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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青帮与脚行

编辑日期:2015-3-18 16:26:11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一、青帮始兴

  清初,苏浙一带的封建帮会组织——青帮始兴,发展至民国时期,势大域广,尤以水、陆码头为盛。
  青帮早期组织是清代漕运中的一种行会性秘密结社。清雍正初年,为清王室沿运河护粮,被称为“安清”,就是通常所谓青帮。江淮各地每年通过运河运往京城的漕粮达400多万石,船只4万2千艘次,水手23万人次。清王朝为了有效管理和控制这些船只和船夫,把各地粮运组织分成许多卫、所。卫、所下是联,联下是帮。这套组织被称为“粮帮”或“粮米帮”。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悬榜招贤,加强漕运管理。当时翁岩、钱坚和潘清三人揭下榜文,承办漕运,遂为漕运总舵把。三人均是天地会会员,他们在漕运中组织了一个“道友会”,漕运中的青帮由此产生。后来,翁、钱、潘三人被称为青帮“后三祖”,而三人的师傅陆逵、陆达的师傅罗清及罗清的师傅金幼孜被称为前三祖。
  当时,安清帮的势力很大,他们的祖师爷翁、钱、潘为清廷运粮有功,受过皇封。与反清的红帮(小刀会、哥老会等)不同,甘心为清廷效力,所以称“安清帮”。其总帮为“江淮四帮”,公立一堂,名曰“潘安堂”。各收徒分为三房:翁是大房,钱是二房,潘为三房。订立了“三堂”、“六部”、“二十四辈”,还有“十大帮规”。只要一入帮,一辈子别想自由,如背叛就给你“三刀六洞”。
  据传,翁、钱二人后来被潘所害,潘独揽漕运,发了大财。因此,徐州一带称青帮为“三番子”(即潘字拆开念)。
  清末民初徐州青帮遍布水旱码头,分“杭三帮”、“江淮泗”、“嘉海卫”等六大派系。较长的“大”字辈有陶昌凤(公称陶六爷),此人系新沂人,是徐州脚行运输业的保镖,当时徐州及周围丰、沛、萧等县的马车、洪车送货车队插上陶的镖旗,土匪都不敢轻举妄动。另外还有王立树(王四爷)原住市委北院,开设王家马车行。其次“大”字辈的还有徐汉青、王福志、刘玉风等,他们与西安、京津一带的帮会均有来往。徐州地处漕运要道,各码头上的船行头(当家)均由青帮担任。旧时坝子街下黄河口岸位于城中心,船只停泊较多,商贾云集,此处当家名叫马风山,山东台儿庄人,回族,他是“杭三帮”的“大”字辈。另一处南关鸡嘴坝码头船行掌家姓严,住火神庙,为人厉害,外号称“火神爷”。另外牌楼(庆云桥)、高头堤是两个小码头,都备有船只和脚夫(装卸搬运工)。当时水陆码头接送转运物资有北来的京津、山东的杂货、粮油,南来的是沪杭的棉纱、水产等物。
  民国初期成立“船业工会”,由青帮头张金荣担任会长。
  二、青帮与脚行
  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津浦铁路建成通车。徐州东关建了火车站,附近作日记工的城市贫民纷纷到此接送客商和货物(当时称之为脚夫)。凡是能联络、组织些脚夫的,逐渐形成了脚行头。次年,两个安清帮头子姜廷忠、郭三在车站附近分别成立南车行和北车行,霸占了车站和东关的客商货物装卸搬运权,形成了二大脚行。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自陇西到海州的陇海铁路建成通车,徐州北站随之建成。郭三为扩大其势力,将侄儿郭广运派往北站,把持了那儿的货运。当时有旧军阀关林汉开设搬运局,东、北两站的货物均为其把持。他本人不问事,坐地分赃,叫其亲信吴凌汉充当局长,内部把头有郭化龙、杜培山、董祥、富佑。外部又让姜廷忠、郭三找大安清帮头子潘杰武(外号潘三麻子)担任局长。约三年后,范玉春(外号范四,系土工头)由于清帮的徒子徒孙捧场,继任局长。因姜、郭二人同范有清帮关系,故仍为东站的封建把头。
  青帮在民国时期势力很大,官府遇事有时也得乞求于它。
  1923年5月6日发生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事件,就是青帮“大”字辈头目孙美瑶所部“山东建国自治军”毁轨拦截的,掠走中外旅客百余人。事发后,在外国公使团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迅疾派人查处,一时中外人士、记者云集徐州,徐淮镇守使陈调元多方奔走,毫无进展,最后只得邀请徐州青帮著名头目高大奎去孙的据点抱牍崮说情。高也是青帮“大”字辈,光绪年间曾为慈禧太后的禁卫军打顶马(前锋开道),高上山与孙面商后,孙即刻放出被劫外籍人员。此事足见青帮势力之大。
  1933年,南京青帮“大”字辈的陈宝元(此人为国民党中统陈果夫的叔)任中统局调查室主任,他看到徐州为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之枢纽,油水颇丰,便要控制两铁路沿线的各水、陆码头,成立了“徐州津浦、陇海联合工会”。只有带有“总工会”牌章者,方能进入车站、码头从事搬运。徐州青帮在车站内“十大班”的头头杨青明,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和利益,便带领几十名手下去争夺码头,抢货源。此事触怒了陈宝元,就以滋扰社会之罪名,将青帮头头杨青明、范以春、代之休、刘文志、蔺洪章抓去,秘密押解南京,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青帮内的大小狗之争使徐州脚行地方青帮势力遭到打击,一度低落。
  1938年,日军侵占徐州,地方青帮势力又死灰复燃,日本人为利用青帮势力,特许青帮公开结社,并将其改为“安清道德会”。日寇利用青帮头王汉儒、王相桂、金少山等人组织成立国际运输公司,用欺骗、蒙蔽、暴力等手段发展帮徒、扩充势力。伪区长孙恭组织伪工会,东北二站成立“行栈起卸业工会”,下设监理事,均由青帮担任头目。
  脚行头不仅是青帮,大多为国民党、日特、中统、三青团等反动组织成员,依仗官势欺压工人。青帮不仅在脚行业占领霸权,而且还扩充势力,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赌场、妓院等划地称霸,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恶势力。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帮会势力相继消亡,青帮就此绝迹。
  三、脚行业的封建割据
  解放前的脚行业长期处在封建割据状态,脚行头在反动统治者的扶植下,按照地区或行业各霸一方。
  “起卸业工会”头目陈亚东在70多个封建把头会上宣布父亡子继,任何人不得侵占。
     无论是行栈脚行,还是东、北两站车行,或搬运局及后来的国际运输公司,大柜、行栈、工会等所有的这些封建组织,都不能起到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调配的作用,在他们下面,又有大大小小的封建把头70多个,自划地界,各自为王。
  如市南关的脚行把头崔行法,有40余名工人,控制全市及外来所有竹篾业产品的运送,外人不得搬运。
  铁业的脚行把头闫成勋,手下50余名工人,独霸南关铁业搬运。
  皮业的脚行头分二帮:一帮是奎河东,一帮奎河西,由裴世名、孙全明、徐士礼把持。
  煤油业的脚行头刘敦贤,鲜果业的脚行头朱大顺、刘忠义,粮行业的脚行头张学理各霸占一个或几个行门。
  脚行头之间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相互并吞,唆使青帮徒子徒孙聚众斗殴,比财力贿赂官府比势力霸占地域,比武力,刀枪厮杀,胜者为王败为寇。
  1946年夏,东站两车行为争货源,脚行头之间大打出手,开始各带少数几人在子房山后约好时间,立下生死文书,双方厮打二十余次,各有损伤,互不服气,便又纠集500人之众,以红、白布条系在胳臂和头上为标记,手持木棍、铁锹、斧头等物为武器,只认标识不认人,拼命厮杀,当场死伤50余人。后官府也无奈,只好请出大青帮头姜文居出面调停方才罢休。此事件成为当时震惊社会的一大惨案。
  四、脚夫的悲惨境况
  脚行内从事装卸搬运的,解放后被称为搬运工人,解放前称为脚夫、脚力夫或人力夫。过去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压在社会最底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干这行的俗话说:“不养老、不养小,光棍一人也吃不饱。”过去黄河岸街有个“人市”,每天早上有数百名失业游民在那里等待招雇,脚行头看到活多人少时,便到“人市”用低廉价格雇人给拉货,扛东西。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三条腿的羊难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
  脚行头对脚夫们的压榨和剥削手段五花八门,工人要想进入脚行,须先请“引进人”,认师拜祖,或是找个老头,否则会受别人欺侮,或干不成。过去说出力活是“吃红脸饭”,就是凭所谓本事。当你参加后,他们就讲“义气千秋”,学习三国的刘、关、张。其目的让工人为他们出力、卖命、争地盘、抢货源。若师父受到别人欺侮,徒弟要联合起来,不惜一切去卖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否则,就以欺师灭祖罪,按“十大帮规”论处。有的工人不愿为其卖命,霸头就把他叫到家中,令其师兄弟当面毒打,“杀一儆百”。脚行头对工人劳动的血汗钱,百般勒索敲榨,层层盘剥,实际上是任脚行头们随意“赏”,高兴给几个就是几个,有时不高兴,一分不给。
  当时规定总把头提取脚资总收入的60%,二把头分五股帐。拉车的除此以外得支出车份帐(车是老板的)。另外,有些把头为了贿赂军、政、警、宪等官方人员,也从脚夫力资中抽出几股帐送给他们。用工人的血汗钱养活他们,反过来压迫工人。这些人(包括大小封建把头)婚、丧、嫁、娶、生孩子、过生日、搬家出行、请客送礼、官司诉讼等十余种项目都从工人力资中抽取,最后工人所得了了无几,敢怒而不敢言。
  在旧社会“抢帽子”,就是看物价行情买进卖出。封建把头为了取得更多钱财,把工人力资不及时分给工人,用来“抢帽子”。看到物价跌时,就拼命买些银元、布匹、粮食等物屯积。有的小把头管的工人少,捞钱少,就买豆饼屯积。看到物价上涨,再拼命卖出,从中渔利。当时物价一日三涨,工人劳动所得的钱本来就很少,再不能及时到手,生活就更苦了。同样多的钱早晨买三斤面,到中午或晚上一斤半也买不上了。工人终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老板封建把头却过着花天酒地、奢侈无度的生活。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工人孔福林,长年累月给把头干活,月底分账时因克扣太多,索要工钱,惹恼把头(脚行老板),非但分文不给,反遭毒打。全家六口饥寒交迫,父亲病重,母亲活活饿死。为生计将大女儿给人当了童养媳。为给父亲治病,孔福林万般无奈,含泪将小女儿带到“人市”去卖,谁知还未走到“人市”,年迈老爹已含悲死去!
  日伪时,老工人郁振道、车金堂给脚行头干了一个月的搬运活,没捞到一分钱,实在没法子,便在拉货时抽了一斤多棉花,换了点豆饼全家充饥。这件事被把头知道后,当即派人将他二人捆绑押送到铁路警务段,受尽酷刑,后连夜押送到东北沈阳,下了水牢,在日寇集中营被罚苦役三年,在日寇的刺刀下过着非人般的生活,直到日本投降,他俩才逃出虎口。
  五、搬运工人的反抗与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旧社会的搬运工人不堪忍受反动统治者们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迫和欺辱,便奋起反抗和斗争,这种斗争由零星、分散、自发的到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有组织的,逐渐汇成一支巨大的革命洪流。在斗争中,工人们用各种方式巧妙地破坏封建把头的运输物资。日伪时期,拉大板车的工人将货物运到僻静处,与接应的人一起拆包倒粮。在给鬼子运煤油时,事先将盛煤油的“亚细亚”铁桶装满凉水,封好口,半路上将车上的煤油倒换。为逃避日伪抓夫、派差,搬运工人除了东躲西藏外,还和敌人斗智。郭玉福、李思明、洪后福等在车子上打主意,把原固定式的洪车、板车改成车身和车轮分裂式的,并把死车轴改成活车轴,一旦遇到敌人抓夫、派差,就把车往路旁一歪,车轮便离开了车身。敌人以为车坏了,只好干瞪眼。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徐州2000名人力车工人为反抗反动当局征收“车捐”(杂税),举行两天罢工,要求县府减捐。市内交通瘫痪,县府恐怕事情闹大,只好答应减捐。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全市2000名人力车工人再次罢工,反对当局颁布的“十二条整顿办法”,要求减车租。反动当局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罢工工人,但广大工人不予理会。最后在强大的压力下,当局不得不答应予以改订。
  一九四三年东站搬运工李备德等人,看到外号叫“大狗熊”的鬼子兵将一搬运工毒打至重伤,义愤填膺,鼓动大家停工,向铁路局和国际运输公司提出条件:给伤者治疗,并答应今后不再欺压工人。罢工持续三天,使货场物资堆积如山,无法外运。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命令日寇警备司令部派兵镇压,大肆抓捕杀戳。上千名工人不畏强暴,团结一心和日伪军警展开了拼搏。虽然这次斗争被镇压下去,但斗争火焰并未扑灭。
  一九四七年五月,宝兴面粉厂的把头瞿学志在物价一日三涨的情况下,不发搬运工人力资,把工人劳动的血汗钱用来“抢帽子”,还拼命从工人力资中提成,降低工人力资。共产党员吕振东便发动工人举行罢工,向把头提出:不准克扣工人工资。瞿学志伙同收发部主任马培全,气急败坏地威胁吕振东说:“小子,你敢闹,你知道这面是给谁运送的吗?这是军用洋面,出了事,小心你的脑袋。”他们恶狠狠地警告工人说:“聚众滋扰,妨害社会治安者,要严厉惩办!”工人弟兄们并没有被把头的淫威吓倒,他们义正词严地进行了回击:“如不答应条件,拒不复工。”把头最后不得不让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力资。
  工人弟兄们越是团结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把头们越是害怕,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在工人中挑拔离间、制造分裂。
  一九四七年七月,北车站脚行把头郭广运怕工人闹事,便把工人划分两班,以铁路为界,派邹士甲、邵立山两个小把头控制,从中煽动两个班的工人争货源以至殴斗。共产党员宗大君及时识破并揭穿了这一阴谋,于是他启发教育工人兄弟们,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在宗大君和尹建功两同志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罢工斗争,向把头要求合班,降低力资提成,如不答复,决不复工。当时斗争很复杂,小把头们四出活动,搞拉拢煽动,或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或行恐吓,施出种种伎俩,妄图破坏罢工斗争。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宗大君同志果敢地缴了小把头邵立山的枪,邵吓得连忙苦苦求饶。经过几天的斗争,终于获得胜利,合班成功、力资提成降低了百分之十。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国民党欲将徐州北车站附近花园仓库的弹药运往前线。北站的搬运工人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阻挠这批军火运往前线。头天晚上全体工人都秘密分散转移到郊区农村。次日,把头和敌军看到无人干活,唯恐贻误战机便到街上抓差,抓了一些不会搬扛不懂操作的人干,有些被抓的人乘机溜走。干了半天,只装运了几箱弹药。敌人惊恐万状,匆忙开车逃窜。后来,这批弹药,被我军全部缴获。
  淮海战役打响后,徐州4000多名搬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支前抢运,由区长邵小平带领,首先把飞机场的37360桶汽油运到火车站,向我军输送。接着又出动2900辆平板车向前线运送粮食,1200辆车运送弹药等物资。
  徐州所属各县设立了100多处物资转运站,据统计出动洪车(独轮车)4万余辆,装卸搬运民工16万人,挑子27000副,船74艘,形成了庞大的支前运输网,支前大军不辞劳苦,用小车推、大车拉、肩挑人抬,把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运往我军前方。
  在风雪弥漫的隆冬,在战火纷飞的原野,一列列车队,一辆辆小车,碾着冰雪,迎着炮声,奔向每一个阵地,冲向每一道堑壕。战火中涌现了许多“英雄车队”、“钢铁运输队”。
  正如陈毅老总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小车推下来的,肩膀挑下来的。”
  徐州广大搬运工人在伟大的淮海战役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
(责任编辑:蒋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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