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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酿酒大师徐传友

编辑日期:2015-12-4 13:48:00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徐传友,沛县人(1905一1983)。他14岁跟着父亲学酿酒,从20岁起带领帮工和徒弟,在丰县、沛县、铜山县和徐州城等十几处,为富裕人家建作坊并酿酒,44岁参与创建国营徐州白酒厂,古稀之年病倒在铜山县何桥酒厂。他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在酿酒中度过的。徐传友个人的酿酒史,是徐州自民国以来酿酒史的一个缩影。

酿酒足迹遍城乡
  徐传友一生的酿酒行程是这样的:
  沛县燕大楼(出生地,1905年生)→沛县赵寨村(14岁随父学酿酒技术)→丰县华山镇(20岁,开始带人酿酒)→丰县梁寨、肖庄、范楼(带多人酿酒)→沛县敬安(带多人酿酒)→铜山县何桥(带多人酿酒)→徐州博爱街酿酒处(带多人酿酒)→国营徐州白酒厂(带十几人,参与建厂)→何桥酒厂(乡镇企业)(独自一人,做酿酒技术指导)。
  徐传友酿酒过的地方,按企业性质可分三类:
  一类是家庭作坊和个人小酒厂,占大多数,他不但负责酿酒,还要负责作坊、小厂的设计和施工。徐传友的身份类似现在的“承包商”,或曰“工头”,但不负责销售。业主管吃管住、发工钱。
  二类是国营企业,即“公营徐州白酒厂”。这是徐州有史以第一家地方国有企业。1949年初,徐州市人民政府派专人(小李子)去沛县邀请徐传友,参与创建“公营徐州白酒厂”,他欣然前住。拿工资,住酒厂宿舍,成了正式的产业工人,也由农村人成了城市人。
  三类是乡镇集体企业,即铜山县何桥酒。他是技术指导,享受副厂长待遇。当时徐传友己退休多年,但禁不住何桥乡政府的“四顾茅庐”,1979年74岁髙龄只身到何桥。三年后,他病倒在车间。
祖辈酒为媒   徐传友出生燕大楼
  徐家是燕大楼扎根落户的第一代,徐卫生育了三个儿子:长子徐志学,次子徐志平,三子徐志书。长子无后,次子与燕大楼的另一燕姓大户的女儿成亲,也是“酒为媒”吧,而且继续住在燕大楼。这是徐家在燕大楼扎根落户的第二代了。三子徐志书结婚后离开了燕大楼,落户在沛县三堡村。
  在燕大楼的徐志平,生有二男二女,长子徐世璋与老和寺村的赵氏结婚,生下一男一女。
  次子徐世尧,其妻沛城西大武堰村刘氏,生一男三女,其中儿子就是徐传友,生于1905年,他自幼聪明好学,14岁起便跟着父亲学习酿酒,20岁便能带人外出接活了,从此以酿酒为业,干了一辈子。
 收壮丁、乞丐为徒
  1946年,老百姓害怕国民党队伍过来抓壮丁,就四处躲藏转移。17岁的燕金明也是这种心理。父亲说:你甭在家蹲了,上你表叔那去吧,跟他学蒸酒去。表叔就是徐传友。
   一天,来了讨饭的母子俩,那儿子也有十五、六岁的样子。徐传友心生怜悯,就对那位母亲说:“男孩这么大了,还到处讨饭,流浪四方,以后咋过日子?留下来跟我学蒸酒吧。”
  就这样,徐传友又收留了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此人姓梁,名元明,肯吃苦,很灵活,有活抢着干,技术也学得快,徐传友很喜欢他。
  1949年初,徐传友带着梁元明去徐州,参与筹建国营徐州酒厂,之后入了党,再之后,也成为酒厂主要负责人。
  徐传友在范楼酿酒时,除了梁元明之外,还收留了好几个要饭的,如阎广兰等。这样,徐氏酿酒队伍就增加到十几个人,就成分而论,几乎成了“丐邦”。这些被收留的人,都是在饥饿、流浪、失去做人尊严的困境中,被徐传友“搭救”过来的,跟着他,这些人便不再乞讨,便不再流浪,而且挺起腰腰杆有了做人的尊严。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徐传友感恩戴德,这很正常,乃人之常情。
外称师徒 内称兄弟
  一天,燕坤山、燕减山、曹贵彪等人,向徐传友提出:该给你举行个拜师礼了。你手把手教我们酿酒,实际上早就是我们的师父了,我们就是你的徒弟了,可一直没有个仪式,内心过不去,对内对外也都不好称呼。
  徐传友想到这些,委婉地说:“拜不拜师,我都一样教你们。”
  他们说:这不一样。举行了拜师仪式,对外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讲,俺是徐师父的徒弟,正式磕头拜过的。再说,磕头拜师也表达俺的心意。
   徐传友作为这支民间酿酒队伍的首领,不仅用心要教他们酿酒技术,还严格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时刻关心他们的思想、品德及其行为。他在多年带队酿酒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五要五不准”的严肃纪律。
  “五要”是:一、指力吃饭,要量力求财;二、虚心学手艺,干活要勤利;三、与亲朋饮酒,要讲究礼仪;四、亲朋有难,要慷慨解囊,拔刀相助;五、在家孝敬父母,出外要你帮我助。
  “五不淮”是:一、不准酗酒;二、不准打架闹事;三、不准坑蒙拐骗;四、不准逛妓院;五、不准调戏妇女。
参与建徐州白酒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政府组织了徐州接收委员会,其中包括接收日伪在徐州的工厂。在1946年3月12日,由信托局徐州专员办事处制作的《接收工作已未复工一览表》中,被接收的敌伪产业共有52家工厂。其中包括四家造酒厂:兴亚造酒厂,(接收后更名徐州造酒厂),淮海工业(接收后更名为徐州第一酒精厂),华阳公司(接收后更名为徐州第二酒精厂),兴南公司(接收后更名为徐州第三酒精厂)。第一、二、三家酒精厂也在倒闭之列。至于徐州造酒厂,原主要生产日本酒的,自然也随着日本的投降而偃旗息鼓。国民党统治徐州期间,也没有新建酒厂,但徐州人是要喝的,于是私人酿酒小作坊便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1949年3月,“公营徐州白酒厂” 正式建立了,徐传友带来的人,加上几家小作坊合并过来的人,以及另外招来的人,也只有39名工人。
  徐州市档案馆保存有1949年5月9日,徐州白酒厂手填的一张表, 当时该厂列为管理人员的是 8个人。他们是:经理吕学先,副经理朱化存、监委田云谷、会计解桂庆、出纳高德三、营业组长李思久、保运组长王健民、酿造组长张宗明。
  徐传友虽然有技术,但在这之前没有“革命经历”,又不识字,所以没有给他安排什么管理层面的职务,不算“干部” ,可在实际上他却成了徐州白酒厂的“技术总监”,因为在这之前,他有二十多年的酿酒经历,而且酒厂刚成立,并没有现代化的酿酒设备,还是用老法酿酒,这对徐传友来讲是轻而易举,轻车熟路,不费吹灰之力。所以经理和酿造组长们,经常向徐传友请教技术问题。久而久之,工友们就称徐传友为“徐一把”,就是“技术一把”的意思。他在发酵的酒池子里,抓一把,看一眼,嗅一下,就能知道这一“池子”可以出多少酒。
  1949年9月1日,市政府将南关、西关、北关三个地方的酒作坊设备,集中到都天庙,又在庙院里临时搭建了一个大棚,作为新增加的车间,十分简陋,就这样正式开始生产了。
  徐传友对徐州对公营徐州白酒的贡献,可分三个方面:1、他从沛县带来了传统的酿酒技术,出品了“八五酒”。“八五酒”,对徐州现在的中老年人来说,不但不陌生,反而很亲切。但它不是一个正式的酒名,不是注册的商标,而是徐州酒民给“徐州白酒”送的一个绰号。这种酒在很长时间里,零售价都是八角五分一斤,故名“八五酒”。二十世纪的五十、六十年代,徐州地区最盛行的地产白酒,就是徐州酒厂生产的这种“八五酒”。2、他从沛县带来了酿酒主力军。1949年5月9日,这个厂登记了8名管理人员,从其简历可以看出,这些人来之前,有的是部队指战员,有的是农村基层干部,都没有酿过酒。徐传友从沛县带来的十几名酿酒人,自然就成为“白酒厂” 的生产主力军。当然,除沛县人之外,还有从徐州城区一些酿酒小作坊来的工人,但从沛县来厂的工人实力最强,故有“沛县邦”之说。3、他的两个徒弟后来成为厂里的主要负责人。建厂后不久,上级党组织就开始发展新党员,徐传友、燕坤山、粱元明、彭怀诚、闫广兰等,都在第一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两人即燕坤山和梁元明,后来成为徐州酒厂的主要负责人。据徐传友子女回忆,1952年,徐传友也被评为徐州市工业战线上“建国功臣”,在一次表彰大会上戴着大红花,非常荣光。 
众徒弟支援县办酒厂
  徐州白酒厂建立之后,“八五酒”供不应求,徐州专区所属各县便纷纷建起了酒厂,但酿酒技术人员缺乏,于是要求徐州白酒厂给以支援,徐州白酒厂也不保守,将一个个技术骨干派了出去,指导当地办厂。
  派到沛县酒厂的是闫振启、孟存星等人,厂建成后,孟存星撤回来,闫振启留下当了沛县酒厂副厂长,负责酿酒技术工作。
  派到萧县(当时隶属徐州专区)去的,是徐传友从沛县带来的表侄燕金圈,沛县燕庙人,萧县酒厂建成后,他在那里担任了厂长,负责全面工作。
  由徐州白酒厂派技术人员支援建立的酒厂,还有新沂县酒厂、邳县官湖酒厂、贾汪酒厂以及连云港酒厂等。建厂后,这些技术人员,有的仍返回原厂,有的就留下来担任了负责人。这些派出去的技术人员,大多数是徐传友或从家乡带出来的,或在厂培养的。
  在一些县连续建厂的形势下,徐州酒厂便更名为“地方国营徐州酿酒总厂”,酿酒设备增加了,原有一个甑增加到5个甑,还增建了一个酒精车间。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由原来的小作坊式,转变为现代工业生产流程式。职工一度猛增到900多人,成为徐州工业行业中的一个大企业。
建厂初期  酒也专卖
  徐传友1949年1月应小李子之邀,来徐州筹建徐州酒厂,到1959年下半年被调出酒厂,整整10年之久,其间厂名及产品都经历了多次变化。
  从1949年2月开始,筹备徐州酒厂。当时全市有54家私有酿酒作坊。市政府实行专酿专卖政策,不准私人作坊再酿酒,也不准私自卖酒。
  1949年初期的徐州,市政府刚刚成立,多年战争的创伤十分严重,百废待兴,亟需用钱,而烟、盐、酒这些必需的日常食品,用量极大,为增加财政收入,专卖自然成为“赚钱”的最好手段了。
  1949年4月1日建立的“公营徐州白酒厂”,属于鲁中南行政署沂河总厂领导。
  1953年6月,“公营徐州白酒厂”改为“地方国营徐州酒厂” ,属徐州地方工业局领导,下辖贾汪、官湖、沛县三个酒厂。1954年6月,更名为“徐州酿酒厂”。1959年1月,因徐州植物油厂并入徐州酿酒厂,更名为“徐州奎山化工厂”。5月21日,又更名为“徐州酒精厂”。
  1966年,全国开展名酒评比活动。当时, 徐州送评的酒,已不叫“徐州白酒”,而是1960年就改名的“莲花泉曲酒”了。
  晚年的徐传友,每每听到徐州酒厂在一步步衰败以至消失时,都不禁一阵阵心痛,因为在那个企业里,有他的心血,有他的期望,有他的梦想。
应聘何桥 病倒酒厂
  1977年夏季的一天,徐训亚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李玉林,何桥乡肖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自我介绍之后,说出了他的来意:“解放前,徐老先生在俺何桥蒸过酒,那酒很好喝,香。现在,俺何桥乡想办个酒厂,乡政府特地派我来,请老先生出山……” 
  李玉林三请徐传友没有结果。
  李玉林第四次来请徐传友,他甚至表示:“我会像孝敬父亲一样孝敬徐师傅,你就一百个放心吧!”
  这样绝对而高调的表态,让徐训亚很受感动,但徐训亚还是说:“老李哥,咱丑话说前头,老父亲要是出了事,你得全负责!”
  李玉林点头答应:“那当然了!”他拍着胸脯说:“我当父亲待,行不?”
  一向乐于助人的徐传友又兴奋起来。当天他就跟着李玉林去何桥了。
  接着,徐传友开始操办酿酒的事,买原料、买甑、买酒缸,添置一切所需器材,设计生产流程等,一丝不苟。干了一年后回家。
  1978年秋天,一何桥人来找徐训亚,自我介绍说,名叫李善朋,是新任何桥酒厂厂长,接李玉林的职务。希望徐师傅继续在酒厂帮忙。徐训亚说:“我父亲已经在何桥帮助你们一年多了,酒厂也走上正轨了。他都74了,实在不能再干了。我们怕出现意外。”
  李善朋说:“你的心情我理解,这是你的一片孝心。将心比心,我对他当父亲待不行吗?这一年多,他在何桥没出事吧?”
  徐训亚想,既然如此,老父亲也没有要回来的意思,那就让他再干一段时间吧,但还是放心不下。
  1978年底的一天,李善朋突然来到徐州,找到徐训亚说:“徐师傅身体不大好,病了……”
  当天傍晚,徐传友就被李善朋送到市中医院。徐训亚忙着办住院手续。徐传友下了车,靠墙根站着,突然又摔倒在地。徐训亚、李善朋等人赶忙把他扶起来,送到病房。医生开始做各种检查,确诊为“脑血栓”,已经半身不遂。
  徐传友在市中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病情并不见好转,儿女们就把老爹转到云龙医院,仍不见好转。之后,又在几家医院几进几出,实在不行了,就接到家里,一面服药,一面守护,直到1983年4月与世长辞,享年79岁,叶落归根,他被安葬在沛县燕大楼的老家。
   一代徐州酿酒大师徐传友,像一颗耀眼之星,在徐州悠久的酿酒历史天空,闪射出一片光辉之后,殒落了。
(责任编辑: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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