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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敬重的罗运来同志

编辑日期:2015-1-9 11:12:27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罗运来同志是我服务过的第三任徐州地委书记。在他身边工作,深受他的教诲。他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作风,使我终生受益,难以忘怀。

(一)
  罗运来同志1964年6月任地委第二书记,1965年4月接任地委书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对徐州地区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并且做了大量工作,所以一上任就出手不凡,提出了一些带战略性的措施,给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
  罗运来同志认为,要改变徐州地区易旱易涝的情况,使农业生产稳产高产,首先要旱改水,因之徐州的水稻面积逐步扩大到400万亩以上。为此,除派人到苏南地区挂职锻炼,搞技术培训外,他向省委提出从苏南、苏中调一批搞水稻的基层干部来徐州任职,具体帮助种水稻。孙龙同志就是从苏中调来的优秀代表之一。其次要抓样板,进行典型带动。地委决定铜山县的大黄、大吴、大庙(简称“三大”)三个公社作为全区科学种田的样板,由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蒋桂同同志直接指挥。后来又从全区不同类型地区筛选100个大队作为样板示范队,以推动全区旱改水和多种经营的发展。第三要狠抓“三基本”建设,即支部基本建设,民兵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以坚强的党支部,抓好基干民兵,用基干民兵搞好基本田建设,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采取这些措施,收到了较好效果,农业生产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965年取得了丰收,粮食总产比1963年翻了一番多,达到29亿斤。所以干群称赞为“罗来运转”。
(二)
  罗运来同志还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就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较好,他既能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当时地委常委有13人,他能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善于兼听、思考,又善于分析、归纳。他能让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甚至各种意见,相互交锋。而在集中做结论时,又能综合大家的意见,从全局的角度加以概括。对不被采纳的意见,他也善于疏导,不会发生顶牛。所以,他在地委会上做出的结论,都能叫人口服心服。
  罗运来同志不仅民主作风好,而且平易近人。他身材魁梧,端庄潇洒,笑口常开,可亲可敬。我们做秘书工作的一些同志都敢接近他,向他倾吐真情,久而久之,既是领导又成为朋友。
(三)
  罗运来同志最为可贵之处,就是能从实际出发,敢于实事求是。社教工作队集训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氛相当激烈。当时中央下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李雪峰同志给中央的一封信,对干部提出举的是红旗、灰旗、还是白旗,是当革命派、调和派、还是反革命派;要向自己的错误倾向决裂,向破坏党纪的老部下、老战友决裂。再一个是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提出大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江苏省委又抓“龙堌事件”,要前任徐州地委书记刘锡庚同志回来作检查,下边还有7000多人的社教工作队进行揭发批判。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干部忧心忡忡、诚惶诚恐。罗运来同志明确宣布:地专机关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地委是保护你们的,要放下包袱,积极工作。他的这个讲话,使大家很震动,也很感动,极大地稳定了干部的情绪。地委副书记丁平同志称赞说,徐州地委与别的地方不一样,敢于实事求是,有独到的认识水平。
  社教运动,而“四清”运动。刚开始时,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大人物都纷纷下去蹲点摸底,越摸问题越越严重。以至有不少人上书中央,说现在有三分之一或更多一点的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把农村说得漆黑一团。一些“左”的文章也纷纷出台,像《老贺到了小耿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很快改编成电影《夺印》,就到处响起一片夺权声。
  徐州地区的社教运动先在新沂县进行,地委成立社教总团,罗运来同志任总团长,地委副书记刘平、省委宣传部长戴为然等同志任副总团长。唐店公社作为先行社,由地委常委、地委秘书长纪凤来同志负责。当时一些人也把新沂县的情况看得过于严重,说什么新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罗运来等同志顶住各种压力,坚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出现一些地方乱斗基层干部,有些生产队干部害怕,发生逃跑与自杀事件时,罗运来同志当机立断,下命令一律不准乱斗生产队干部,很快刹住了这股风。这在当时也是很有勇气的,体现了罗运来同志在关键时刻的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
(四)
  罗运来同志与刘锡庚同志一样,善于写文章,而且多是亲自动手,语言生动,富有文采。罗运来同志是从苏州地委调来徐州地委的。来之前,我就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写的学习推广全国劳动模范陈永康科学种田的一篇文章,用地委副秘书长赵后君同志的话说,他写的文章就像剥葱一样,一层一层地说透。的确,他的文章很精彩,大众化、口语化;逻辑性强,说理透彻,入木三分。我们这些做秘书工作的人真是望尘莫及,在他身边搞文字也有几分胆怯。
  一次,他主持召开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是一次开得非常成功的会议。会议的总结报告,是我起草的,写了两次都没有通过,最后是他自己写自己讲的,我经受了一次考试未过关的考验。在地委整风期间,每天要向省委写一个简报,连续十余天,他看过即发,天天顺利过关,我也慢慢摸清了他的思路、口味,逐步增强了信心。
  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二次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重点讨论建设稳产高产基本田问题。会议从西向东参观了七个原来生产条件较差,已基本改变面貌的样板点,最后在赣榆县开会,地委作报告,启发大家找差距,议出路,定规划,立志翻身。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七个典型很有说服力。他们的共同特点:“治山山低头,治河河变样,治地地丰产,荒山变绿山。”他们的共同经验:“用双手送走了穷面貌,用汗水换来了粮和钱”;“稳中求快,快中求好,好中求省”。在讨论领导对样板的态度时,普遍认为:“领导不蹲点,抓点不用点,有点没有人,有样没有推”。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一定的哲理和指导意义,对开好会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会议向省委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我拿着稿子到新沂社教总团,请罗运来同志审阅。他看后说,重点不突出,要抓住建设基本田这个主题修改。我回来后又重写一篇,围绕建设基本田总结了五点认识和经验。报告送出后,省委的刊物《江苏情况》在头条位置刊登,罗运来同志看到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看来抓重点是抓对了吧,写文章就要下功夫。既说了他的主见,又说了我的用心。这是他来徐州地委工作,省委首次转发徐州经验,没想到我立了头功。
(五)
  罗运来同志在社教运动中,坚持运动与生产双丰收的思想比较突出。抓住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不放,以生产成绩巩固运动的成果,这也是他一贯的思想作风。社教运动第二批展开时,地委决定,副秘书长李凯和我下去蹲点,不担任社教团部的职务,具体搞一个大队,李凯同志任工作队长,我任指导员。地点选在新沂县棋盘公社墨芬大队,并且明确这个队就是罗运来同志的点。工作队入队前,罗运来同志就明确交待:既要按照政策搞好运动,又要把生产搞上去,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根据罗运来同志的意见,我们一入村,就从抓生产入手,宣讲23条,放手发动群众,很快掀起生产高潮。工作队员们通过参与生产活动,与广大群众接触,深入了解该村的阶级状况、生产状况、生活状况以及存在的主要矛盾。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逐步摸清了该村的干部状况和干部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摸清了生产落后、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是多大问题就是多大问题,不主观臆断,也不左顾右盼。扎扎实实为这个大队解决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健全了村支部领导班子。原支部书记戴家启,有工作能力,群众威信也好,只因宗派原因把他搞掉,这次通过发动群众,明辨是非,使他官复原职,其他支部成员一律不动。二是把基干民兵组织起来,搞基本田建设。这里是包浆土壤,易涝易旱,搞成条田或台田,就比较保收,组织基干民兵搞这件事,既快又好,很受群众欢迎。三是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形成阶级队伍,有效地监督“四清”成果。
  在运动过程中,罗运来同志不断地来这里看看,做些指导。他没有架子,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房东做煎饼菜盒给他吃,他开玩笑地说:这个在徐州交际处(南郊宾馆)也吃不到。他对我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认为符合实际,也体现了他的本意,都给予肯定和支持。他提出的“三基本”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就源于这里的实践。
  这里的运动还未完全结束,地委就调我到铜山县社教团大吴分团夏庄大队搞先行队,任工作队长。由于得到罗运来同志的支持,吸取墨芬大队的经验教训,不仅运动搞得较稳妥,生产也搞得较出色。因为这里靠近京杭大运河,水源充足,有条件种水稻。我们以运动为动力,首先抓了旱改水、低改高,一下子就种了500亩水稻,并且获得大丰收,老百姓当年就吃上了白米饭。他们说,俺夏庄大队吃上大米,祖祖辈辈都忘不了工作队!群众尝到了甜头,第二年就把水稻扩大到1500亩,走上富裕路。罗运来同志曾陪省委领导同志来这里视察,表扬我们工作队干得好。罗运来同志还在田头问我栽水稻掌握什么要领,我说早、浅、密。他笑着说,行,钻进去了。可能是看我搞生产有劲头,抑或出于培养,地委决定要我到新沂县炮车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保淮北地区的这面红旗,后因“文革”来势过猛被冲掉了。
(六)
  罗运来同志在“文革”中的表现是很坚强的。他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坚决抵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诬陷,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无私无畏的高贵品质。
  1966年冬,我从社教工作队回到机关,各学校的红卫兵天天来造反,贴大字报,围攻当权派,机关已无法办公。这时,地委在粮食局、卫生局的下属单位找个避静的地方办公。我和纪委的杜洁民同志分别值班,探听一些消息,及时向罗运来同志和地委其他负责同志回报。后来被红卫兵发现,说是“地下办公室”给砸了。在机关没法开会,地委把常委会搬到铜山县大黄山公社去开,每位常委都是我通知的,派一名司机开车接送,只一夜之间,那个司机造反了,成为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把这次会议说成是一次“黑会”,地委常委会议从此就被冲散了。面对这种情况,罗运来同志陷入困惑之中。
  当社会上刮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鼓动“停工、停产”闹革命的妖风时,罗运来同志满腔怒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错误的,难道共产党也能怀疑吗?”“这样搞下去,非喝大锅清水汤不可”。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敢讲这样的话,实属难能可贵!
  随着1967年“一月风暴”的到来,机关干部、职工也纷纷起来造反,有的打着“左”的旗号大搞打砸抢。那时局以上干部属当权派,科以下干部都是群众。凡是当权派都在批斗之列,罗运来等同志首当其冲。在群众组织召开的第一次批斗大会上,一位地委副书记被按倒在地,又踏上一只脚,一斗几个小时。我们对党、对领导同志有感情的人,感到心惊肉跳,有不少人流了泪。都为罗运来同志的安全担心,他却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这之后,地专机关一部分人贴出一幅“保皇图”,诬陷罗运来同志为黑后台,周嵩山为幕后军师,蒋锡林为幕前军师,魏廷安为马前卒,并把这些人与被取缔的“红工总”联系在一起,欲置死地而后快。罗运来同志认为这是莫须有的事,漠然置之!
  “二·四”夺权后,因为没有大联合,引起争执,形成踢、支两派。1967年9月6日,罗运来同志贴出他的表态大字报,在地专机关大院引起一片支持的“红海洋”和一片反对的“白海洋”。从此把支持的群众说成是“保罗派”,罗运来同志也为此遭到毒打和迫害。在挖“5·16”时,又把“9·6”大字报当作大事件来查。还有人又模仿他的字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陷于他。尽管受尽各种折磨,长期不予“解放”,但他坦然应对,坚决顶住。
  可笑的是,当时的当权者主观臆断,认为罗运来同志的“9·6”大字报是地委办公室的人帮他起草的。按他们的逻辑,是周嵩山或其他人帮助写的,是周嵩山的爱人齐志焕拿去帮助打印散发的。认为把齐志焕突破了,“9·6”大字报这个大案就水落石出了。于是,就把矛头指向齐志焕。在“五七”干校,连续组织小会、大会批斗齐志焕,有时到深夜。齐志焕不怕压、不怕斗,实事求是,没说一句谎话。他们只有不了了之。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最近我看到原徐州农校学生罗思荣在《沙湾文学》2008年第四期上发表一篇《见证》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罗运来同志“9·6”大字报的前前后后。时隔40多年真相大白。罗运来同志以及我们这些被怀疑的人是无辜的。
  罗运来同志刚解脱,尚未分配工作,我们在徐州地区医院门口见了面,他笑眯眯地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我情不自禁地说,你受苦了,我们也挨斗了。他说,这些不堪回首的事已经过去了,你们的情况,我也给地委有关同志讲了,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为党工作。他语重心长的话,我感到温暖和感激。
  罗运来同志在徐州12年,是时间最长的一位地委书记,可是实际任职时间只有4年,有8年在“文革”中受迫害。人们对由于“文革”未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大展宏图深感惋惜;对某些人无端加罪名、残酷迫害他极为愤怒;对他的高风亮节、人格魅力十分钦佩。罗运来同志不愧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好领导,他永远活在徐州地区人民的心中。
(责任编辑: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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