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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易学思想对其诗词创作的影响

编辑日期:2015-12-4 13:50:37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一、问题的提出

  有苏学研究专家指出:“苏轼不仅是举世无双的文化艺术泰斗,更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政治家。”同时,苏轼也是杰出的易学家。其易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东坡易传》中。苏轼易学思想是其哲学思想、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其诗词等文学创作的思想根基和理论导向,极大地影响了其诗词的艺术指向和境界提升。只有深入地把握其易学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诗词中所展现的人文哲理、生命底蕴及人生境界,才能更好地把握其诗词等文学艺术所展现的更为明亮、更为深刻、更为实在的精神价值。
  历史上,易学最为繁荣的时代,除汉代外无疑是宋代,一批易学大师因时而出,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经典之作。苏轼无疑是宋代文学家研易群体中的耀眼明星。
  苏轼在其诗词中,直接提到学易的就有许多处,如:
  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
  ——《微雪怀子由弟》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
  史载,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并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修改完毕。苏轼研易的最大成果是写成了《东坡易传》,也叫《毗陵易传》。苏轼研易的经历及其学术成果深入地影响着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
  二、易学对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
  苏轼易学思想对其诗词创作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深刻的。正是他对易学的深入研究,引易入诗、以诗释易,才给他的诗词注入了一种深邃哲思、一种豪放气度、一种本然物象、一种生命自适和人生自主。笔者以为,易学对其诗词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道与理
  《东坡易传》云:“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矣”、“天地与人一理也”。苏轼易学对“道”与“理”的探究与阐释,从而升华了其诗词“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的哲学底蕴
  苏轼一生是钟爱道家的,一生从没有停止过对“道”的追求与探索,总是期望在追求与探索“道”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住物之理、事之理、命之理。其在阐释易学中,总是把“道”与“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道”推“理”、以“理”弘“道”,以“理”入诗、以诗释“理”。《东坡易传·卷七》云:
  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
  阴阳交而生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矣。故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道而谓之仁,智者见道而谓之智,夫仁智,圣人之所谓善也。善者,道之继,而指以为道则不可。今不识其人而识其子,因之以见其人则可,以为其人则不可,故曰继之者善也。学道而自其继者始,则道不全。
  东坡上述易学思想,与其说阐明了“道”与“理”,不如说阐明的是自然之道与人事之理;与其说阐明的是“天道”,不如说阐明的是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从天道中发现人道,实现天道与人道的高度和谐统一。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苏轼的诗词创作,奠定了其诗词关注“道”、关注“理”,且能够在诗词中充分反映和阐释“道”与“理”的艺术指向、价值指向和精神指向,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其诗词艺术的哲学性、哲理性与智慧性。
  观物知“理”,在苏轼的诗词中有着非常充分的表现:
  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
  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公令鬼守。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
  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石鼓》
  观石鼓,而叹“兴亡百变物自闲”,进而知“人生安得如汝寿”之理。还如其组诗《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共十一首,现节选其中三首:
其一(节选)
  嗟汝独何为,闭门观物变。微物岂足观,汝独观不倦。
  牵牛与葵蓼,采摘入诗卷。吾闻东山傅,置酒携燕婉。
  富贵未能忘,声色聊自遣。汝今又不然,时节看瓜蔓。
  怀宝自足珍,艺兰那计畹。吾归于汝处,慎勿嗟岁晚。
其二(节选)
  荒园无数亩,草木动成林。春阳一已敷,妍丑各自矜。
  蒲萄虽满架,困倒不能任。可怜病石榴,花如破红襟。
  葵花虽粲粲,蒂浅不胜簪。丛蓼晚可喜,轻红随秋深。
  物生感时节,此理等废兴。飘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
  其十一(节选)
  野菊生秋涧,芳心空自知。无人惊岁晚,唯有暗蛩悲。
  花开涧水上,花落涧水湄。菊衰蛩亦蛰,与汝岁相期。
  楚客方多感,秋风咏江篱。落英不满掬,何以慰朝饥。
  本诗所抒情感无不出于其易学思想。他通过观看园中的草木,发出了“慎勿嗟岁晚”、“盛亦非汝能”的感叹;领悟了“阴阳不择物,美恶随意造”、“宦游归无时,身若马系早”、“归来写遗声,犹胜人间曲”、“落英不满掬,何以慰朝饥”的人间之理、人事之理。
  苏轼在《东坡易传·卷四》阐释《井卦》时写道:
  井未有在洁而不清,处秽而不浊者也,故即其所居,而邪、正决矣。……君子所受于天者无几,养之则日新,不养则日亡,择居所以养也。《彖》曰“井养而不穷”,所以养“井”者,岂有他哉!得其所居则洁,洁则食,食则日新,日新故不穷。
  苏轼对《井卦》所阐释的道理给予深入分析。而其诗《浚井》则云:
  古井没荒莱,不食谁为恻。瓶罂下两绠,蛙蚓飞百尺。
  腥风被泥滓,空响闻点滴。上除青青芹,下洗凿凿石。
  沾濡愧童仆,杯酒暖寒栗。白水渐泓渟,青天落寒碧。
  云何失旧秽,底处来新洁。井在有无中,无来亦无失。
  苏轼在观物中知“理”、在研易中究“道”,既是苏轼易学理路指向的特色,也是其诗词哲学底蕴的展示。可以说,其诗词哲理性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其在研易中通过观物而对“道”、“理”的阐释和追求中获得的。物“理”之得,在于观、在于融入、在于与物乘游。正如《题西林壁》写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既是一首哲理诗,也是对观物知“理”的最好注解。
  (二)健与大。
  《东坡易传》云:“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得其大者,纵横逆顺,无施不可,而天下无废物矣”。苏轼易学对“健”与“大”的称赞与向往,从而升华了其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生命底气。
  苏轼诗词的豪放性,从本质上讲,是其生命底气的展露,是其在俯仰宇宙、遨游天地的广阔空间中所获得的一种生命大气,是浩渺宇宙为其生命所注入的一种大情怀、大志向、大胸襟,是其融“小”我于“大”天地而追求“乾天”之“健”的结果。从其豪放性诗词中,总可以窥见其本人对“健”与“大”的称赞和向往,总可以反映出其易学思想的指向。
  比如,其豪放词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该词的豪放源于诗人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和时间背景。正是在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中,把人们带入了奇伟雄壮的江山美景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苏轼对宏阔空间的摄入,以及先齐“小大”的易学思想追求,直接提升了其诗词的大气与豪放。
  可以说,《周易》本身就是大气的、豪放的。因为它“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周易·系辞上传》)。苏轼在研易过程中,从内心深处无疑是追求、赞颂和向往着这种大气和豪放的。在其诗词中,也有着深刻的表现与表达:
  并生天地宇,同阅古今宙。
  视下则有高,无前孰为后。
  ——《次韵答章传道见赠》节选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兰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儋耳》节选
  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东坡掌握中。
  送与罗浮德长老,携归万窍总号风。
  ——《送佛面杖与罗浮长老》
  苏轼诗词豪放性的另一个方面,源于对“健”的追求。在《周易》中,“健”是乾卦(即天)的特质和属性,表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在诗词中,苏轼则转换为济世救民的从政志向和永不屈服、永不懈怠、永不停止的人生气度。
  如《满庭芳》:
  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流年尽,穷途坐守,船尾冻相衔。
  巉巉。淮浦外,层楼翠壁,古寺空岩。步携手林间,笑挽扦扦。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步绕松衫。
  作者虽然漂流江海几十年,但仍然具有“疏狂异趣”而“云海相搀”、“笑挽扦扦”、“归步绕松衫”的轻松与洒脱。
  (三)齐与丽。
  《东坡易传》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吉凶者,势之所不免也”、“物之相丽者,不正则易合而难久,正则难合而终必固”。苏轼易学对“齐”与“丽”的关注与分析,从而升华了其诗词“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物象底色
  苏轼现存的三千多首诗词作品,题材十分广泛,尤其是对山川风物、外界万象的描写与赞咏,在其整个诗词中占有非常大比例。从分析其山水景物诗词的内容来看,苏轼本人总是尽力去触摸物象的底色,总是去把握物象的本色,总是去自然而然地描写物象的本来面目,不加掩饰,不加雕琢,总是把物象本身的运动、交感、盈亏、枯荣、变易等收入胸中,落入笔端。之所以如此,应该说在极大程度上受其易学思想的影响。其在《东坡易传·卷三》中释《坎卦》时云:
  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斲以为圆,曲者可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迕物而无伤。惟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这是对“水”借助其他物体形态来呈现出自己形态的特性的深刻阐释和高度称赞,把水的本质属性分析和阐述得非常全面、周到、细致和深刻。
  又云:
  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则终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
  进一步说明了“水”柔弱胜刚强的特性和以运行为志向的水之“心”。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在浩瀚宇宙中,水无处不在,无时不流。江河湖海,是水之居、水之家、水之实。也正是因为水的存在,才成就了江河湖海自身的特性。在苏轼诗词中,对江河湖海的描述,对“水”的喜爱与讴歌,随处可见。
  还有写梅花的诗词,如: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红梅》(三首之一)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西江月·梅花》
  诗人总是尽量去表达和展现梅花那种“尚余孤瘦雪霜姿”、“不应便杂夭桃杏”、“竹间璀璨出斜枝”、“不与梨花同梦”的本质和风格。
  物象自然存在,本性自在其中。万物有其自身的色彩和本来的颜色,不是人所能掩饰,也不需要人去掩饰。花有花色、山有山色、竹有竹色、树有树色……,正是不同物体的色彩相融合、相辉映、相附丽,才构成了万紫千红、五彩缤纷的客观世界,这是阴阳相资的结果。
  当苏轼面对众多的物象和景色时,在诗词创作中,便总是去展现不须外力作用的物物之间的自然交感、静观不须悲笑的物物各自的自然枯荣。
  比如《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花开时节雨连风,却向霜余染烂红。
  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
  
  当时只道鹤林仙,能遣秋花发杜鹃。
  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卉放春妍。
  
  不分清霜入小园,故将诗律变寒暄。
  使君欲见蓝关咏,更倩韩郎为染根。
  在这组以“牡丹”为主题的四首诗中,除牡丹之外,还有春光、杜鹃、雪霜、雨、风等不同物象,成就了诗境,展现了和谐。
  而其《出峡》、《入峡》两首长诗,则可以说是收拢万象、吞吐千色、和谐天地的代表佳作。
  这两首诗比较恰当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苏轼如下易学思想:
  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天地之间,或贵或贱,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或刚或柔,未有断之者也,动静常而刚柔自断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类聚群分而吉凶自生矣;或变或化,未有见之者也,形象成而变化自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雷霆风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于其间,杂然施之而未尝有择也,忽然成之而未尝有意也。
  ——《东坡易传·卷七》
  正是天地物象本身“杂然施之而未尝有择”、“忽然成之而未尝有意”的不去刻意选择和用意,才让诗人懂得了“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的道理,进而总是自然而歌、因物而“诗”。
  (四)安与顺。
  《东坡易传》云:“天下莫大之福、不测之祸,皆萃于我而求决焉”、“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执柔而不争,无往而不见纳,谓之入”。苏轼易学对“安”与“顺”的深思与把握,从而升华了其诗词“人间寒热无穷事,自笑疏狂不受牵”的人生底定。
  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荡也。人生的底定,是人生的一种平静,是生活的一种踏实,是生命的一种旷达。
  苏轼易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多切人事”。虽然《东坡易传》始作于苏轼官贬黄州,且谪居海南期间才最后定稿,但它却凝结着苏轼毕生心血,寄寓着一生坎坷的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沉思与认识。可以说,从《东坡易传》中,既可见到《周易》对苏轼的重大影响,也可见到融合《易》理之后而形成的独特的东坡式的深刻的生存哲学、生活哲学和生命哲学。苏轼在《东坡易传·卷一》中释《蒙卦》云:
  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
  在这里,苏轼表达了对“自达”、“自得”的高度称赞和追求。苏轼一生是豁达的、旷达的,因为他懂得自达者才是真正的“达”、自得者才是真实的“得”,并在自达与自得中获得了生命和精神的“自适”。关于这一点,在其诗词中亦有较多的阐述: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霜。
  ——《和陈述古拒霜花》
  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
  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闻说楼居似地仙,不知门外有尘寰。
  幽人隐几寂无语,心在飞鸿灭没间。
  ——《单同年求德兴俞氏聚远楼诗》(三首选二)
  苏轼在祸福忧乐面前,展现的总是一种人生的底定和淡定。数次贬谪而未被打倒,既未屈服于官场权贵,也未屈服于险恶生存环境,是因为他深刻地理解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即在艰难困苦面前,最重要的是“内足”。《东坡易传·卷三》释《无妄卦》云:
  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于尽丧。……古之为过正之行者,皆内不足而外慕者也。夫内足者,恃内而略外,不足者反之。
  如今老去苦思归,小字亲书寄我诗。
  试问乐全全底事,无全何处更相亏。
  ——《张安道乐全堂》节选
  水轩花榭两争妍,秋月春风各自偏。
  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景得天全。
  ——《和文与可洋川园池·涵虚亭》
  
  苏轼的人生底定还在于参透了祸福忧乐,看透了得失成败,而尽性穷理、乐天知命:
  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
  ——《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节选
  晚觉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贵有危机。
  为君垂涕君知否,千古华亭鹤自飞。
  ——《宿州次韵刘泾》节选
  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薄薄酒》节选
  这一切的思索与看透,最后都被苏轼融入了其词《满庭芳》中: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正可谓:“得之则吉,失之则凶,此理之常者,以为未足以尽吉凶之变也,故又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一生,则吉凶之至亦多故矣,是以有宜若吉而凶、宜若凶而吉者。”(《东坡易传·卷七》
  在苏轼诗词中,“人生如寄”几个字随处可见。如 “人生如寄何不乐,任使绛蜡烧黄昏” (《答吕梁仲屯田》)、“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干戈未解身如寄,声色相缠心已醉”(《豆粥》)、“人生百年如寄尔,七十朱颜能有几”(《清远舟中寄耘老》)等等。这与其说是诗人对人生有限的感叹,不如说是对人的生命本真存在的深刻揭示。在“人生如寄”的有限与悬空中,诗人总是竭力去寻求人生的“有寄”和生命的依托。因此,酒、梦、艺便成为了苏轼诗词中所极力展现的主题和旋律。因为诗人要借“酒”消解烦恼、借“梦”憧憬美好、借“艺”寄托精神,把“无寄”的生命转换为“有寄”的存在。而通过酒、梦、艺,则诗人可以忘记现实的烦恼、人世的忧愁和心志的苦闷。
  苏轼在酒、梦与艺中,获得了身心的安定。如:
  归根结底,苏轼诗词中所展现的人生底定,来源于其在易学中那种对“安”与“顺”的深思与把握。其在《东坡易传·卷八》云:
  顺其所爱则谓之吉,犯其所恶则谓之凶。夫我之所爱,彼有所甚恶,则我之所谓吉者,彼或以为凶矣。故曰吉凶以情迁。
  又在《东坡易传·卷九》中云:
  圣人既得性命之理,则顺而下之,以极其变,率一物而两之,以开生生之门,所谓因贰以济民行者也。故兼三才、设六位,以行于八卦之中,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纷然相错,尽八物之变,而邪、正、吉、凶、悔、吝、忧、虞、进、退、得、失之情,不可胜穷也,此之谓顺。
  这种“安”与“顺”,是苏轼本人当时最好的一种处世、适世、应世和避世的自我选择和理性追求。而这种思想选择和人生追求,则充分地表现在其词《哨遍·为米折腰》的下阕中: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正因为“寓形宇内”、“委吾心”、“富贵非吾志”、“临水登山”、“引壶自醉”,苏轼的整个人生才显得那样的轻松淡定;正因为“此生天命更何疑”,才发出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的舒畅与慨叹。
  三、结语
  苏轼的易学思想与其诗词中蕴含的思想是一致的。作为一位易学大师,其易学思想必然地影响着自身的为人处世、诗文创作。虽然“诗与哲学终究还是有别。人生问题的哲学反思仍然应该是哲学的任务,诗应该永不脱离人的感性的感受、情感的领域,给处于寒冷的世界中的人以温暖和安慰,给处于生存迷茫中的个体提供一个温爱的心境”,但是“世界观作为对生活之谜的解答有三种表达形式:哲学、宗教、诗”(引自《诗化哲学》)。虽然,苏轼的易学思想与其诗词在形式上有别,但最终是一致的、统一的。这种一致和统一,根本的是源于苏轼本人这一生命存在的个体。其易学也好、诗词也好,都成为了其本人对生活之谜的解答,都成为了其对世界认知的路径。所以,苏轼易学作为其思想的本质,必然地影响着其诗词创作,进而影响着其诗词的内涵、精神、特性和气度。其易学思想的深邃、大气,也必然地成就了其诗词的哲理性、豪放性和属我性。
(责任编辑: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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