人心。他们还注重以颓废消极的思想来消磨徐州民众的民族意志。徐州和丰县的宣抚班把大量带有日本风光、歌舞伎的明信片以及宣扬“武运长久”、“东亚共荣”思想的画报免费送给民众阅览,以此荼毒精神。
  宣抚班是建立于军事侵略基础上的特殊文化机构,为满足殖民侵略和占领的需要,往往会撕去“友善”的伪面具,以血腥的法西斯手段向人们强行灌输奴化思想,扩充汉奸力量,达到以华制华,永久殖民统治中国的险恶目的。1939年睢宁的宣抚班成立了旨在培养汉奸的“青年训练所”,向抓捕过来强制学习的青年学生们灌输“大东亚圣战”和“倒蒋灭共”的思想,企图引导中国的青年一代去仇恨自己的祖国。宣抚班还通过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愚弄徐州民众。1940年丰县的宣抚班出资在文庙绘制了孔子圣像,并每年举行一次祭孔大典。其真正目的不在祭孔而在于把人们禁锢在封建旧思想的体系中,以利于殖民统治。
  除了宣抚班的殖民活动以外,日本侵略者还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奴化宣传。他们在徐州相继创办了《陇海新民报》等8种宣扬奴化思想的报纸。1938年日军特务机关在徐州户部山设立了广播电台,以日语和汉语来转播日本及伪北平、南京电台的奴化节目。1940年日军在徐州修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纪念碑”和“东亚建设之先驱纪念塔”。1941年伪苏北行政公署在徐州成立了苏北话剧团,演出许多宣传“中日满亲善”和“大东亚共荣”的节目。日本殖民当局为统治的需要,在徐州辟建道路,为显示其“日出东方,启我明光,桥通路成,普渡众生”殖民心态,将路、桥命名为“启明路”和“济众桥”。他们还将东站前的路命名为“圣德路”,意即“圣战之德”。
  二、奴化教育
  徐州沦陷以后,日本殖民当局相继开办了一些奴化教育性质的中小学校。1938年他们在徐州文庙大成殿南设立“市立中学”,又在文庙大成殿北设立“建国中学”。后来两所中学合并为“徐州市立中学”,由伪教育局局长盖中佛任校长。1942年又在徐州建立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培养日语翻译人员。
     这些学校秉承日伪当局“东亚提携,共存共荣”的教育宗旨,在教育内容中大量渗透着奴化的毒液。当时,徐州沦陷区的各中小学都要开设日语课程。中学国文教学里也掺入很多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鼓吹“大东亚共荣”的内容。在小学“修身”课里,传播的都是“中日亲善”、“同文同种”的思想。日伪编印的历史书里充满了渲染日本军国主义功绩的说词,以此引导学生们走向媚日的立场。在音乐课里,有伪教育总署编制的奴化儿歌,如:“新民主主义歌”中就有“东方文化,如日之升,惠我新民,共同发扬”等歌词。
  日本殖民当局掌控着徐州沦陷区学校的人事安排,公立中小学的校长一律由他们委派任命,私立中小学则由他们选派日籍教师进行监督。这些日籍教师凌驾于中国师生之上,成为学校的“太上皇”。他们恣意打骂师生,并进行人格的侮辱。当时徐州博爱街小学的日语教师横川每天都强迫学生背诵日语单词,对于不会背诵者,他就用粉笔把他们的鼻子涂成白色来加以羞辱。昕昕中学的日语教师宫琦经常因琐事野蛮地殴打学生,有时连劝解的中国教师也惨遭毒打,甚至连中国翻译也难以幸免。丰县的日语教师杜边常常对完不成任务的学生掴耳光。
  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奴化教育,徐州沦陷区广大的爱国师生们不愿做亡国奴,他们在屈辱中以各种方式和日伪的奴化教育做斗争。徐州私立丰财街小学的爱国教师们私印一些讲义,把陆游的《示儿》、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诗篇加入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昕昕中学的国文教师余晓峰和武宗灿对日伪规定的历史教材尽量少讲或不讲,却经常向学生们讲述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故事。昕昕中学音乐教师李罡在教完规定的歌曲以后,往往冒着生命危险把《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等爱国歌曲教给学生们。在博爱街小学任教的萧立岩先生为了避开日军营房不给刽子手们鞠躬,经常带着学生们绕道回家。
  博爱街小学夜校学生王挥军在日伪主办的《新民晚报》排字房当工人,他悄悄地在该报封面宽边刻上阴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次日该文字随着报纸的发行被广泛的传阅,引起日伪当局的极大恐慌。当博爱街小学的学生们得知日伪当局要在他们中间选拔一些“高材生”,保送到日语专科学校“深造”,出来做日军翻译的消息后,学生们纷纷转学表示反对。1944年昕昕中学的学生为抗议日本宪兵抓捕不肯到日伪教育机关为学校备案的张君九校长,他们愤怒地砸坏德、意两国神甫住所的门窗,爆发了震动徐州的“砸玻璃事件”。他们还自发联合起来,秘密书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不要当汉奸”等标语,张贴在街头巷尾,使日伪当局惶惶不安。
  三、宗教文化侵略
  近代以来,宗教一直是西方列强对华殖民侵略的主要思想武器。随着日本蜕变成为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佛教不久就被政府推上了血腥的侵华之路,充当着麻痹和消弭中国人民反日思想的文化武器。
  徐州作为军事要地,日军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占领后,更加注重利用日本佛教来“化解”徐州民众的仇日情绪,消弭他们的反日思想,使他们能成为“顺民”。当时日本佛教的各大宗派都云集徐州布教,建立许多布教所和出张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西行彻铠和中山真善分别在徐州城和徐州以北的柳泉建立了真宗本愿寺教派出张所;田中道磨在徐州建立了真宗大谷教派布教所;丸田活龙在徐州建立了曹洞宗教派正法寺。他们在徐州的宗教活动紧密地配合着日军当局的殖民占领活动,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性质。
  四、掠夺和破坏文化资源
  徐州自古以来宫观林立、寺庙遍布,文物瑰宝灿烂丰富。日军占领徐州后对这些古代建筑和文物大肆掠夺和破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徐州著名古刹云龙山兴化寺在沦陷期间,被日军毁坏严重。他们经常枪击石佛殿内两侧岩壁上的佛像,使之弹痕累累、千疮百孔。
  1940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岛吉一把徐州竹林寺珍藏的一尊明代木雕贴金韦驮像盗走带回日本。(该文物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2000年由日本友人森秀敏送回徐州故土。)同年6月,日军在徐州东部的马陵山区扫荡,火烧五华顶,将山上300余间楼阁庙宇及大量珍贵文物烧光。徐州拔剑泉畔的汉王古庙亦被日军拆毁,庙内古柏被伐一空。1942年睢宁重要古迹戚姬苑也被日军毁坏殆尽。据统计,在沦陷期间徐州地区共有25座寺庙悉遭日军毁坏。
  徐州汉代文化底蕴深厚,汉画像石资源丰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此垂涎不已,意欲得手。他们曾将放置在铜山洪楼的珍贵汉画像石砸碎准备装运到日本,被徐州的爱国学生机智的保护下来。他们还将存放在沛县古泗水河畔的汉画像石拉至徐州车站准备运到日本,又被徐州车站的爱国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其转移并保护起来。日本侵略者还对徐州拔剑泉进行破坏性的开采,经常用飞机把大量的泉水运到日本,取名“支那矿泉”。另外,日本侵略者还对当时徐州地区的重要文化机构官湖图书馆大肆破坏。官湖图书馆是当时徐州地区颇具规模的大型文化机构之一,珍藏着许多古籍善本、名人字画。日军侵占官湖以后,把里面的珍贵图书典籍劫掠一空,并将图书馆付之一炬。
结 语
  抗战时期,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争取独立的斗争主轴,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日本殖民文化侵略必然要遭到华夏爱国主义文化的坚决抵抗,徐州的仁人志士们也正是在与日本殖民文化侵略的斗争中逐步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责任编辑: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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