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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俑的发展流变

编辑日期:2014-9-24 10:06:54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侍俑是墓俑中最重要的俑类之一,俑,《商代出现到明清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侍俑一直是墓葬中最为丰富的俑种。俑及侍俑的研究与葬制作礼仪与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繁荣相关。 
  一、俑的由来与发展
  “俑,是中国古代坟墓中陪葬用的偶人。可能是象征殉葬奴隶的模拟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关于俑的记载最早见于《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另外《礼记·檀弓》中也有:“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的记载经学家郑玄解释说:“俑,偶人也,有面目肌发,有似于生人。”最早记载俑的名称是三国时期魏国张揖撰写的《埤苍》:“俑,木人。送葬设关,而能跳踊,故名之。”
  关于俑的起源时间,主要有商代晚期和春秋晚期两种说法。文献的记载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特殊功用的器物,决定了俑起源的特殊性。俑的起源应分为两个阶段,即俑的起源和陶塑人像的并流。第一,从俑的起源来看,俑起源于人殉流行的商周时代,俑作为从葬奴隶的替代品而出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认为“最早的俑,可能是用茅草扎束而成的人形,又称‘刍灵’”,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据历史文献中记载最初的俑应为木制,而非茅草制作,另外《礼记·檀弓》中表明“刍灵”出现要早于俑,并且与俑同时流行过一段时间,因此“刍灵”与俑应为功能相同的两种明器。“刍灵”的起源年代已不可考,但由于两种明器都为“人形”,俑最早也应为木俑,材质与“刍灵”类似,且“刍灵”要早于俑,因此“刍灵”应是俑的最初形式,也即俑是由刍灵直接发展而来的,并逐渐替代“刍灵”成为主要陪葬明器,但“刍灵”并非最早的俑。尽管木俑要早于其他材质的俑,但由于木制俑不易保存,商周时期木俑至今没有发现,最早的木俑是山西长子县牛家坡7号晋墓出土的四件木俑。(如图一)第二,陶塑艺术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末新石器初,在已发掘的史前遗址中,出土了很多陶塑人像,例如河南密县莪沟出土的陶人像,但是陶塑人像包含原始社会图腾崇拜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宗教观念的象征,与俑的从葬意义不同,还不能称为陶俑。但形象上的相似性为陶塑人像与俑的并流提供了可能。上面提到俑最初为木制,但不易保存,而陶塑品取材方便,烧制简单,能够长期保存,使得陶人像脱离陶塑艺术并与俑并流成为可能,用于从葬的陶俑出现了。1937年安阳殷墟商代王室墓中出土的陶制奴隶像,(如图二)并且与殉人共存,表明陶塑奴隶像已经具备了代替殉葬的功能,与史前陶塑人像的意义有所区别,是目前为止最早的陶俑。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出土的俑的实物俑很少,到春秋晚期以后墓葬出土俑数量开始增多,因此俑至晚起源于商代晚期,从春秋晚期开始流行。而陶塑艺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出现以来,作为宗教或图腾崇拜的象征而独立发展,由于陶塑人像与俑形象的相似性,加之陶塑品易于保存,至晚到商末与俑并流,用于从葬的陶塑人像从原始陶塑艺术中分离出来,成为最早的陶俑。尽管陶俑和木俑起源并不同步,但最终殊途同归,成为存在最为广泛的两种材质的俑。
  春秋战国时期是俑由商周萌芽期走向秦汉成熟期的过渡阶段。由于战争和生产,人的重要价值更加体现出来,人殉的腐朽观念受到残酷现实的冲击,统治者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开始逐渐禁止用活人殉葬,而用俑来代替活人殉葬。《史记·秦本纪》就有秦献公元年“止从死”的记载。俑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开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俑的发展主要有三点特征。其一,主要以木俑为主,陶俑零星分布。印证了上述关于木俑早于陶俑出现的推断。其二,俑的数量和种类增加。就已经发掘的商周墓葬来看,陪葬俑的数量很少,形象也以奴隶俑为主,并且形体较小,约5厘米左右,萌芽阶段的特征十分明显。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土俑的数量明显增多,例如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的七个陪葬坑中共出土六组陶俑(如图三),但大多不能复原。俑的种类也不仅限于奴隶俑,乐舞俑、侍仆俑、武士俑等都陆续出现。郎家庄东周墓陪葬坑中就出土有男女舞俑和骑俑。其三,俑的分布范围更加广泛。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商前期和西周还没有实物俑出土,最早的陶俑也仅见于殷墟,可见萌芽期俑的分布范围狭小。而春秋时期,俑开始突破地域限制,在陕西、山西的秦、晋墓中都有发现,例如山西长子县东周墓中就出土了四件木俑。战国时期,俑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展,俑普遍发现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的齐、韩、秦、楚故地。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统治者都接受了用俑陪葬的观念,因此,为秦汉时期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是俑的发展走向成熟的时期。陶俑数量增多,木俑则集中分布在南方和沿海地区,但木俑数量相对减少。秦代虽然短暂,但是其在俑发展史上的作用不可小觑。秦代对于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作方法和俑的形制上。秦代之前,陶俑制作的方法为捏制,基本沿袭原始陶塑艺术的制作方法,并且形体微小。而从出土的秦代陶俑看,基本为模制,并且形体要比先秦时期大的多。但在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影响下,秦俑形态变化不大,整齐划一,缺乏活力。汉代是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俑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特征。其一,汉俑在数量、种类、材质上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在数量上,不仅出土墓俑的墓葬增多,而且墓葬中俑的数量也有增加。在种类上,后世所出现的俑的种类在这一时期基本都以出现,材质上,除了木制和陶制外,石制和金属俑等也已经出现。这样的景象也与汉代盛行厚葬之风有关。其二,俑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的发展。汉代丰富了俑的制作工艺,除了捏制和模制外,雕刻、彩绘工艺也应用的俑的制作中(如图四)。汉俑的艺术风格一改秦代生硬毫无生气的风格,开始注重细节刻画,侧重整体动势的塑造,形成了“大朴不雕,古拙深穆”的美学特征。由于汉代统治时间长,地域范围大,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俑的风格特点也不同。总之,秦汉时期在陶俑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经过了西晋短暂的统一,但仍长期处于政权分裂状态,政局的动乱和分裂对俑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的俑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统一政权与分裂政权的差异以及南北差异。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从材质上,陶俑数量占了绝大部分,木俑基本不见。瓷俑的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如湖南长沙金盆岭九号墓出土的对书瓷俑,内容新颖,形象也比较夸张(如图五、图六)。第二,从俑的数量上,陶俑的数量较两汉时期有明显的减少,但唯独北朝时期俑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山西大同北魏大将军司马金龙墓出土陶俑367件,北魏孝文帝之孙元邵墓虽经盗掘,但仍出土陶俑百余件,可见当时北朝时期陶俑陪葬之风盛行,与魏晋南朝陶俑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从俑的造型风格上,西晋俑的造型由东汉时期的生动活泼转变为粗略呆板,而东晋和南朝时期的俑则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展现出清新飘逸的风格。北朝俑受政治上的影响少数民族特色和军事气息十分浓重。第四,从俑的种类上,魏晋南朝时期种类主要包括镇墓俑、仪仗俑、侍仆乐舞俑、庖厨俑四类,并且经常以俑群组合形式出现,到北朝时期这种组合渐渐固定。北朝时期甲骑俑和牵驼俑等形象出现。第五,从制作手法上,西晋时期还沿袭东汉以来的模制法,东晋和南朝陶俑则以捏制和雕刻为主。北朝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俑的制作保留着少数民族制俑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迁都之后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制法有所改进。另外在彩绘制法上,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彩绘,而采取上釉和敷彩并举的方法,制作出了釉陶俑,这是俑发展史上的一大突破。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俑所取得成就远不及秦汉时期,但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为隋唐时期俑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魏晋时期长期的分裂导致各地区俑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域特色浓重。至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朝由于立国时间短暂,没有形成独立风格,隋朝时期的俑,更多表现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俑的遗风,多为北齐和北周风格的混合形式。是国家由分裂到统一的过渡时期的表现,随着各地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这种混合形式风格逐渐消失,到唐高宗时新风格逐渐形成。从出土资料看,高宗前后陶俑风格相差很大。以陶人物俑为例,隋朝及唐初人物俑形象基本沿袭了北朝时期的呆板生硬的形象,而高宗以后人物俑则整体形象比较自然,尤其面部表情较之前要生动活泼。(如图七、图八)高宗之后的盛唐时期,俑的发展达到历史的鼎峰。这一时期俑的军事气息削弱,乐舞俑、侍仆俑、仪仗俑、镇墓俑成为主体,最具特色的三彩俑出现。在俑的种类上,出现了十二生肖俑和黑人俑等新俑种。在俑的形象上最具特色的是仕女俑,这些俑往往衣着华丽,脸庞丰满润泽,体现出盛唐时期的社会繁荣景象。安史之乱以后,俑的发展急转直下,镇墓俑少见或不见,俑的造型也比盛唐时显得呆板臃肿,唐朝晚期的俑整体呈现衰落的趋势。
  五代十国时期俑的种类急剧减少,唐末时数量减少的镇墓俑却开始增多并成为墓俑的主体。但镇墓俑的形象与前代相差很大,多为半人半兽的怪异形象,风格也缺乏生机与活力。表明俑的职能由陪葬转变为替墓主人镇守陵墓。到了宋元时期,纸明器的盛行,墓俑数量更是寥寥无几,与宋同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元朝,由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不同,墓俑也少有发现。明清时期俑的数量较宋元时期增多,但主要出土于帝陵或者贵族墓葬,例如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出土了大量木俑,目前为止出土墓俑最晚的是清康熙年间吴六奇墓,出土有侍俑、仪仗俑等。
  综上所述,商代晚期俑作为人殉的替代品出现,到春秋战国在奴隶主贵族墓葬中流行,秦汉时期,俑的发展走向成熟,数量种类材质都有所发展,制作工艺也由单一的捏制发展为模制、雕刻等多种工艺。魏晋时期的俑由于政权分裂不及秦汉,但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加上长期的战争,具有异域风情的牵驼俑和军事气息的武士俑出现,另外瓷俑和釉陶俑的出现,丰富完善了俑的内容。隋唐时期,俑的发展达到鼎峰,尤其三彩俑的出现,仕女俑的雍容华贵,异域风情的黑人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亮点,体现了隋唐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唐末五代时期俑在各方面都呈现衰落迹象,宋代以后,俑的数量急剧减少,明清以后,虽偶有出土,但社会文明逐渐使俑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俑的分类
  俑的研究属于考古类型学研究范畴,主要是对出土墓俑进行类、型、式的划分和对墓俑的演变序列的研究。本文在综合分层次进行分类基础上按照材质、俑的性质以及俑的身份三个层次进行分类。
  首先,俑的材质主要包括陶俑、木俑、金属俑、石俑、瓷俑等五类。其中以陶俑和木俑出土数量最多。金属俑主要包括银制、铜制、铅制三种,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中出土有两件银俑,一件为着衣男俑,一件为裸体男俑,形象似为“胡人”,但均流落海外。洛阳中州路战国墓出土有4件铅俑,双手握筒状器,呈跪坐状。甘肃灵台县付家沟汉墓出土一组共四件男铜俑,经刀刻修整,表情各异。瓷俑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例如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中出土的青瓷俑,种类多样,有侍俑、乐舞俑、劳作俑等,可见这时瓷俑已经十分流行了。但是除陶俑和木俑外,其他材质的俑出土数量较少,仅个别墓葬中出土,难成体系,故不将其列为研究范畴。
  其次,按照俑的性质分,可根据《岁月存照—陕西古代墓俑》一书中的分法,将墓俑分为人物俑、动物俑和镇墓俑三类。
  最后,按照俑的身份划分,人物俑可划分为兵马俑、仪仗俑、乐舞百戏俑、男女侍俑僮仆俑和狩猎出行俑六类;动物俑可分为家禽俑、家畜俑和其他动物俑,家禽俑如鸡鸭俑,家畜俑如牛俑、猪俑等;镇墓俑主要分为武士俑、天王俑、镇兽俑和十二生肖俑。
  对侍俑的分类。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一般都与《岁月存照—陕西古代墓俑》书中分类法相似,将人物俑划分为兵马俑、侍俑、仪仗俑、乐舞百戏俑、狩猎出行俑、男女侍俑僮仆俑等六类,侍俑与仪仗俑和乐舞百戏俑是并列的俑种。但边策在《试论徐州地区出土的西汉陶俑》文中,对徐州地区出土的西汉陶俑分为兵马俑和奴仆俑两大类,奴仆俑包括侍俑、乐舞俑、劳作俑等,将侍俑和乐舞俑归为奴仆俑的范围。中国美术学院硕士毕业论文《春秋战国至秦汉时墓俑的功能研究》将马王堆1号墓出土的162件木侍俑分为贴身阉侍俑、杂役奴婢俑、贴身奴婢俑和歌舞俑四种,将歌舞俑与其他侍女俑划为一类。笔者认为,侍俑作为陪葬俑的主俑种,其代表的是侍奉墓主人的形象,但不应单一指墓主人身边的侍女形象,因此广义上的“侍”应包括侍奉墓主人的生活起居、保卫墓主人安全以及使墓主人得到精神娱乐,故侍俑应包括侍仆俑、乐舞俑、仪仗俑、兵马俑中的侍卫俑。
  (一)侍仆俑
  即狭义上的侍俑,主要指侍奉主人的俑的形象,以负责墓主人的生活起居为主的贴身内侍,这类俑主要分男女侍俑两种,即男仆女婢,有立俑和跽坐俑两类。(侍俑的主体)目前为止,这类侍俑形象最典型的是陕西任家坡窦太后墓出土的陶侍俑以及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女侍俑。
  (二)乐舞俑
  主要指以歌唱、舞蹈、奏乐、百戏为主要表演内容的宫廷乐舞形象,负责墓主人的精神娱乐生活。而诸如以百戏杂技、说唱等民间艺术为表演内容的俑则不属于研究范围,例如四川出土的说唱俑就不在本文研究乐舞俑的范畴内。这类乐舞俑以徐州诸侯王墓以及陪葬墓中出土陶俑最为典型。
  (三)仪仗俑
  指从事礼仪接待的俑。仪仗俑的形象主要为立姿,身着外衣,头戴帽或束发戴冠,手中持有笏板或佩戴兵器,手中持有笏板的为宫廷仪仗俑,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出土的仪仗俑即为宫廷仪仗俑;佩戴兵器的一般为军队仪仗俑,
  (四)侍卫俑
  指军队中负责守卫、警戒工作的士兵形象,这类俑是象征军队中的侍奉墓主人的形象,主要负责墓主人的安全。如济源泗涧沟8号墓出土的侍卫俑,表情肃穆,身着长袍,左手持有盾牌,右手紧握,展示出一副恪尽职守的形象。另外侍卫俑中也有骑兵侍卫俑和胡人侍卫俑。
  三、侍俑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俑的含义是“从葬的偶人”,目的是“在地下世界延续着生前的身份服侍主人”,故俑的主要职能为侍奉和保卫墓主人。因此,从理论上讲,侍俑应该是俑中最先出现的俑种,其起源应与俑的起源时间大致相当,即商代晚期。但由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出土俑的实物较少,而且多为奴隶俑,身份难以判断,这给研究侍俑的起源问题造成很大困难。目前已知出土的最早的侍俑标本为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的七个陪葬坑中出土的六组陶俑,虽然大部分受到损害,但基本可以判断陶俑身份为伎乐和仆从。因此,侍俑产生年代的下限为春秋晚期。
  由于侍俑的产生年代比其他俑种要早,因此侍俑的发展与俑的发展几乎是平行的,同样经历了产生、发展到衰落的过程。从出土的侍俑实物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侍俑体型较小,数量较小,形态也不自然,主要以侍仆俑和乐舞俑居多,制作方法多为捏制;秦汉时期是侍俑发展的高峰,体型变大,形体流畅,侍俑种类和数量也增加,这一时期以西安帝陵陪葬坑和徐州诸侯王墓出土侍俑最为精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国家分裂,加上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侍俑在制作工艺和数量上有所下降,但种类和造型上都有所丰富,少数民族风格的侍俑成为一大特色。隋唐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经济使得隋唐厚葬之风盛行,为侍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包括侍俑在内的墓俑发展达到鼎峰。唐以后俑陪葬之风渐衰,宋代流行纸明器后,俑的数量大大减少,出土的俑也以侍俑和镇墓俑为主。例如目前已知最晚出土墓俑的清初吴六奇墓共出土陶俑五十多件,大部分为侍俑。
  总之,其他俑种随着俑的发展产生消失,而侍俑是唯一贯穿俑的发展始终的俑种,这与俑的特殊职能有关。
(责任编辑: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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