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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教育家刘百川与徐州教育

编辑日期:2014-9-24 9:51:13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屈辱,但客观上,中国也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文明。徐州教育的现代化,也是在外力的影响下开始的。如果就群体性研究而言,西方传教士和留学生对近现代徐州教育有重大影响:西方传教士最早在徐州传播了新式教育思想,并建立了昕昕中学、光启小学等教会学校,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以韩志正、顾子扬、楊懋卿、梁中枢、刘仁航、李昭轩、张含章、饶圣裕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回乡后积极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新式学堂犹如烈火燎原般地在徐州发展起来,为徐州教育的近代化打下了基础。此外,杨世桢、陆文榜、沈子廉等徐州籍的有识之士,虽然没有留学经历,也为家乡教育的发展披荆斩棘,竭尽所能。但是当我仔细查阅资料,发现非徐州籍但为徐州教育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一群人却被我们忽略了。刘百川正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之一,他不是徐州本地人,却把自己的下半生贡献给了徐州的教育事业。
  一、刘百川生平及教育实践
  刘百川生前是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近现代教育家。原籍江苏省滨海县,1926年毕业于省立第八师范学校,由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教50年。在省八师就读时,即以师范教育为奋斗目标,专心研究,以听课笔记为基础,结合亲身感受,写成《小学教学法通论》,受到教育界的瞩目。八师肄业后,从事小学教育,并先后任东海中学实验小学校长、扬中实验小学教导主任,在教研、实验指导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其所任职的学校,当时被誉为有名的实验小学。期间先生又总结了他的工作经验写成《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一书,分上下册公开出版,极受教育界的重视,为先生之成名作。
  先生又是当时乡村教育的积极实践者。江苏省政府于1933年在镇江县东乡设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旨在实验以学校方式普及义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制度与方法。办了两年,收效甚微。刘百川自愿放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毅然应聘前往。在大港实验区,刘百川带领同仁努力改变大港的面貌,在乡村中办起了初级小学,免收学费,供给书本,给贫苦少年提供了求学的场所,也为以后的就业创造了条件。成人班以识字教育为主,很多幼年失学的青壮年经过该班的学习脱盲,有的甚至能看书、写信。社会教育方面,设安平、镇中两个施教所,镇中施教所附设有图书馆、体育场。此外还有实验农场一所,主要提供生计教育。经过几年的努力,区内教育、水利、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社会风俗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实验区内老百姓为感谢刘百川等人倡导并贷款筑坝蓄水,取得稻麦双丰收,特立两块石碑,刻着“战胜自然”、“人定胜天”作为对他们的永久纪念。
  实验区还承担研究的任务。他经常和费孝通、陶行知、梁漱溟等书信来往,交流办学经验。刘百川有写日记的习惯,记录乡村教育的心得、困难和改进意见。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提出了乡村教育理论——“乡村学校社会化”,即“一个乡村学校(同时办儿童班和成人班)应该作为这个乡村的文化中心和乡村社会改进中心,乡村学校的教师既是儿童的老师,失学成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导师。乡村学校发挥它在乡村中的优势,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核心作用。”这一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教育理论的研究。
  抗战后,刘百川与大港实验区的同仁高举大港实验区大旗北上,途径徐州到甘肃,任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主任,1939年任四川省教育厅编审、秘书,后又改任四川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1940年秋,经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介绍,应华西协和大学和四川省干部训练团聘请讲授教育课,从此步入高校。先后被金陵大学、四川大学聘为副教授、教授,讲授国民教育、教育概论、教育行政、教育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乡村教育七门课程。抗战期间,刘百川着重于国民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具体实施细则的制定,先后出版《义务教育视导》、《国民教育》、《民众组训》等著作,受到教育界的瞩目。
  抗战胜利后,先生回到江苏。先在江苏省教育厅任职。1947年辞去教育厅的职务去江苏教育学院教授,先后出版过《学校与家庭》、《现代儿童与教育研究》等书。1949年解放后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教授、工农教育系主任兼教育专修主任,1952年华东院系调江苏师院任教授、教育系主任。后因为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再次受到冲击。
  二、刘百川在徐州
  1、省立三女师附小教师(1925—1927)。刘百川最早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开始于徐州。1925年省立第八师范毕业之后,时值徐州省立第三女师以一名优秀毕业生与八师交换,先生为母校选送徐州在第三女师附小任教。三女师附小试行道尔顿制及设计教学法,设有必修科和选修科,是当时徐州地区著名的实验学校之一。1925年暑假他主动报名参加东南大学开办的小学教师暑假讲习会。讲习会的支持人是陈鹤琴和俞子夷。在会上,陈鹤琴主要阐述了他在儿童教育方面的见解,包括尊重儿童的意愿,强调“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俞子夷则和与会者交流了在教材教法方面的心得。这次讲习会共开设了“儿童心理”、“小学教育法”、“小学行政”等课。陈鹤琴、俞子夷都是杜威的高足,他们在会上系统的介绍了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说”、“学校即社会”、“做中学”、“儿童中心” 说。学成归来后,刘百川将此法运用到三女师附小的教学,取得很好的效果。
  1926年刘百川在《小学教育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教研论文《旅行设计里的国语教学》。该文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呆板的教科书,是万万不能用的,尤其是现在的小学教科书,都是不合用的;小学教师,应该是万能的,无论是教国语,还是教算术,但是音乐图画方面,似乎也该有相当的技能;内发的兴趣比赛,比外迫的荣誉比赛,似乎来得格外有价值,格外有效果。”文章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鸣,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在徐州期间,刘百川除了在教学方法上有新的探索,思想上也追求进步。省立三师女附小由进步人士杨季威所创,徐州第一次纪念三八妇女节会议,就是在省立三女师秘密召开的,在声援五卅运动中也发挥了先锋作用。该校走出过许多革命志士。受此影响,1925年10月刘百川经叶梦兰、王少卿介绍秘密参加共产党小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于当年七月逃出徐州,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2、徐州师范大学教授(1958——1971)。解放之后,刘百川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1956年秋,调任江苏无锡师范专科学校(江苏师范大学前身),担任教务主任。1958年该校迁往徐州,改称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再次回到徐州,刘百川的心情是比较苦闷的。1957年“反右”,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又加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撤销一切行政职务和教授职称。所著《教育学》已成清板,亦宣告劈版。随迁徐州后,只派他管理图书,帮助函授,为职工子弟补补课。但他并不自暴自弃,仍然刻苦研读,认真做事。1963年让他重返讲坛,讲授教育学,指导学生学习。所撰《教育学讲义》、《教育实习指导手册》,被徐师等校长期使用。他还到徐州八中办初三实验班,自任班主任。1965年,所谓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摘掉。
  正当先生抖擞精神重整旧业之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学术权威必反动”的口号煽动下,造反派批斗他,折磨他,严重摧残了他的身心。尽管如此,后来他在“牛”栏里还是醉心著述,以出于古籍中的名言,如《礼记》的“教学相长”、《管子》的“百年树人”、《荀子》的“青胜于蓝”、《论语》的“因材施教”和自己的“能者多劳”为题,写成20篇小论文,汇为《传统教育经验述略》。
  三、刘百川对徐州教育的贡献
  1、培育人才。再次回到徐州后,刘百川虽然身处逆境,但仍努力教学,利用仅有的资源,为徐州培养了吴汝煜、周明儒、戴朝寿等一批著名学者。吴汝煜,中国作协成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著有专著《史记论稿》、《刘禹锡传论》、《唐才子传笺证》(第五卷)、《全唐诗人名考》等;周明儒,徐州师范大学前校长,中国数学会奇异摄动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数学会副理事长,曾获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戴朝寿,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江苏省概率统计学会顾问,当代著名数学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62年暑假,徐州师范学院工会和教务科举办教职工子弟暑期补习班,受聘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当时学校挑选了8位三年级优秀大学生到补习班任教。刘百川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以及对他们在如何做好教学工作、教育工作,如何治学、为人等方面言传身教,使他们受益匪浅。其中留校工作的吴汝煜、周明儒、戴朝寿后来均成为事业有成的教授。英年早逝、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吴汝煜教授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刘百川老师,他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听了刘老师在补习班时对我的教诲,他说做学问要认准方向,要钻研下去,不要拓得太宽,什么都浅尝辄止。”后来成为徐州师范大学校长的周明儒教授说:“暑假补习班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在我第一次当老师时,从刘百川先生身上看到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和怎样去当一个老师。”
  2、留下名作。刘百川随江苏无锡师范专科学校(江苏师范大学前身)迁往徐州之后,他在教学研究方面又进入新的高峰。先后写出《全面发展的教育》、《教育学讲义》、《教育实习手册》等著作。这些著作都深深打下了徐州这座城市的烙印,为徐州这座城市增光添彩。
  《全面发展的教育》一书是刘百川的代表作,他是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和苏联的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证了“教育的目的是由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决定。”“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他鲜明地提出:“全面发展的教育,是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统一”。该书详细地阐述了四育的基本任务与和谐统一的相互关系,以及实施全面教育的原则和途径,内容新颖,说理透彻。
  《教育学讲义》是刘百川和须养本副教授合编的一本“古今中外都要有点”的教材,他编写前半部。书中比较了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并深入论述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这本教材虽然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存在一些缺点,但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文字洗练,受到了欢迎和好评。在讲义中他提出:考试只是检查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分数是暂时的标志,知识是永久的财富”。教师在教学中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为重要。他还指出,师范院校一定要把为国家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培养出优秀的、合格的教师作为其主要任务。应当培养不仅有文化,而且有一定能力、并愿意终生服务教育事业的教师,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
  3、传递精神。来到徐州之后,刘百川将自己保存的民国期间教育书刊,全部捐献给江苏师范专科学校。这部分书籍是目前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珍贵的民国期间教育类书刊。他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教育学讲义》等著作仍然被广为传阅。他不畏艰苦、持之以恒的教学精神,乐观开朗、充满理想的生活态度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深深激励着徐州的教育工作者,鼓舞着更多的人投入教育事业。
  四、徐州对刘百川的影响
  徐州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古城。同时又是汉文化的发祥地。汉文化的精髓可以用“雄豪”两个字来概括。“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高度概括了汉文化豪放的气质。“长于行豪举,抒豪情,著雄文,逞雄辩,气象宏丽雄伟,气度豪迈雄壮,气魄叱咤风云,性格豪爽,风格豪放。”刘百川也深受徐州这座古城的影响,乐观豁达,不为琐事所累,努力进行教育教学,教书育人。
  徐州又是一座经常遭受水灾和兵患的城市。苏北地处淮、泗、沂、沐诸河流域下游,有“洪水走廊”之称。苏北遭受黄水之害,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徐州地处水陆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及千秋”之说。徐州人民正是在历代战火的磨炼中锻炼出了坚韧、不屈不挠的性格。在共同抗击水患的过程中,也使徐州人民形成了相互帮助、仗义的性格。1958年刘百川再次回到徐州,虽然身背有“右派”的帽子,但是徐州当地的同事、朋友并没有疏远他,反而很关心他。
  刘百川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家。他虽然不是徐州籍,但他的教育生涯始于徐州,终于徐州,为徐州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后半生身处逆境来到徐州时,徐州这座城市以它帝王之乡厚重的文化底蕴包容他、鼓励他,徐州人民以他们的热情与仗义支持、爱护他,他与徐州密不可分。(责任编辑:蒋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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