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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对河工侵贪奢靡为何

编辑日期:2014-10-23 10:10:33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隋唐以降,黄河、运河、淮河经常在徐淮一带泛滥成灾,治河成为封建统治者的重大工程,尤其清朝对徐淮为主的治河工程资金投入大,职位设置高,前所未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事与愿违,事半功倍,收效甚微,反而贪腐不断。
  一、清代河工侵贪的时代背景
  黄河夺淮至清代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淮河下游河道的淤积日益严重,徐淮地处黄、淮、运相交,河道形势更为复杂。
  康康熙的几次南巡,可以说都与治河有关。乾隆在最后南巡时总结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而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第一次南巡黄河北岸的工程,南巡的目的主要是指导治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第二次南巡,巡视黄河之后,康熙继续南巡扬州、苏州、杭州,渡钱塘江登会稽山,祭祀大禹陵寝,书写“地平天成”;康熙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 洪泽湖导致兴华、盐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第四次南巡济宁、泰安一带,然后康熙经泰安到宿迁;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到骆马湖视察;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第六次南巡,康熙指出“旧有河形当挑浚,此河酌量可容粮艘,建立闸座,小则闭闸蓄湖水以敌黄水,大则开闸使之畅流。一面由武家墩通至运河,一面通至高邮湖,则商民船只皆可长行。尔即公同在河能员定议具奏。” (赵之恒等.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34[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508)这充分说明康熙把黄河、淮河和漕运三位一体共同根治的决心。所投资之巨前所未有。许多权臣把治理黄河工程当成肥肉,许多官员把治理黄河当成肥差。连治河名臣靳辅为了自己的治河政策能够执行也不得不拿着治河款项,北上进京贿赂当时的武英殿大学士明珠。
  朝廷重视治河,拨款巨大,这就引发了贪腐现象大量出现。用为官清廉的于成龙与他的下任董安国做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出里面的问题。由于史料不详,无法得知康熙朝治河花费的所有经费数量。但于成龙任上花费每年大约是白银200—300万两,而到了董安国任上却高达400—500万两。董安国治河无能众所周知,“乃康熙三十七年黄淮并涨河道总督董安国不坚筑堤堰疏通海口……于是罢董安国。” (赵之恒等.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34[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503)一个连康熙亲自下令进行的工程都不去做的河道总督,居然比经常做事的前任每年花费高出200万两之巨!贪腐现象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康熙在监督工程进展中,对工程以外的事情也注意到了,如曾叫靳辅注意官员贪污:“谕辅戒官役侵蚀工食”。
  雍正对康熙年间的贪污案件,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完补好者即可免罪,因公挪用而致亏欠者,完补后还可以开复。而对雍正年间三令五申之后仍然贪赃枉法者,倘有觉察,必从重惩处。雍正四年(1726年)令任淮关总督三年、贪婪欺诈得银十七、八万两的庆元自裁;雍正五年(1727年),任夔州知府时对盐商盐贩吓诈勒索并成批杀戮私盐贩的四川按查使程如丝论死,程的后台川府蔡珽定为斩监候;雍正十二年(1734年),“纳贿行私”的河南学政俞鸿图处斩,都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大规模的钱粮情理,经久不懈地追陪赃款,加上比较及时地对许多现行贪赃案件究根究底,严惩不贷,就造成了雍正年间惩治贪污的特有声势。
  雍正在政治上对贪官污吏打击的同时,又加以严厉的经济制裁,并且千方百计使经济上的惩罚得以落实到实处。雍正认为:对于贪官污吏,“若止予以参革,犹不足以蔽其辜。”要求各级地方官对他们“一面纠参,一面搜查其宦资,必使其囊囊一空。”要使污吏“既惟利是图,必使之失利方知醒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殊不为枉也。” (《朱批谕旨》第一册68页,对齐苏勒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奏折之批谕;三十七册57页,对魏廷珍雍正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奏折之批谕。《上谕内阁》,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清查积欠专项案件,对苏松地区的积欠进行彻底清理。清理自雍正六年(1728年)底开始,至雍正九年(1731年)结束,共清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至雍正四年(1726年)各属积欠10,116,300两,其中侵蚀包揽者共4,726,300两(占46%),实在民欠者共5,390,000两。(《清世宗实录》卷一百十五,雍正十年二月庚寅。)整顿官场风气。一、打击夤缘请托、朋比党援、因循瞻顾之风;二、打击“沽名钓誉”之风,惩治“巧宦”。 对吏胥、幕僚队伍进行整顿。雍正二年二月令督察院将“缺主”题参革究,押解回籍。所谓“缺主”是一种“积棍”,“或人占一司,或数人共一省”,盘踞各级衙门,“沟通内外书吏,舞文弄法”。(《清史稿·列传》七十九,《唐执玉传》。)雍正认为“各级衙门奸弊丛生,未有不由于缺主者”( 《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十六日))
  二、乾隆年间河工贪腐成风
  据史料载,康熙、雍正时,虽已出现河工侵贪现象,但没有发生大贪、巨贪的事件。至乾隆初年,河工的侵贪就很严重了。清朝治理河道衙门官员称作“河工”,河工生活之奢侈,扬名当朝。奢侈到何等程度,清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下卷)中对乾隆、嘉庆年间“河工”贪腐成风的记述:
  其一,“玩”。乾隆末年,清朝河道总督衙门内的职能部门之一的首厅“必蓄梨园”,竟然拥有自己的戏班子,也就是所谓的“院班”、“道班”。到了嘉庆时期,奢侈风气尤其浓厚。每年过了霜降这一节气后,首厅官员们便用数万金到苏州召请著名艺人,为庆祝平安度过河流的秋汛而演戏。
  其二,“吃”。河工们的公费吃喝令人瞠目结舌。每年到了九、十、十一这三个月,就大摆宴席,吃喝玩乐。待宾客到来后,自上午七、八点直至半夜,只要宴席不散,就上菜不断,盛菜的小碟多达一百几十种。厨房中有煤炉几十个,一个厨师只负责一道菜的烹饪。当时有个绍兴人叫张松庵,特别善于财务管理,他垄断了整个治河疏浚工程的钱财供应工作。他整箱购买燕窝,一箱燕窝就需耗费数千金,他购买建兰、牡丹等名贵花卉也耗费了上千钱。就连宴席上用的柳木牙签,一钱可以购十多枝的,张松庵也要开具报销,数目高达数百两至千两银子。至于宴席上食用的海参、鱼翅等山珍海味费用,报销就高达上万钱。
  其三,“穿”。河道总督衙门官员们所穿的皮衣,大抵不从市场上购买,都是在夏秋之季,专程用车运载数万金到关外,去购买整块的狐皮回来,命制作皮货的工匠按照各块皮的大小,根据各块皮的类别情况,分成大毛、中毛、小毛等,因此制作的皮毛上的颜色都很均匀,整洁而且挑不出毛病,即使是京城的大皮货店的皮货也比不上他们的完美。他们缝制的衣服所用的苏杭绸缎,每年都一定要自己设计花样颜色,让纺织工匠另外纺织。每一件花色的绸缎只制作五件,那就是大襟一件、短襟一件、斗篷一件、外褂一件、马褂一件。他们及家人佩戴的装饰品,如珠宝、翡翠、黄金、玉器等,就更是数不胜数了。这些官员们胸前所佩戴的朝珠、衣带上的玉板、手上的戒指等物动不动就值千金。
  其四,“住”。“河工”生活中最奢侈最浪费的部分,是“宅门以内”,即住房。他们家中正房之中,没有一盏油灯,没有一样是用布匹制作的物品,这是因为他们上上下下都是让人举着蜡烛照明。
  其五,“藏”。每逢吏员齐集来到长官衙门,向长官请示公务的日子,“各贾云集,书画玩好无不具备”。其时,还有个故事。琦侯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非常欣赏元朝人王野云所画的《龙舟图》长卷。图中画了几千人,但没有一个面目相同的人。琦侯已经还价到了一千五百金,第二天来买时,却被河道衙门中一个姓万的官员以两千金买走了,气得琦侯立即到皇帝那里去弹劾了那个姓万的河工。
  三、嘉庆年河工侵贪程度更为严重
  从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对治水名臣郭大昌的记载中可得到一个大致概念。乾隆三十九年,河决老坝口,全黄入运,运河附近的高邮、宝应等地被淹。惊恐无措的南河总督吴嗣爵请郭大昌以“钱粮五十万”加以堵塞,不想大昌只接受10万两。嘉庆初年的丰工工程,河臣预算120万两,河督减至60万两,商之于郭大昌,郭请再减一半。河督面有难色,大昌解释道:“以十五万办工,十五万与众工员共之,尚以为少乎?”我们从郭大昌的这一番话中可以推知,嘉庆年间,河臣预算的经费中真正用于修防的仅在十分之一左右。包世臣也认为,即便比较清廉能干的河工,也只能将经费的七成用于河工修防,而另外三成则用来“明津厅员”。由于河工腰包之厚,油水之肥,他们的起居饮食堪与广东洋商、两淮盐商相媲美,河臣位高、权重、利厚,以致落榜之士及各省所罢官员都以河工为“金穴”,纷纷钻营求进,趋之若鹜。
  四、乾隆河工贪腐大案
  1、陈克浚、王德宣挪用修河公银
  乾隆十八年九月,黄河在江苏铜山冲决,南入洪泽湖,致使高邮二闸被冲。乾隆认为南河官员在修防过程中“显有情弊”,于是派大臣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外河同知陈克浚挪用河银2.5万两、海防同知王德宣挪用1.8万多两,核减未完、办料未交之银共计10余万两。
  2、李惇、张宾贪河银、贻误案
 铜沛厅同知李惇、河营守备张宾等人,平日侵贪河银、贻误河工。得悉朝廷派人清查的消息,自知获罪必重,遂于水涨之时消极怠工,任由决口增至140余丈。对此,乾隆甚为震怒,下严旨一道:李惇、张宾即刻正法于工地,同时将主持南河事务的高斌、张师载缚赴该地,令其目睹行刑后再行释放。
  3、孙廷钺、舒超合伙侵贪河银案
  乾隆二十一年,又有河臣孙廷钺、舒超等人合伙侵贪河银一案发生。到了乾隆中期,尤其是和珅擅权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 (《清史稿》卷三百十九·列传一百六 )
  五、治河工程中贪腐的原因
  其一,投入巨额经费。清政府将黄、淮的治理作为重点,并投入巨额经费。清初,朝廷每年拨给南河河工修防银达450万两之巨,决口漫溢时还另有支拨。仅以乾隆朝为例,治河工程费用平均在每年200万两左右,如此,整个乾隆朝的河工费用为1亿多两。
  其二,负责官员职位高。清初只在山东济宁设河道总督。1677年(康熙十六年),靳辅出任总河,因总河署距黄淮运交汇处、河工最重要处淮安路途遥远,往返不便,为便于及时掌握水情河势,就近指挥,于是在清江浦原户部分司旧衙署设立行馆。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分设江南河道总督(简称南河总督),驻节清江浦,南河总督是清代设在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的高级官员,全名为江南河道总督,品级为从一品或正二品。各地总督署官员都位重权高,倚仗权势,肆意贪黩、降低工程标准,中饱私囊,在当时已为舆论谴责。
  南河总督及下属官员驻扎的清江浦,繁荣也达到鼎盛,上下十数里长街,各种店铺、酒楼、茶社、浴室鳞次栉比,上百家青楼妓院日夜歌舞,风气奢侈。
  1855年,黄河北徙。1860年,捻军攻破清江浦,烧毁南河总督署和整个城市。次年,南河总督被裁撤。(现在南河总督署的花园—清晏园已被修复,位于淮安市清浦区人民南路。)
  其三,管理河工经费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清政府为巨大的河工经费开销,曾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防止河工位高权重滋生贪腐,努力使河工经费得用其所。但河工修防工程的复杂性、准确审核的困难性、漫决发生的随机性等因素仍给河工的侵贪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加之河督与其下属串通一气,相互掩饰彼此的浮估冒滥行为,中央政府的监督又不力,监管制度形同虚设,致使河工贪冒屡禁不止。同时,这又与当时捐纳制度有关。河工通过“捐复”获得职衔。所谓的“捐复”,是指官吏降革离任、留任后,纳资捐复原职。乾隆以后,中下级河工中有六成以上都是通过“捐复”获得职衔,有的竟升任到总督的高位。河工还可以通过浮报保住职衔,捐纳的河工在三汛期内所辖汛段是否溃决,将确保他们的奖惩。因此河工上下串通一气,往往浮报一倍以上,以备不测。对此,河工对前来巡察的京官来时接风洗尘,走时馈赠“土仪”以搪塞掩盖浮冒行为。
  康熙曾向总河赵世显提过这样一个问题:“河工乃极险之处,看守亦难,今具呈愿往河工效力之人甚多,伊等若无所利,何故踊跃前往?”当然,康熙在明知故问,河工这一肥差的玄机,他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揭破罢了。乾隆帝亦曾大发感慨:“今之外省官员公然贪黩者实少,惟尚有工程一途耳。”“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河工贪冒奢侈之风如此猖獗,以致几代清帝都无可奈何,无怪乎晚清时期的魏源这样总结:鸦片烟乃“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是“国帑之大漏卮”。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封建专制社会,通过人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腐问题,只有健全法制,依法治国,才是根治贪腐的根本措施。
(责任编辑:蒋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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