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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近代禁毒史话

编辑日期:2014-10-23 10:27:36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1987年6月26日,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禁毒会议上,提出了“爱生命,不吸毒”的口号,是为国际禁毒日的肇端。
  毒品,指的是使人成瘾的药物,主要有鸦片、海洛因、冰毒等,与医用药物是不同的概念。 中国人最初认识鸦片,便是从解毒疗疾开始,而鸦片成为毒品,始自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鸦片贸易,使中华大地被烟毒笼罩,上至官绅,下至普通百姓,染此恶习者,面无人色,骨瘦如柴,被西方蔑称“东亚病夫”。
  徐州地处南北要冲,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烟毒流入这一地区后,不少人,特别是统治阶层和富人很快沾染上吸食嗜好。据《徐州公安志》,近代徐州第一家烟馆开于1920年,铜山县当局曾出面查禁,但毫无结果。徐州禁烟事务所名曰禁烟,但只是“监督”,实为“姑息养奸”。至1935年,徐州贩卖吸食者达6500余人之多。
民国禁烟达人各显身手,窑湾建戒烟桥警示后人
     烟毒之害,人所共愤。民国以来,铜山县政府多次明文禁止吸食鸦片,但是屡禁不止,一些绅商富户和官府幕吏、市井小贩我行我素,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招摇过市不以为耻。虽然旧政府没能全面有效地禁止鸦片,但从徐州史籍中,仍可看到一些地方官员大力整饬这种不良风气的吉光片羽。
  据铜山文史资料载,民国铜山县第一区区长文聚芸革除民间陋俗的事迹。当时铜山县第一区(即现在的徐州市区),第一任区长文聚芸,早年留学日本,毕业后回徐从事教育,1928年任区长之后,大力革除陋习,淳化民风。
  文聚芸以区公所的名义宣传禁烟,收效甚微,于是他亲力亲为,从上层人物开刀,杀一儆百,收到较好的效果。文史工作者张忠泰曾撰文,当时户部山有一大户的户主是“瘾君子”,与文聚芸交好,两家常有走动。文聚芸苦口婆心,但听者当作耳边风,并不收敛。文聚芸见文的不行便来武的,某天亲自带领两名警察登门突查,没收了烟具。在文聚芸的重拳治理下,吸食鸦片现象渐渐减少。
  当时的铜山县县长王公玙在禁烟方面也颇多作为。据王公玙传记,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津沪陇海铁路建成通徐,徐州成为南北贩毒中心,在东车站和飞机场附近,时常查获毒品海洛因,而且数量惊人。当时毒品案大都涉及上海、镇江方面的大人物,有的甚至与军方要员有关。如追根究底,作为铜山县长的王公玙是权不能及的。但是,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从速结案,以免夜长梦多。以此,处理了一批又一批的贩毒案件。为了对吸毒人员进行有效改造,王公玙还在萧县建立了烟民习劳队,组织吸鸦片和贩毒人员参加砸石子和修公路劳动。1936年2月26日《申报》消息,铜山县县长王公玙奉令升任淞江区专员离徐时,各界民众夹道欢送,万人攒动。王公玙后来回忆:“能与群情默契,心心相印,他复何求!”
  另据孟庆民《张华棠在窑湾》一文,1931年5月至1934年10月,原西北军骑兵第一师师长张华棠驻防宿迁、窑湾,对窑湾“市风不正,吸毒、嫖娼、聚赌之恶习盛行”的现象,大力革除。1932年底,张华棠在城河上建造石桥三座,命名为:戒赌桥、戒烟桥、戒酒桥,合称“三戒桥”。
  80多年过去,三桥早已圯废,幸而桥碑被精心收藏。地方政府为了纪念张华棠在窑湾所建功业,新建了戒赌桥,又将原“三戒桥”所在地改称“三桥村”;从北门进入窑湾镇的大道改称“华棠路”、“华棠巷”,沿用至今。这些景观和地名,为历史文化名镇窑湾增添了几多风韵与厚重。
沦陷时期怪现状:伪禁烟局颁发烟馆执照
  1938年5月徐州沦陷,日本侵略者为了推行其所谓“以战养战”和“以华制华”的策略,在进行军事侵略、文化渗透的同时,实行鸦片“自由买卖”与“自由种植”,强令农户种植鸦片,到处开设烟馆。奇怪的是,凡开设烟馆者,只要向伪“禁烟局”领得执照,缴纳捐税,即可合法经营。
  徐州党史办编著的《沧桑岁月》载,1942年,伪苏淮特区行政长官公署宣布烟土公营,改“土店”为“官营”,在伪禁烟局下设“土药组合”,其营业科下设采购、营业两股,直接经营毒品购销,并领导协和、荣华等33个“戒烟所”及其所属膏店业公会,还设有福康、爱和、成记、店丰、协记等5家土店,专营鸦片。很多特务、汉奸、流氓和反动道会门与帮会头子均借势大批贩运。伪淮海省财政厅厅长关承斌、伪“禁烟局长”潘子钧均系大毒品贩子。之外,全市还有单帮毒贩2000余人,因而造成毒品大量流行,吸食成风。
  《徐州公安志》载,1944年,伪“土药组合”在安徽省亳县、宿县,江苏睢宁、邳州、泗洪、双沟等收购“本土”,年收购量为30万两,另贩运10万两,除在本市销售18万两外,其余分别运往上海、苏州、南京、镇江、西安、开封等地。
  徐州地区除了外售鸦片,天津、上海等地制造的海洛因亦逐渐流入。在市区销售海洛因的多为朝鲜人,达50家之多。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市烟灯约2800盏,烟贩2000余人,吸食者43000余人,占当时全市人口的13% 以上。吸食鸦片的多为货栈、商行老板及豪绅地主,而吸食海洛因的却大多是社会中下层,无业游民、伪军、私娼等。
  《徐州文史资料》郭景山《虎口拔牙》一文,记录了1943年徐州学生在南京搜查日寇毒品的壮举。这年,借汪伪“庆祝南京还都三周年纪念”举行全国(沦陷区)青少年大检阅之机,组织徐州市立中学、苏北师范、昕昕中学、培真中学一百余高中生,到南京接受检阅训练。训练期间,徐州师生商定纪念活动前一晚到中央饭店搜查毒品,五人一组,逐房搜查,搜出成箱盈柜毒品,装上汽车。日伪宪警闻讯而来,将学生团团围住。领队老师高汉义正辞严地说:“明天是政府还都三周年纪念的大喜日子,一些不法商人无视禁烟通令,竟趁机贩毒,不论中国政府或日本政府都是不允许的犯罪行为。”说得日寇无言以对。是夜,同学们抬着收缴的毒品当众付之一炬,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
民国政府官商勾结,“明禁暗保”致烟毒泛滥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摘下了“土膏店”的招牌,取消了烟馆和“土药组合”,提出了“寓禁于征”的口号,设立了以黄乐山为主任的“徐州市禁烟委员会”和“戒烟所”,由徐州市政府社会局对吸食毒品者进行“登记传戒”。
  据《徐州公安志》,“戒烟所”每次收容“勒戒”200余人,责令烟民缴纳费用,其实是大发不义之财。烟民在“戒毒所”仍可外出吸食,到戒烟期一满,发放“戒绝证”证书,回家后即成为继续吸食的合法烟民。
  这时期,徐州除原有的毒品贩运者继续经营外,许多国民党军队的现役和编余官兵及仓库人员亦加入包运、贩运、销售的行列。他们依仗权势和执行公务的便利,经常把毒品装在汽车、火车、飞机上贴上“军用品”标签,大批贩运。
  在国民党政府“明禁暗保”政策之下,上海制造毒品集团头目彭天祥大批向徐州贩运,每次都在千两以上(当时上海每两海洛因价值黄金一两,而运到徐州则卖到2至3两)。徐州的大毒品犯张某等人在徐州收购烟土,再运往西安销售。据统计,此时期徐州有吸毒者1万余人。
解放初烟毒遗害深,铁路货运成最大贩运渠道
  据《沧桑岁月》,解放初期,徐州市的烟毒依然根深蒂固。1949至1950年,由西安、郑州、开封和上海、南京进销徐州的毒品数量仍然很大,同时徐州当地很多人学会了制造所谓“拥倒山”(一种灰褐色的海洛因),不久顶垮了上海的“三号”(黄色海洛因)。另外,亳县、永城、睢宁、商丘各地农村,不少人种植鸦片,然后集中到徐州制作“拥倒山”向外销售。一些毒贩勾结、贿赂铁路留用员工,在火车上进行包运。
  1949年和1950年,我市公安部门虽然先后破获了制造与贩运毒品的案件489起,缴获了1万余两鸦片烟土和5万余两“拥倒山”,惩治了一大批毒品贩子,但是毒品的流行仍然没有根绝,全市吸毒人数不下万人。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流行的禁令。同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又发布《关于贯彻严禁烟毒的工作指示》。一场全国范围的禁烟禁毒斗争全面展开。但是有些制造、贩卖烟毒犯,仍没有收敛其犯罪活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徐州所揭露的1257例案件中,即有808件是制、贩毒品的。
  毒品犯多隐藏在货站、旅店、印刷、刻字及各种代理业中,利用各种手段,引诱拉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干部职工,掩护和支持他们的犯罪活动。
  徐州解放两年多的时间内,经铁路货场贩运的鸦片烟土达46980两。一些贩毒分子还把毒品藏在棉衣、水瓶、药瓶或双层皮箱和鞋底内,甚至塞在肛门、阴道内往外偷运。其中大毒品犯孟某的落网颇有一番曲折:
  孟某自徐州沦陷后就勾结日本宪兵队长,从天津、北平贩卖海洛因到商丘、新沂等地,日本投降后被判无期徒刑,他买通法院,提前释放,徐州解放后又重操旧业,先后收购烟土2210两,制成海洛因200余两出售。孟某被公安机关收押期满后出狱,即伙同铁路工人吴某等继续贩毒。一次贩毒过程中,孟某收买宝鸡铁路工人刘某之妻,将二两海洛因装入避孕套,藏进刘妻阴道,乘火车带运,当火车行至徐州西柳堤圈车站时,因避孕套破裂,刘妻中毒死亡,孟犯因而落网,最后被处决。
1952年徐州禁毒运动,四个阶段重拳驱“毒雾”
  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进入高潮时,中央决定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自3月至7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一系列指示。8月10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部门和地区同时进入第一期破案行动。
  这场运动从1952年8月上旬开始,至11月中旬结束,分4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搜捕、审讯、集训阶段。8月12日凌晨开始行动。经过布置周密,预定逮捕的49名毒犯,全部落网归案,并查出海洛因17两、烟土4两、吗啡1支。通过一周的审讯,共挤出大小案件线索72条。
     第二阶段为深入发动群众和进行第二批集训阶段。首先抓住典型案例,揭露吸毒的危害和大毒犯的罪行。徐州市一、二、三区召开了15000余人参加的控诉大会。居民李某控诉了大毒犯、中统特务组长丁某贼喊捉贼,以吸毒为名陷害其父,致使其父精神失常、家财被侵占的罪行。居民秦某回顾了其父和伯父均因吸毒成瘾、财物卖净、家破人亡,致使她与一个小弟弟流落街头乞讨的惨景。
  其次,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各区文化馆组织化装宣传共达1486人(次),组织宣传组77个。8月31日,市区组织开展了有300人参加的化装队伍和5辆卡车(内有一犯人车)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仅在庆云桥地段观看的就有万余人。
     通过宣传教育,从8月23日至25日,共有1427名毒品犯主动到公安机关挂号、登记,其中进行正式登记的有591人。
  第三阶段为审讯和处理收缴毒品、毒具阶段。在毒品犯充分暴露和公安机关不断充实掌握材料的基础上,于8月12日统一行动逮捕毒品犯49人,又先后逮捕了罪行比较严重的烟毒犯275名。
  在此阶段,为了进一步掀起运动高潮,先后分两批处决了5名罪大恶极的惯犯、首犯,判处了一批烟毒犯,同时在社会上组织了有1604人参加的279个劝说小组,追缴毒品毒具。
  第四阶段为禁毒运动的收尾阶段。对逮捕的337名毒品犯分别作出处理,判处死刑的5名,判处有期徒刑的298名,判处管制的21名,罪行较轻、坦白认罪较好而宽大释放的13名。
  徐州市禁毒运动历时3个月。大规模的禁毒运动,为彻底根绝烟毒流行,使徐州市一度弥漫的“毒雾”消散殆尽,收到了明显的作用和效果,使毒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标志着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宣告胜利结束。(责任编辑:海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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