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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罗运来书记

编辑日期:2014-9-24 9:41:09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今年3月4日,罗运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1周年了!
  当年的形影相随,言犹在耳;石子冈的挥泪永别,如同隔日。从此天上人间,想见音容云万里,每思教诲月三更。
  从1964年春,到1975年冬,罗运来书记在徐州11年。但是,让他放手工作的时间还不到3年,而在“文革”中枉加罪名、含冤受屈、饱受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的时间,却长达8年之久。
  罗运来是一位有理想、有智慧、有抱负的地委书记。他激情满怀,昂扬奋进,脚踏实地,心系百姓,为改变徐州地区的穷困面貌而不知倦怠地忘我工作。他的光辉形象、为人品格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中。
  一、他的“层层布点,样板推动”的领导思维和工作模式,让徐州干部耳目一新。
  罗运来在淮阴、苏州地区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苏州的华西大队是全国的先进典型。借鉴苏州的先进经验,罗运来来到徐州便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改变干部群众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振奋工作精神,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
  他来徐州,初任地委第二书记,初来乍到,比较超脱,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真实情况,继续构思自己的梦想。我随他跑遍全区8县的许多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召开过许多次干部群众座谈会,调查过各类先进典型。他认为,有典型,就有希望。他相信,典型的力量是巨大的。他常常提到华西的经验,鼓励各级干部甚至组织群众去华西参观学习。他说:“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小富即安的思想,只有通过先进典型,才可以打破,才能解决问题。”
  沛县敬安公社的王刷楼大队,是地区农口的改碱试点,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罗运来看过以后,非常兴奋。他说:“这个典型搞好了可以带动周围的河口公社、范楼公社好大一片地区,意义是很大的。”他指出,这样的试点,不能光由一个农业部门来搞,要加派力量,让水利局、多管局和农科所参加,从改土、施肥、种子、水利、多种经营等一齐下手,综合治理,集中攻关,要搞一个成一个,搞一片成一片,使之成为真正值得推广的样板。为此,他在这里召开了3个公社的干部会议,统一思想,推广他们的经验。
  东海县的黄川公社、赣榆县的金山公社、丰县的顺河公社、睢宁县的黄河故道等,都有各自的先进典型,但有些或重视不够,或推广不力,或水平不高。罗运来分别在这些地区召开了不同形式的现场会议。通过这些活动,引起了各级领导对试点工作的重视,扩大了试点的影响。
  铜山县的大庙公社是徐州地委历次农村运动的试点,在全区有一定的影响。罗运来多次来到大庙公社调查,提出光搞“运动”不行,要搞成名附其实的生产样板,并且要扩大到连边的大吴和大黄山两个公社,变成“三大”样板,由地委直接去抓,地区农科所等有关部门要派技术力量参加。
  后来,罗运来将自己的想法归纳为在全区树立“百队样板”,以“三大样板”为龙头,在全区广泛宣传,形成合力,大力推广。在地委常委会和县委书记会议上,罗运来的这些想法,受到一致的肯定。
  1975年9月19日,地委隆重地召开全区“百队样板”三级干部大会,一批先进典型在大会上作了发言,罗运来经过认真准备,亲自撰稿作了大会总结。会后,“百队样板”成了议论的热点,树样板、学样板、赶样板也成了工作追逐的目标。
  二、他的“落后不能说三年”一句口头禅,成了激发干部斗志的推动力。
  3年中,罗运来对下面的干部最常说的一句话,便是“落后不能说三年”。经过3年经济困难时期,干部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畏难情绪,有些干部精神振作不起来,工作没有起色。
  罗运来认为,要搞好工作首先必须解决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他每到一处或是每次会议,都要谈到落后变先进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承认落后,落后是由各种主客观的条件造成的。但是,我们不怕落后,因为落后是可以改变的。
  在睢宁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他做了一个长篇讲话,反复宣传“穷则思变”的道理。他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典型材料,他的讲话,语言生动,例证充分,令人信服。他说,睢宁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工作都很辛苦,怎么办呢?要把这个账记在老天的头上,苦干三年落后也可以变先进。他提倡干工作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决不能被困难吓倒。
  在沛县王刷楼大队,他说现在很多人一看到大片的盐碱地,就发愁,认为是个愁肠。光愁不行,要向大寨人学习,敢于改造它。你们这一片改造好了,推广的意义非常大。
  在邳县,他反复强调,要想干革命就要敢于到那些条件差的地方去。他说:“做工作如逆水行舟,靠吃现成饭,是没有出息的表现。”
  在新沂县三级干部大会上,他提出“六赶六超”的要求,号召干部要克服穷自卑、穷自满、“老油条”思想,鼓励大家把精神振作起来。
  在很多地方,他重复着一句话:“落后不能说三年”,如果3年还是老样子,落后面貌还没有改变,那就要“搬家”、“换位子”、“刮鼻子。”
  罗运来的文化不高,但是爱学习,文章写得好,有时自撰文章在中央报刊发表。他常说,写文章应记住四点:立意明确,举例生动,论证有据,结尾有力。听了他的报告,有一种高屋建瓴,语出惊人的感觉,震撼力很强。逐渐地在干部中流传出:“徐州要罗来运转了。”这句话,不胫而走,传播甚广。
  三、“两副担子一肩挑”,罗运来承受着双重压力,仍紧抓生产不放。
  1965年秋,全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改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运动”。这个时候,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中央文件上有人估计,农村基层政权百分之六十以上不在贫下中农手中,所以要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式解决。根据这种错误的判断,江苏省委决定,全省组织5万人的社教工作团,每个地区先解决一个县的问题。
  9月,徐州地委工作团组成,确定集中在新沂县打歼灭战。社教团共7840人,其中机关、部队、学校、大型企业、县社干部共3811人,其余的都是知识青年、复员退伍军人和下放回乡职工。
  社教团组成后,在铜山大湖营房进行了一个月的学习培训,然后,浩浩荡荡开进新沂。社教队进村后,不仅地、富、反、坏一片惊恐,基层干部的震动也很大,思想上产生压力,工作不敢领导,生产受到影响。
  罗运来身为地委书记兼社教总团团长,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他非常担心的两个问题:一是,生产塌下来,方兴未艾的“百队样板”活动陷于流产;二是,运动中执行政策过左,伤害干部的积极性。一段时间,他烟抽得特别多,休息越来越少,每到一处他先问问生产情况,再听社教工作汇报。因为当时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在社教团,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12月19日,罗运来在地委开完会后去新沂途中,先在睢宁检查了一天工作,晚上住在宿迁。20日,来到新沂唐店公社听取了地委常委秘书长纪凤来关于先行社的汇报,还听了省委办公厅、中央军委驻队工作组关于坡桥、后滩两个大队社教运动情况汇报。21日上午,在瓦窑公社又听取了工作队的汇报。下午,便匆匆赶到县城,立即召开社教团党委会议。总团副团长戴为然(省委党校校长)、刘平(共青团省委书记)、高秉田(地委常委副专员)出席,县委书记尹士彬列席会议。
  会上,罗运来说:“老尹(士彬)、老郑(副书记郑兴立)基本上要和我们一起活动。老尹要站起来,敢于交代,敢于决裂,敢于领导生产和运动。”罗运来还对尹士彬讲:“生产你们多考虑一些,不要怕说唱对台戏,因为现在明确了,唱不倒我们的决心。”罗运来看似对尹郑施加压力,实则为他们解脱。
  12月23日,罗运来又来到唐店先行社,听过汇报以后,他强调了四条意见:一、要提高工作队的领导水平、政策水平,使运动健康发展;二、要有团结大多数的战略思想;三、要注意分化瓦解,让有问题的干部主动交代问题;四、领导人要亲自上阵,加强具体指导。
  12月26日,罗运来来到窑湾公社检查工作,社教队汇报公社养鸭场场长自杀身亡。罗运来十分吃惊,让我立即告诉总团办公室,今后凡遇到死人情况,必须立即汇报,并彻底查明原因。一次,晚上9时左右,我陪同罗运来到唐店公社的后滩大队,事先没有通知,当时工作队正在批斗生产队会计。罗运来突然进来,见这个会计正双膝跪在地上,他坐下来后,点燃一支烟慢吞吞地说:“有什么问题站起来说吧,不要跪在地上。”现场的尴尬局面得以缓和。
  炮车公社是新沂的生产先进单位,已经进行一次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又成了复查的“重点”。时任公社党委书记是一位县委副书记兼任的,运动开展之前已经调往徐州,担任地区多种经营管理局长。工作队进驻后,又通知该同志回去作检查,交代问题,并且屡次检查都过不了关。
  罗运来几次到炮车检查工作,听取工作队回报。工作队负责人坚持对该同志进行处分。罗运来比较了解此人,表示说:“对他不要戴帽子,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有些问题领导上要担担子。”后来中央“23条”下来了,总团通知让该同志马上回原单位去工作。对于群众中所谓的“漏划成份”问题,罗运来听取各工作队回报后,从不轻易表态,他强调这是一个政策问题,必须认真核实,整理材料上报。同时,反复强调要坚持贯彻中央“23条”中团结95%的干部和95%的群众政策,尽量缩小打击面,不留后遗症。新沂的社教运动,后来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无果而终。
  四、“文化大革命”枉加罪名,蒙受8年不白之冤。
  正当罗运来踌躇满志,准备为改变徐州的贫困面貌而一展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人民的心目中老成持重、废寝忘食工作的罗运来,被卷入了这场狂潮,八年禁锢,累加罪名,蒙受人格尊严的屈辱和肢体的无情摧残。思之,令人痛心!
  1967年2月4日,地委被“夺权”的一幕,笔者记忆犹新。当晚9点多钟,灯光暗淡,寒风凛冽,突然一伙手持木棍,头戴柳条帽的造反派,冲进地委大院,大喊大叫,秩序混乱。我从楼上的地委文革办公室来到大院,这时两个彪形大汉,已经将罗运来拖了下来,双臂后拧,摁倒在地,面朝冰冷的水泥地面,宣布夺权开始。他们要罗运来交出印鉴,因为印鉴在地委机要室保管,接着便将机要员赵允庆反拧双臂从楼上拉了下来,让他交出印鉴。赵允庆不肯,罗运来怕他受苦,无奈地说:“交吧。”这就是后来被造反派大肆宣扬胜利的“2·4”夺权。
  在黑暗中,人们注意到现场指挥“夺权”的两个熟悉的面孔。一个是地委小车班皮某,他是地委书记罗运来的小车司机,皮某如今是造反派司令;另一个是军分区的副司令王某,平时在第一书记面前唯唯诺诺,今天第一书记成了他们迫害的对象。惊心动魄,匪夷所思,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我彻夜无眠。
  第二天上午,夺权的造反派来到文革办公室,找我和张心亮谈话。来谈话的两个人也是熟悉面孔,一个姓朱,一个姓姜。开口便说:“你们罪大恶极,罪恶滔天……”听了让人一阵恶心。不过,离开了这个“办公室”,也是一种解脱。
  八年中,罗运来被强加多顶帽子:会道门、假党员、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5·16” 份子、反军乱军、直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现行反革命,等等。目的就是要打倒他。
  在地委领导干部中,罗运来的“解放”和恢复工作很晚。这事,一直让我迷惑不解,蒙在鼓里。1967年4—5月份,成立“革委会”要搞“三结合”。讨论先结合哪个领导干部时,我所在单位的造反组织通知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我说应该先结合罗运来,并列举了4条理由。会后不到半天,招来了大字报的严厉批判,什么死保黑主子、夹着黑提包、坐着黑汽车、开黑会、写黑文等等,一连串用了32个“黑”字。不知深浅的我,哪晓得地委大院里惊涛骇浪,为避风险,我回到乡下住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46年后的2013年,我第一次看到发表在新疆《沙湾文学》(2008年第4期)上的一篇《见证》文章,才揭开了心中的谜团,还原了历史真相,罗运来同志是无辜的。作者罗女士,是原徐州农校的一位青年女生。一直纠缠不休的所谓罗运来“9·6”大字报的真相,她是唯一的历史见证人,原来是一起冤案。她的文中说:“我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愚昧和荒诞,我见证了一个老革命的胸怀和功绩,我也见证了本该澄清的历史真实。在我有生之年,在他离开人世十五周年之后,以此文寄托我对一个老革命的哀思。”感谢罗女士,感谢这篇文章。
  罗运来同志,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责任编辑:蒋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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