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是旧时农耕民族为应对战争，使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都邑四周建起用以防御的障碍性建筑。我国古代城市一般都有城墙。城墙由墙体、马面、女墙、垛墙、城门、门楼、角楼、瓮城等部分组成。城市有城墙就有安全感。徐州古城墙历史悠久，毛泽东曾回忆：“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1919年）的途中，经历过的这些地方：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城墙走了一圈。《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斯诺《西行漫记》）可见徐州古城墙的知名度。然而，从考古发掘发现徐州古城墙却经历了由小到大（内城到外城），由土筑夯实（即砖包土结构，城墙内外两面用大青砖与糯米汁拌石灰修筑，中间用土与碎砖掺杂夯实）到砖石垒砌的发展过程。
　　一、苏宁广场工地汉楚国都城墙
　　2012年8月工程基坑土方开挖，徐州市博物馆的文物专家在工地采取随工清理和探方清理两种方法持续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截至2013年5月24日，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共发现各个时期的灰坑39座、房址7座、水井7口、鼓楼建筑遗迹1处、石碑3方，出土大量青花瓷器、青瓷器、礌石、石质炮弹、丝麻织品等各类文物千余件。
 　　发掘发现，基坑西侧有夯土城墙遗迹，该遗迹由城墙和城门两部分组成。夯土城墙与彭城路大体平行，基本正南北向，勘探长度约120米，底部宽度约25米，现存高度1.2-1.8米，残存城墙顶部距地表约10米。城墙直接构筑于生土面上，底部挖有浅基槽，基槽深约0.5米，上部被唐宋时期堆积所叠压，城墙内外两侧分别发现了西汉和东汉时期的文化层堆积。城墙夯土为灰黄色，夹杂大量料姜石颗粒，类似生土，内含少量陶片，夯层明确，夯窝明显。在城墙的中部发现一处城门遗迹，城门宽3.2米，残存高度1.2米，残存有10层石板平铺垒砌，石板内侧平整。虽然城门门道内未发现青砖或石砖铺地，但是有明显的踩踏面痕迹，专家判断为出入长期使用所致。2013年，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为首的专家们对全面的开口层位、夯筑方法及出土遗物分析，初步认定为西汉楚国及后继东汉彭城国之都城彭城的东城墙遗址。
　　但是，如以彭城路1号“楚王宫遗址”为坐标，“东城墙遗址”距离王宫太近了些。在近13年来遗址周边地区同一文化层发掘过程中，不断出现大量汉代遗存：2000年，徐州国际商厦工地发现了大量汉代遗存，出土海量的汉代建筑材料，部分材料初步确定为西汉楚国王宫之铺地砖；2005年，徐州金地商都二期工程距地表10米处发现了明确的汉代夯土台基；在考古过程中，徐州因连年水患导致不同年代文化层重叠特征明显，遗址发掘出的文化层多达14层。1-5层为清、明代堆积，距地表深度8-8.4米；6-10层为唐宋时期堆积，距地表9.6-9.9米；11-13层为六朝时期堆积，距地表10.8-11米；14层为汉代堆积，11米以下。联系2001年“金地商都”基坑地下11米考古发掘的情形判断，“楚王宫遗址”从西楚故宫到汉楚王宫遗址，应在现金地商厦主体建筑偏西位置。具体位置：北府署北墙（现彭城路1号北门）；南淮海东路彭城路交叉口；西到中山北路。理由有三点。1、“金地商都”基坑地下考古发掘11米左右发现汉代遗存，与发现汉代城墙同一水平线，表明处于同一文化层；2、金地商都基坑地下考古发掘出汉代大型建筑柱础，夯土平台，石板、汉砖居中、鹅卵石两边镶嵌各一尺宽的官府道路。3、发现两个谷子粮仓，汉代规整条石砌的水井，及汉代陶器等文物。依据考古发掘点，进行联系综合分析，东城墙遗址应是徐州汉楚国内城。
　　二、老东门工地徐州明代东城墙
　　2010年10月14日徐州市淮海东路老东门时尚街区工地的西南方，地表5米下发现明城墙。市考古人员沿城墙青砖清理，南北方向清理出46米城墙外砖面，贴城墙外侧向下清理了半米左右。最初发现的城墙大致呈南北走向，残留表面距离地表大约5米，城墙砖逐层向内错开大约1厘米，城墙墙面向西倾斜。建城墙的大青砖长44厘米、宽22厘米，厚度大约有12厘米。据史籍记载和现场地层情况判断，应该是明代洪武年间修筑的徐州城东城墙。
　　《徐州府志》、《铜山县志》中都有明代洪武初年重建徐州城的记载，当时的东城门“河清门”就在现在大同街东头的人民舞台附近，大同街东段相当于东门大街。河清门外建有瓮城，经过勘察，在发现城墙的位置北侧几十米外，发现了瓮城的遗迹，所发现的城墙确定是瓮城南侧的一段城墙，与史料记载一致。从现场土层的堆积情况看，最上层为扰乱的建筑垃圾层，第二层为黄河淤积的细沙土，第三层为颜色暗红的粘土，土层较薄，质地较硬，再往下就是城墙。向西倾斜的青砖墙面是城墙的外包砖以及中间夯筑的填土、碎砖，内墙包砖还没有发现，城墙厚度不清楚。所谓砖包土城墙，就是城墙内外两面用大青砖与糯米汁拌石灰修筑包裹，中间用土与碎砖掺杂夯实，这种城墙非常牢固。经过勘探，发现城墙的外表由底向顶逐渐内收，城墙的位置应是明洪武城墙的顶部，向下估计还有5米深左右。
　　在这段城墙的北端，清理出高于城墙1米多的雉堞（音：zhi die），即城墙上端外侧修筑成连续齿状的矮墙，也可以叫垛口，是防御工事，在反击敌人来犯时，用来瞭望或射箭，也可以掩护守城士兵；在这段城墙的最南端，城墙墙面呈直角折向东延伸，长度大约8米。这段拐向东的8米城墙比南北向城墙局部高出1米多，考古人员分析这段东西方向的墙砖应为马面。是徐州城墙第一次发现实物马面，明代在战略防御比较重要的城池外侧几乎都筑有马面。
　　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就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就是马面（或称为敌台、墩台、墙台）。平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长方形居多），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外侧三面有垛墙，左右两侧的垛墙开有垛口，便于抛掷砖石，放发矢弹，以阻击敌人攻城。马面正面的垛墙不开垛口，比左右垛墙高出二尺，可以防止城下矢弹伤人。马面之间距离不长于120米（一般为70米），因为火力交叉点为 60米，恰是冷兵器时代弓箭、弩、飞钩、掷枪、擂石等抛掷类武器的有效射程和杀伤范围，从而在主墙体之外，形成一组正面及两侧之间的高空密集交叉火力网，提高了城墙的防御功能。马面建筑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宽度一般为 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约相当于城墙厚的三分之二）为非对称式，是依据需要而设，符合宋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马面在徐州城墙遗址考古是第一次发现实物，史籍资料中没有记载，明洪武时期城墙的发现有了实物佐证。
　　此外，考古人员在城墙遗迹的范围内，发现了一些明代早期的青花瓷盘、碗、杯、茶叶末釉碗，以及紫砂器物残片和一枚锈蚀严重的钱币。　
　　三、花园变电所工地明代东北城墙
　　2005年9月，徐州花园变电所，解放北路电业局办公楼工地施工中发现明代东北城墙遗址。地表下1.5米，发现石墙。剥离周边土露出7行，以长1.5—2米，厚0.5米，用石灰砌四面净的条石墙，每行收分在1.5—2厘米，向内倾斜。顶部宽2米，墙内见夯土，内面已损毁，无法计算厚度。继续下挖发现墙外部在淤泥中密排楔2米长直径15-20公分的杉木棒以挡土，然后在夯实土层之上砌石墙，共长30余米。东南西北走向，呈大弧型（内弧向西南，外弧向东北，曲度未计算），石墙两头可见分别向东南和西北在地下延伸（后施工中拆除）。从走向和方位判断：东南连接东城门，西北连接北城门，应是明代东北城墙遗址。现已经掩埋在徐州电业大楼北面楼底下。石墙上砌城砖的城墙有先例，如楚汉文化带的寿县古城墙，城之平面略呈方形城墙周长7141米，高8.3米，底宽18－22米，顶宽4－10米，墙体以土夯筑，外侧贴砖，外壁下部有2米高条石砌基，通体向内欹斜，层层收分。
　　四、和平街西门口建筑工地明代西城墙　　　
　　2000年7月，在大连证券徐州营业部和徐州移动通信公司建筑工地施工现场，发掘出一条纵贯工地南北的明代完整的古城墙基础、城门和瓮城。西门城墙局部呈南北向延伸，墙体长58.5米，宽11.5米，内外包砖，中间夯土。城墙砖长48厘米，宽24厘米，厚10厘米，城门以青石砌筑，门宽4.4米，恰好与现代的“和平街”宽度相当。通汴门主城门在和平街（西门大街）上，朝西。主城门外的瓮城呈半圆形，面积约600平方米，城墙宽10.5米，比主城墙窄1米。瓮城门在出主城门西南约30米，是城市的又一道防线，它主体朝西南，与主城门呈曲尺形相对。这种布局可使敌兵或洪水进入瓮城后，不能直达主城门，有利于主城的防护。西门遗址就是天启四年因洪水被埋于地下的通汴门遗址。通汴门遗址在1928年拆除的武安门之下，其发现不仅使我们在拆城80余年后仍能够细睹徐州古城门的风貌，还证明了徐州“城上叠城”的说法。经过考古发掘确认，该处是洪武年间新修、万历年间重修的西城墙。确定了徐州明清时期西城门的位置及结构，虽未发现瓮城的城墙，但为进一步确定瓮城城墙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西门城楼遗址的首次发现是此次发掘重要的收获。
　　五、回龙窝建筑工地南城墙
　　2014年2月春节前，回龙窝建筑工地工人在挖排水沟时，发现地下的古城墙，露出部分长约50米，最高处高约4米，底部泡在水里，据勘察还要向下挖2米多才能见底。据笔者测量：古城墙呈东西走向，东西两头各有十几米的城墙保存完好，中间有一段近十米的城墙被损坏。从保存完好的城墙来看，城墙全用青砖砌就，青砖的规格较工整，长48—49厘米，厚9—10厘米，宽23—24厘米，长度及厚度基本统一。露出水面共22行砖，收分每行1—1.2厘米。城墙是砖包土结构，外墙顶部厚1.5米，中间填土及碎砖石，无里墙，无法计算城墙厚度。城墙西部有南北走向的两条砖砌残墙遗址，长度13.5米，北面与城墙连接，南面有条石，与城墙间宽度10余米，中间填土及碎砖石，推断是城墙马面。城墙向西延长应是瓮城墙及南城门。
　　万历初，副使舒应龙、知州刘顺之环增护堤，又建闸泄潦于城南，城不得溃。……四十二年，参议袁应泰重修四门，各增箭楼，更门之名：东曰明德、西曰威远、北曰拱极、南曰奎光。天启四年六月甲申，河决奎山堤，夜半由东南坏城，百姓溺死无数。明年移筑州城于云龙山东，去旧城二里。……崇祯元年，兵备唐焕复修，改门名：东曰河清、西曰武安、北曰武宁、南曰奎光。七年，参议徐标补葺之，三面凿池，南北增敌台，四城周九里。徐州古城墙的结构是砖包土。明洪武年间建徐州城墙是以砖石垒砌，周长九里余，城高及底宽均为二丈三，顶宽一丈一。城门四开：东曰河清门，西曰通汴门，南曰迎恩门，北曰武宁门。城外环以护城河，深宽各三丈许。
　　六、城砖
     明代，法律森严。城砖作为战略物资，备受重视。城砖的质量好坏关系到城池的安危，责任重大。城砖的生产窑厂除了皇家信得过的几家之外，其余窑厂出品的城砖定要钤上印迹，标明年代、地址、窑厂名称、窑户姓名及工匠姓名，以便追溯有据。明代早期的印戳位于城砖的长侧面，戳记无边框，为较深的阴文楷书。如南京城城砖的印迹“洪武年月”。北京城城砖“成化十七年”、“正德十一年”等，印迹亦无边框。嘉靖年间的城砖，印迹也在砖的长侧面，只是戳子加了边框，有单边框、双边框之分。有的砖上甚至有印戳多个，如“嘉靖伍年临厂精造”（大字），“窑户张宗”（小字）。同为一长方形竖戳，下面另有一小长方形竖戳：“匠人德”。印文为隶书阴文。同一时期的城砖印文也有阳文楷书，如：“嘉靖十八年秋季窑户史造”。 清代城砖只有部分砖有印迹，也有边框，为小长方形，印文在砖的短侧面。大多只有年代或窑厂名称，没有窑户姓名、没有匠人姓名。如：“乾隆叁年”、“宝丰窑记”、“荣生窑”。也有的砖标明城砖用料及工艺性质，有的还加上窑厂名称，如:“细泥停城砖”、“细泥亭澄泥”、“通和窑细泥停城砖”。印文均为楷书阳文。有的城砖上的文字还好像是特为某处订制，如“圆明园”等。有的是标明砖的用途，如“停滚砖”。 徐州市区庆云桥南首遗留着一段徐州明清时代的古城墙遗址（护城石堤），现有200多米长，墙体为17层巨石砌成，现露出地面的为6-7层。每块巨石长1-2米，宽50公分，重达几吨。徐州部分城砖在砖长侧面有长方形印，楷书阳文“嘉庆十三年” 匠人姓名，编号等。清代城砖上的文字责任功能不突出，似产品标签。(责任编辑：蒋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