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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徐州会议与北洋政局

编辑日期:2015-1-9 11:11:35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袁世凯帝制自为,引发战争,陷自身于四面楚歌之地。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企图形成个人势力,但最终遭到失败。多方力量合力作用之下,张勋邀请南京会议代表至徐州参会,史称第一次徐州会议,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为时局之重大转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次会议已有研究,但总体上论述不详,甚至存有讹误,有再论之必要。

  一、徐州会议之背景
  袁世凯帝制引发南北战争,独立省份此起彼伏,劝退文电纷致北京,时局动荡不堪。1916年5月6日,冯国璋到蚌埠与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商讨,随后又一道赴徐州与张勋会商,三人联合通电未独立各省各派代表一人齐集南京,协议解决时局问题,并限于15日之前到齐。同时致电袁世凯,劝其不要听信流言而灰心退位。11日倪本人到南京与冯商定会议要点,张勋借口鲁省防务未去。会议正式开始后,张勋亦仅派代表与会。
  张勋没有亲自参加南京会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张勋秉承了袁世凯的意旨。冯国璋以解决袁世凯退位为名召集会议,商定了对袁较为有利的会议要点,袁正为退位压力搞得焦头烂额,对会议召开自然抱有很大的希望,对冯国璋也寄以厚望,决定俟会议之后再行定夺。然而冯早已暗含个人想法,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积极与参会代表暗中沟通,试图通过会议逼袁退位,赢得政治声势,以效辛亥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之旧事。袁世凯对此高度关注,不仅派员南下劝慰与监视,而且密嘱张勋、倪嗣冲阻挠会议。
  5月22日后南京会议陷入僵局,察觉出南京会议不会出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袁世凯授意幕僚阮忠枢发动张勋、倪嗣冲另外召集徐州会议,以抵制冯国璋。25日阮致电张勋,“拟请尊处商同丹帅迅约各省同志代表,汇集徐州,结成代表,预备各种抵制宁垣办法”,“可以长江巡阅使、副使名义,另行召集沿江各省军官代表,成一团体,发表宗旨”,并可联盟签约,推选盟长,“专以挽留元首,勿遽退位,为惟一之根本宗旨”,要求“元首即允退位,联盟各省当正式发表意见,以大义相责。苟继任未得适当之人,与善后种种办法未经确认以前,不敢遽听轻言高蹈。”由此可以看出,阮的真实目的在于借助张勋之威望,阻止袁世凯退位。
  作为袁世凯的忠实支持者,倪嗣冲极力鼓动张勋另开徐州会议。早在南京会议尚未结束时,倪看到无力挽回各省代表主张袁世凯退位的局势时,即“通电张勋、阮斗瞻(即阮忠枢——笔者注)复往运动,电召各省代表至徐州会议,主张留任”。此外在会议发起过程中,张勋的部属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南京会议结束,“张之幕僚万绳栻、李庆璋二人功名心热,拟立不世之勋,以此会议无疾而终,面子难堪,遂说张邀约各代表到徐州另开会议。”张勋对会议也有自己的想法,张戆盫《复辟详志》的记述可作参考:“张勋以频受国会之抨击及南方军人之睥睨,欲召集会议以资联络而张声势,一以为抵制排斥者之计画,一以为巩固逆谋之基础。”
  主意既定,张勋派员至南京邀请各省代表至徐,所派之人刚到南京即得知袁世凯死讯。6月6日午后,12省区30余人赴徐,7日上午抵徐。吊诡的是,倪嗣冲没有赴徐,参加会议,倪一直忙于争取多省对袁世凯的支持和处理在湖北的安武军问题,直至6月7日晚才回至安庆,接见政务、财政、警务、怀宁县诸要员后,直达南京,“至军署会冯华甫,筹商协力保护办法数条,会电段内阁主持,发电后乃洒泪而别。”
  倪见冯国璋而不见张勋,其中必定另有隐情。追踪溯源,可以发现此时二人之间已是矛盾丛生。1916年4月7日,袁世凯拟任倪嗣冲为湖北将军兼讨伐军总司令,并同时补张勋为安徽将军。张勋名为安徽将军,自应向安徽派驻军队,倪嗣冲仍实际控制安徽,4月18日双方军队在安徽大通酿成武装冲突。政府寻求处理办法,改倪署理安徽巡按使。
  倪嗣冲以巡按使名义统领安武军,不移节省城安庆而仍驻蚌埠,确实不妥。袁世凯死后,继任黎元洪明令肯定了这一既成事实,二人职任与实际的不合理所产生的矛盾必然日益凸显。倪不得不开始为自己的出路打算,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袁世凯丧葬之事与自身在安徽的地位问题,后者显然又是重心所在。
  与倪嗣冲不同,冯国璋派代表赵会鹏参与会议。南京会议结束前后,冯内心忐忑。袁世凯“决议武力解决,诱冯为国务总理,而以张勋继其后,冯不遵命来京,则命张勋、倪嗣冲伐之”。张勋与冯国璋矛盾由来已久,早有取而代之之心,对此自然极力赞同。据政府所派与张接洽之人报告:“谓张已自任能将冯国璋逐出南京”。袁世凯去世,倪嗣冲亲近,冯之地位一时无人撼动,所顾虑的还是张勋,便派代表与会打探消息。
  与冯态度类似的还有段祺瑞。段向以北洋正统自居,鄙薄张勋之流。南京会议无果而终,袁世凯无力回天,死前曾计划瞒着段祺瑞召张勋入京,令段大为不快。张勋主张武力征讨西南,某些省份就此痛责段内阁。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以国务总理掌控实权,自然要做出团结各方力量的姿态,加之希望借张勋以牵制冯国璋,因此对张勋召集会议倍加关注,派心腹专员段芝贵参与。
  由此可见,此次徐州会议是时局变化之下,以张勋为中心的多方力量的应对之策,北洋各省将军大多积极参与,冯国璋、段祺瑞等亦给以关注,所讨论者当然与政局相关,也必然会对北洋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二、徐州会议之经过
  6月7日上午10时,张勋在巡阅使公署接见抵达徐州的各省代表,畅谈良久。8日上午,张亲赴各代表寓所答拜。午后在公署开会商议,张勋主席。张首先宣称已经致电拥戴黎元洪受任大总统,一切听任维持。会议决定办法五条:(一)联络各省赞助中央维持地方秩序,如有破坏,即为全国公敌。(二)请中央再颁优待清室条件明令。(三)请中央保护袁氏之家产及眷属。(四)未独立各省将军联名电劝独立各军领袖即日取消独立,以期政治之统一而免分裂之祸。(五)本日到会各省如遇防务紧急,邻省均宜不分畛域,一体协助,共同保护治安。以上诸端一律通过后,即签发通电。此次会议的基调由此奠定。
  9日下午2时,正式会议召开,张勋主席,与会者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京兆、热河、察哈尔9省区代表、徐州镇守使张文生、徐海道尹李庆璋、安徽督军公署参谋长万绳栻,共16人。万绳栻受任代张勋宣读开会大意,首先批判滇、黔、桂、粤等省借口袁世凯称帝发起战争,并在袁取消帝制后坚持要求退位,是国家动乱的原因,随后又解释了南京会议召开的目的及自己没有亲自到会的原因,接着又表达了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今袁大总统虽薨,而国家依然存在,我各省军民长官,均担负地方重任,对于国家前途,应取何种政策,始为正当精确,自非固结团体,一致进行,不能期于永久。用特派人到宁,邀请诸公到此小住,以便筹商。”
  之后,万又将张勋拟定的十条要纲公布于众:(一)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项条件;(二)保全袁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身后一切荣誉;(三)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程序,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四)催促滇、黔、桂、粤、浙、蜀、陕、湘各省,取消独立,倘若固执成见,仍以武力解决;(五)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分子参预政权;(六)严整兵备,保卫各本省区地方治安;(七)抱持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所需军旅饷项,仍当通力合筹;(八)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中央,实行减政,罢除苛细杂捐,以苏民困;(九)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十)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综观以上十条,既是昨日张勋与参会代表共同决定办法的具体,也是张勋长久以来个人情感和一贯政治主张的体现。张勋自己觉得深受前清厚赐皇恩和袁世凯知遇之恩,提出优待前清皇室和保全袁氏家族自然就合乎情理了。张勋曾公开表明对两者的态度:“袁公之知不能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
  “绝对抵制迭次倡乱一般分子参预政权”,作为北方军人代表对于“参预政权”问题的公开表态,该声明表明了同南方完全对立的态度,军人干政之风抬头。而召开国会、维持治安、筹办饷需、实行减政、消除弊政等均属于具体的政权建设范围,已经列入张勋及其打造的团体的计划之中。
  至于参会各省代表的态度,均是极力赞成张勋及其提出的十条要纲,山西代表崔廷献还宣称因有职务滞留南京的绥远、甘肃代表团也赞同此事。事实上,与会代表最关心的是张勋提出的固结团体说法,甚至有些代表还建议将此提法具体化。黑龙江代表李景林建议“惟欲固结团体,则必须公推一资望隆重之人为领袖,遇事电商,始易联络。”奉天代表刘锡鸿提出“必须设立一固定机关”。吉林代表孟星魁认为江南各省未派代表,“是此会似不能便此结束,仍须设法令各省或留一人在徐听候续议,或随后召集,必须作为永久之局。”而万绳栻则按照张勋的意思,说明不必另推领袖,但应承“如再有大事发生,另行召集一会,亦无不可”。
  与会代表如此态度,大都是因为志趣相同,否则也不会受邀来徐。袁世凯突然病故,各省军政长官一时慌乱,“由于袁世凯死的创伤和北洋军阀对未来方向的不明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巩固这个集团,为自己的政治生存制定战略。”至于与会代表及所代表的各省实力派多大程度上认同张勋及其主张,张戆盫认为“各省督军敷衍表面者什之一二,与张勋同其心绪者什之八九也”。
  徐州会议当日结束,与会代表各自回省,张勋也通电全国,报告会议内容,“并由勋当众声明,现在黎大总统依照《约法》就职任事,国家付托得人,我辈各省军民长官必须合意维持,共图久远,切勿轻听谣言,妄想揣测为要。”
  三、徐州会议之影响
  第一,张勋与徐州地位由此得到提升。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张勋自视资格不在段祺瑞、冯国璋之下,手中又握有约2万人的“辫子军”,召集徐州会议,“外表以固结团体,拱卫中央为辞,实则组织北洋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对抗西南护国军,挟制北京政府,保全个人权力地位。张个人则利用此形势,取得北洋各路诸侯大盟主地位”。共和复行,赞同帝制者甚为恐惧。第一次徐州会议之后,此类人物“有所动摇,于是密电往还,由前派代表与张勋代表万绳栻接洽,愿奉张勋为首领。”之后各省区复派代表,舟车往返,徐州会议接续召开。自此,张勋先后在徐州召集了四次会议,徐州名声大噪,一时成为政局重心和第二中心,《申报》、《中华新报》等当时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均设有“徐州快信”等专栏。当然,张勋与徐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徐州王”、“徐州之虎”等浑称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二,复辟问题渐趋公开化。据现有资料分析,张勋此时确实存有乘机拥帝复辟的想法。6月7日,张勋致电张作霖,主张拥清废帝宣统复辟。8日冯国璋在南京毗卢寺为袁世凯开追悼会,“张勋派素与冯接近之恽毓昌、王宝田等前后到南京以参加追悼会为名,实际是因袁乍死,一时彷徨无主,欲通过恽、王及商衍瀛等与冯左右之复辟分子胡嗣瑗、胡思敬等说冯与张合作,乘机实行复辟。”据冯国璋第二军司令部秘书长恽宝惠回忆,称此日“祭毕,冯将我招至方丈室,低嘱即代写一电,令张勋率师北上,并云无须起稿”。不过,由于冯国璋的变卦和倪嗣冲的破坏,复辟构想并未付诸实践。即便如此,复辟问题却渐趋公开化。会议期间,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的报纸纷纷登载消息,称张勋等人借徐州会议进行复辟。如当时北京发行的法文《政闻报》就认为参加会议的不少代表“颇有复辟的思想,与宗社党之铁良及肃亲王二人,不无联系云。”
  第三,北洋政局由此进入了集体领导时期。袁世凯猝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可实权操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手。与此同时,北洋集团在袁世凯死后因失去了唯一有资望与能力统摄全局的人物而趋于分裂,出现直、皖、奉系军阀三雄鼎立、轮流执政,其他地方军阀偏安一隅、力求自保的局面。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切均肇始于张勋召集的第一次徐州会议,因为被当时舆论称之为“北洋军人第一次越轨行动”的此次会议实质上形成了集体领导的新型模式。可遗憾的是,这种集体领导的模式并没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而是结成一个维护和争夺自身利益的团体。在接下来的皖系北洋政府时期,“督军团”干政、参政现象愈演愈烈,对袁世凯死后的政局影响至深。
  综上所述,徐州会议虽短短几日,却大有成效,影响深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北洋时期最应该重视的军政要人之间的关系非但没有理顺,反而更加难以捉摸。在接下来的几次徐州会议中,利害攸关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兼陆军总长)、江苏将军(后称督军)冯国璋、安徽巡按使(后称省长)倪嗣冲并没有出面阻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如此一来,政局看似归于平静,实则暗流涌动,日益复杂。
(责任编辑: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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