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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续诗征成书始末

编辑日期:2014-10-23 10:31:45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徐州诗征》和《徐州续诗征》
  1891年,《徐州诗征》编印成书。过了40多年之后,又有了《徐州续诗征》(以下简称《续诗征》)的问世。
  张伯英第一次读到《徐州诗征》的时候年仅20岁,此后,这部四册八卷的徐州地方第一部诗歌总集就一直放在他的身边。
  《徐州诗征》的主编是当时的徐州知府桂中行,他聘请了王亦曾、冯煦、陈环、王凤池等人协助采访、校勘,历时三年多时间完成了征编工作。《徐州诗征》共收录了上自明末,下至清朝光绪年间徐州八县总计254位诗人的作品。
  到了1929年的春天,59岁的张伯英开始着手主编《续诗征》。为此他写了一篇《征诗小简》,类似今天的征稿启事。其中说到了所以要主编《续诗征》的原因,是因为《徐州诗征》“成书时促,遗漏者多。”况且到现在,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又过去了,“其人一往,诗则散佚众矣。”所以,现在编续征,是为了“一以补前书所未备,一以存近贤之遗著。”
  张伯英17岁时曾跟随桂中行和冯煦读书,所以针对《徐州诗征》多有遗漏的问题,他很宽厚地为老师开脱:“此非选者之过也。长官征诗之举,乡里或未之知;作者后裔式微,不得与长官晋接;甚有深藏而不肯出者;采访之事寄之一二人,其不周徧宜矣。”
  为此,张伯英首先邀请了25人组成采访队伍,这25人有他小时的同学,有后来的朋友,都是张伯英在八县中最熟悉的人。他们是:陈璞完、朱虞尊、韩元方、徐惠伯、葛夔锺、刘少松、韩席筹、张慰萱、余湘之(铜山县含徐州市)、段丹初、陈青舫、段芝晋(萧县)、张荫台,蔡熙民(沛县)、谢俭斋、张浔九(丰县)、王鸿弼(砀山县)、窦檍坪、焦子和、陈彦甫(邳县)、钮任卿、任韶成、臧磵秋(宿迁县)、周衡伯、王玉树(睢宁)。
  张伯英给采访人员制订的任务是:一,重新整理《徐州诗征》中已录诗人的诗作并补充收入新发现的作品。二,收集《徐州诗征》之后四十年间去世诗人的诗作并整理校勘。三,确保将《征诗小简》送到每一位去世诗人的后代手中并请其协助征集工作。四,了解并写出《续诗征》将要录入的所有已故诗人的简历。而这最后一条的制订,记录下了许多徐州文人的基本情况,具有珍贵的地方史料价值。
  由于准备充分,采访人员的学问功底均为八县中一时之选,采访收集、整理校勘工作认真细致,且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因此,最后成书的《续诗征》收录的诗人达524人,是《徐州诗征》的一倍还多,总共六册22卷。其中铜山(含徐州市)六卷154人,萧县四卷88人,沛县一卷27人,丰县一卷35人,砀山一卷27人,邳县二卷39人,宿迁五卷102人,睢宁一卷28人。另有一卷收入闺秀(女诗人)15人,方外(僧道)4人,流寓(外地常住徐州者)5人。
张伯英的序言
  1933年夏天,《续诗征》编选完成准备付印,张伯英专门写了一篇序言。
  这篇序文写了编选《续诗征》的过程及种种困难,为此还专门提到了与此书有关的四个人。前两个是萧县的陈青舫和段芝晋,写到这二人不光是因为他们“相助最力,期成尤忉” ,还因为他们在《续诗征》尚在编辑,还未成书的时候便先后病逝,这让极重朋友感情的张伯英十分伤心,故在这里专门提到一笔。
  第三人是王书衡,当他知道张伯英正在编选《续诗征》之后,主动提出要给此书写序,张伯英闻听非常高兴。因为王书衡的古文水平,要高出同时人一截子(“书衡俪文,秀出侪辈”)。就在编书过程中的1931年(辛未),张伯英曾大病一场,多日未愈。其间王书衡还到病床前探望,说《续诗征》的序言马上就要写好了。于是张伯英急切地期待着,哪知不到十天,却等来了王书衡病逝的消息。
  《徐州续诗征序》是张伯英的一篇非常出色的短文,但是我还是要说到王书衡,因为如果不是他的突然去世,我们几乎就能看到一篇完全不同的《徐州续诗征序》了。
  王书衡名王式通,书衡是他的字。他于1864年生于山西汾阳,是光绪戊戌科进士,曾任清政府大理寺少卿。民国时期历任司法部次长,代理司法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段祺瑞内阁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纂修,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31年10月病逝于北京。他是史学、地方志方面的专家。
  王式通和北洋军阀政府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是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徐树铮的长子徐审义。王式通、徐树铮都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张伯英1924年也曾任北京临时政府副秘书长。而徐树铮的父亲徐忠清是张伯英的老师,徐与张又是同学,张伯英到北洋政府陆军部任职又是通过徐树铮的举荐。这种种关系交织在一起,王式通和张伯英之间,自然也有了深厚的交情。
  《徐州续诗征序》中提到的第四个人是徐惠伯,他是我的曾祖父。徐惠伯名徐长恩,字惠伯,号东侨,1871年生,少年时期在榆庄张氏家塾里与张伯英同窗。序文中专门写到徐惠伯,是因为他不仅是负责铜山和徐州方面的采访者,在《续诗征》的成书过程中,他又承担了“编次雠校”的工作,因“独任其劳” 而成为张伯英最得力的助手。
  自1923年之后,张伯英就没有再回过徐州。从1929年到1933年《续诗征》编纂期间,他一直身在北京和黑龙江,只是通过信件、邮件和徐州来人了解情况,主持着这项文化工程的实施。而在徐州与北京之间,为《续诗征》的编选来往奔波的就是我的曾祖父。徐惠伯从现在能找到的史料来看,徐惠伯至少在1931年和1933年两次去北京。在我收集到的张伯英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多次出现“适惠伯南返”、“适惠伯返徐”的字样,应该都与编书一事有关。1933年元旦,徐惠伯带着全部《续诗征》编讫的书稿,来到北京,住进张伯英的家里。两人对全书做了最后的校勘与审定,并敲定了包括印书在内的其他所有细节。
  “六旬老友,来共几案”,这让张伯英想起了两人少年时期在榆庄读书的时光,“青灯滋味,如少年时”。为了《续诗征》的问世,两位老人在一起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呢?
  那年元旦曾祖父是带着我七岁的父亲一起到的北京,住进张家专门为这祖孙俩安排的房间。父亲直到晚年还记得有一次张伯英走进房间时的情形,只是因为当时太小,他把地点记错了,说成是张伯英来到“我们”家里。
  1933年元旦期间或许是张伯英和徐惠伯最后在一起的日子,暂时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之后还见过面。1935年张伯英收到徐惠伯的一封信,“云病足艰于步履”,看样子已经病了不短的时间。然后是1943年春季,张伯英在北京得到徐惠伯病逝的消息,这使他伤心了很长时间,深感“尤可惨痛” 。
长忆前辈乡贤
  张伯英序文的写成,表明《续诗征》全部编纂完成,已经可以付印成书了。这项工作自始至终没有官方的参与和介入,完全是张伯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弘扬徐州地方历史文化和乡邑文献所做的热心之举,但也因此印书的经费成了问题。“癸酉(1933年)秋,征诗竣役,无力付印”(张伯英语)。这件事传出后,“八邑戚好,争相输助,得以成书”(同上)。共有57人伸出援手,以认募的方式出资捐助。其中邳县承担采访任务的窦檍坪不知是怎样的地位和身份,他一人认募了60部,是认募最多的一人。还有萧县的段丹初和段筱晋,各认募50部。段家是萧县的大户,段丹初是承担萧县采访任务的人,又是张伯英夫人段端书的弟弟。而段筱晋是另一位承担萧县采访任务的段芝晋的儿子,保定军校八期学员,与陈诚是同学,后官至中将。段芝晋在编书的过程中病逝,作为儿子,段筱晋一下认募了50部,自然有对父亲怀念的意味在内。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续诗征》不收当时在世的人的诗作。也就是说,《续诗征》中收入的524位诗人都是已经去世的人。这在《徐州续诗征序》和《征诗小简》中张伯英都说得很清楚。即“其人既往,余亦衰老” ,“后死之责,庶其不负” (《徐州续诗征序》),以及“一以存近贤之遗著”(《征诗小简》)。我最早看《续诗征》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很仔细地翻看“铜山卷”,想抄录张伯英的诗作并看看有没有我曾祖父徐惠伯的作品,结果当然是徒劳的。在这一条的前提下,张伯英一定还强调过一点,就是为了公平公正,不让别人有闲话,那25位承担采访任务的人,他们的诗作也不能收入其中。例外的只有陈青舫和段芝晋,虽然也是采访人员,但因为在编书的过程中先后病逝,为了纪念他们,张伯英专门选了陈青舫的23首诗和段芝晋的8首诗编入了“萧县卷”中。
  个人认募之外,另有睢宁县各机关认募20部。丰县县政府,铜山县党部、文献委员会和民众教育馆各认募一部。以上所有加起来,一共是378部,这部分的印刷经费有了着落。张伯英把所有的认募者包括哪怕只认募了一部的人,全部名字印在了《续诗征》卷尾,表示要“敬列卷端,永铭高谊”。
  1934年冬,《续诗征》交北平文岚簃古宋印书局承印,到1935年夏,《续诗征》全部印成。
  我的估计,《续诗征》收录的作者是524人,另有采访者25人。以张伯英思虑的细心周到,他会想到给这些作者的后代(如果能找到的话)和25名采访者各留出一部。另外还要考虑到收藏、留存、赠送、交换等种种因素,这样算下来,《续诗征》的印数,至少需要600部。除了认募的378部之外,余下部分的印费,很可能是张伯英出了。
  这600部《续诗征》,如今都去哪儿了?
  据我所知,徐州图书馆,江苏师大图书馆,徐州博物馆,都保存有较为完好的一部。其他散落各处者,命运未知,偶尔会听到在某个文物市场、拍卖会或是民间见到《续诗征》面世的消息。
  那524位《续诗征》的作者和张伯英以及25位采访者早已成为古人,而他们的后代比如我,如今大都还生活在徐州这片土地上。我这里把成书的过程写出来,是想说明《续诗征》对于徐州地方文化的贡献。因为那些作者的笔触所及,把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徐州的风貌和方方面面的情况记录了下来。想到前辈先贤曾经做过这样一件惠及后世的事情,作为后辈,我们应该引以为荣。(责任编辑: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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