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主页 史志动态 古今徐州 党史研究 方志之窗 彭城文苑 楚汉文化 人物春秋 风物览胜 史海沉钩 政务公开

栏目导航


方志之窗

政务公开


机构设置 单位简介
单位领导 政策法规
办事指南 现行文件】

 

县区之窗


邳州市 新沂市
鼓楼区 云龙区
九里区 贾汪区
泉山区 铜山县
瞧宁县 丰县
沛县  


中国地方志
江苏党史网
江苏地方志
连云港史志
苏州地方志
常州党史办
镇江史志
无锡史志网
南京党史办
南京地方志
淮安党史办
淮安地方志
扬州地方志
 
 方志之窗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方志之窗

当年的日本洋行

编辑日期:2015-12-4 13:54:54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洋行,是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商号。日本洋行是日本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1931 年后,随着侵华战争的进程,在沦陷区,日本军政官吏、商贾也随之进入,纷纷霸占商贸要地开设金融机构。在徐州,日本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除了几家大银行外,主要就是设立洋行。查阅徐州有关档案,不完全统计,就有38家,民间调查发现2家,合计40家。徐州的日本洋行,最早设立时间是在1938年5月,即徐州沦陷后不久;最晚的则是在1944年5月,1940—1942年间设立的比较多;洋行地点多分布徐州各个区域,大多集中在启明路(今淮海东路)、大同街、大马路、建国路一带,他们选择黄金地段,蛮横驱赶居民、霸占民房,开办洋行,倾销日本商品,贩卖毒品,进行奸细特务活动。

日本东京洋行的开设:强行霸占
  大同街20号,是天成贸易公司,原有西式楼房18间。这家公司是在民国初年萧家、陆家合股购置的,经过10多年经营,已成规模,成为大同街上有影响的商贸大户。徐州沦陷后,被日商下雨寅吉霸占,改为东京洋行,任意装修,使得原大厦内部豪华的门窗、隔扇、玻璃以及各种设备悉为破坏。战后,房主上诉称损失不下数百万元。
  大同街还有徐本立土地,租给裕泰祥百货店,沦陷后也被日商东棉洋行强占。
日本西木洋行的蛮横:强租强拆
  根据档案记载,西木洋行有两处,一处是在启明路26、27、28、29号,是乔问樵的房地产,沦陷后被一名叫服部的日本人强租,开建公司与西木洋行,西木洋行经营钢管、铁矿。原有房屋草房86间、瓦房34间,已经被日本人全部拆除,新建楼房80间。启明路,为今天的淮海东路,从26—29的门牌号看,此处应该位于淮海东路的东段。
  另一处地点在公明路东347号,靠近马路。公明路即是彭城路,靠近马路,应是靠近淮海路。有6分多地,是陈子万的产业,1921年建有东楼和门面楼一所,上下共14间,并有天井一方,租与兴仁记茶庄。沦陷后被日商强行租用,任意拆建,开设西木洋行。
日本西木洋行的霸道:私自转让:
  1939年,彭城路开宽马路,形成今天的彭城路宽段,将西木洋行的门面楼拆除,西木洋行1941年闭歇。歇业后,应该归还给原房主。但是西木洋行却暗地把房屋转让给另外一家竹下洋行,竹下洋行是日本居留民团的下属,是其分设的生必营团,即负责经营日本居留民团人员的生活必需品配给组合事宜。从开宽马路推定,西木洋行应在彭城路宽段路东,属于管理机构;而淮海东路的西木洋行或是仓库、存放物资的地方。1941年1月,西木洋行转让时,房主陈子万已经病故,妻子陈毛淑文一个弱女子更无力抗拒,只有忍受。所以在抗战后,她提出申诉发还,希望“仁慈长官垂怜懦弱国民解除八年至痛苦”。
日本三大财团的三井洋行:“无限作为”
  沈阳有一座三井洋行大楼,建造于1937年,是日本三井财团设在奉天的私营银行,总建筑面积6142平方米。沈阳报纸说,三井洋行创建于1918年,总会社设在日本东京,它是日本三大财团之一,是日本掠夺和剥削东北人民的重要工具。
  徐州,也有家三井洋行,坐落启明路路北87号,东临大路,位置或为今天文化宫对面。这里原来是商家段保泰名下的地皮,有 759平方米。民国31年8月1日(日期商家记得很清楚),三井洋行经理滨田秀雄看到这地段是黄金地段,便依靠宪兵队势力强租,在签订租约时,是把预先制定好的租约逼迫段保泰签字,段保泰一看租约,上面写着“租借期间无限作为”,这“无限作为”四字字字透露日本侵略者的霸道与野心。每月仅仅支付租金伪联银券45元5角。联银券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发行的,用于搜刮沦陷区的物资,掠夺中国人民的经济财富的货币。在物价飞涨的日伪时期,这联银券等于废纸。
日本大岛洋行:霸占多处民房,无偿使用
  日本大岛洋行,也是日本大财团,1931年东北沦陷后,遂在长春等地开办大岛洋行。徐州沦陷后,在徐州开办洋行的是大岛五六。中正街(彭城路)南段26号的朱海明家,有6分地,10间瓦屋。1938年5月,日军轰炸徐州,无法生存,朱海明便携眷到乡间避难。到了秋季回城时,发现家院已经被日本人强行占用,不准进门。无奈只好寄居他处。朱海明说,“因未接洽订约故敌侨姓名不详”,由于畏于强寇,既不知道霸占者是何人,更没有签订租约,而且“由二十七年秋季至敌军投降七年整,绝未签订任何契约”。朱海明痛失家园,心中不舍,常常从家门前徘徊,只知道家院被改成“大岛洋行”,看到满院堆积木棒,经营的是木材。七年无偿使用,分文不给,这就是大岛洋行经理大岛五六的强盗行径。更为无理的是,到了民国卅四年三月,大岛五六私自转让给同伙柏木,改为兴淮公司,眼中根本没有中国人的丝毫权利。
  1942年10月,大岛五六嫌此处地方面积小,又在丰财四道街不予通知即强行霸占王陈氏的六亩多地。待王陈氏发现,出面“交涉无效”,随后便接到“未经氏同意所立、亦无出租人签章”、租期二十年的一纸租约。添建瓦房25间,楼房10间,棚41间。大岛五六霸占的日子,是痛苦的日子,所以王陈氏记得清楚:那是“民国卅一年十月十六日”。
三菱洋行正金洋行:血泪之上的洋行
  现在崇文路东,有几座高楼,那是日伪时期建成的金融机构。自南而北,日伪时期,依次是远东大旅社、正金洋行、三菱洋行。就在这高楼群下,却有一段血泪故事。
  在民国初期,那里是黄河滩,没有人家。程王氏一家祖上依靠勤劳节俭,积攒点钱,买下位于宏原裕昌蛋场南部的一块五亩七分荒沙地,盖几间房子,春去秋来,种些粮食蔬菜,勉强度日。到1938年程王氏在此居住已经30余年了。30年来,在此落户的人家慢慢多了,形成了居民区名云新庄,都以为在这远离城市的地方,可以生存。不料,1938年5月,日军对徐州狂轰滥炸,对程王氏他们这块荒地也不放过,一天,在日军空袭中,程王氏的公公、婆婆和孩子均被炸死,她只有和孙女相依为命。
  谁知,灾难没有结束。日本人来后,看中了这块地方,说要设立重要机构,所有的住户都要驱赶走。程王氏舍不得走,也是老头子用命换来的家产,离开了就没有活路了。日本特务机关架着枪开来汽车前来征地。她和邻居商议怎么样才能保住这块家园。但是,一个孤老妇人,哪里能斗得过日伪那些豺狼呢!几经申诉无效,只好伤心欲绝地拉着孙女走向更荒凉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程王氏和邻居向政府提出发还,政府“准该民缴价回赎”,但他们哪里缴得起呢?当时他们画出了一幅图,给我们留下了这段历史。
徐州百姓声泪俱下的控诉
  增幸洋行是日本的大财团,民国时期上海、青岛都有它的洋行。徐州沦陷后,增幸洋行也踏上徐州土地。被增幸洋行霸占的是沈涤生的家产,在二坝窝,有三亩地。这二坝窝是在徐州东北,复兴北路北段,现在是稠密的居民区。1938年,还是庄稼地。沈涤生的土地被霸占未过几年沈涤生就气病而死。待抗战胜利,申述发还房产的是沈涤生的妻子沈许氏,她那一纸申述是声泪俱下的控诉:
  氏祖遗土地三亩,坐落下淀乡二坝窝。历来耕种以维持生活。不幸徐州沦陷,日军占住,所有日商随同前来以作经济之侵略。民国二十九年,夫沈涤生犹在,二坝窝土地三亩竟被增幸洋行强以暴力,不准耕种,强迫租与该洋行作制造玻璃厂之用。斯时处在铁蹄之下,谁敢拒绝?夫忍痛与其订立租约,每亩每年给租金五十元代价。如此之微,殊失公允。迄民国三十二年,该洋行不经同意竟私相授受,自行将该地转与日人山木为制造酒精厂。是时夫沈涤生业已逝世。氏本妇孺,目不识丁,殆察知后,该日人山木施以恫吓言辞,必须继续租用,仍用增幸洋行的原订契约,仅将租金改为每年每亩租麦一斗。低微的租麦,如何生存!
  又一个铁蹄下的弱女人,一个无法生存的寡妇。日本洋行就是让无数中国人失去土地、失去亲人!
日本大昌洋行的业务:倾销产品
  日本洋行所经营的商业种类很多,包括金银首饰、钟表业、毛织品洋杂货业、化妆品业、服装业、文具用品业、运动乐器业、新闻刊物、鞋业、医药医疗器械、水产副食业、烟酒业、古玩业、照相器材业、银行证券业等几十个行业。这些种类,徐州的日本洋行几乎都有涉及。
  1943年7月2日的《徐州日报》,是日伪的报纸,这天报纸的第二版,刊登了大昌洋行的一份推销“日本型小农具”的广告,可以看出洋行的经营范围。
  广告说,日本型的小农具,包括马力、人力的制粉机,制绳机,脱谷机,棉花机,水田除草机、驱虫喷雾剂以及建筑五金等,广告说这些农具虽然型式与中国农具相仿,但是使用便利。一家洋行营销这么多种类的农具,可见其霸占市场的野心。
     这家大昌洋行注明是在“启明路九号,车站前”。启明路即今日的淮海路。查阅档案,可以验证,此地原来在二马路(今青年路东端),是名叫梁志诚的地方,有21间房屋,其中洋式门脸7间,瓦片房14间。租给别人开设民生米店、天福商店 。沦陷后日本人吉川强占开设大昌洋行。
徐州日本洋行的另种业务:妓馆
  同时,一些日本洋行,往往又是间谍机构、毒品贩卖窝点和淫秽服务场所。如丰县,于1938年5月陷落后,至1945年5月,城里有四家“洋行”,都与日军驻扎的司令部、宪兵队相距不远,是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方。这几家洋行除专做供应日军军需的生意,如卷烟、大盐、煤油,还都开设军妓馆,洋行附近的日本宪兵队,便是常客。其中西关路南一家洋行规模比较大,名称叫“合作社”,老板姓金,有五六名妓女,另外几家有三四名。这些妓女都是朝鲜、中国妇女,原来都是良家女子,被逼迫或被欺骗随老板跟着日军来到丰县,成为日军性奴隶。
有关徐州日本洋行的两则短讯
  我在所存的1943年7月22日一份残破的日伪《徐州日报》上,发现一则有关日本洋行的短讯,“泰信洋行遗失案昨破获”,报道说,在大马路的泰信洋行,丢失麻袋600条,经过查获得知是被拉平车的工人张某运走。而这工人与泰信洋行素无瓜葛,且如此数量的麻袋凭条运出洋行,绝非易事。于是该洋行经理永田怀疑是洋行内部人所为,因为他外出后将手章转交他人存放。由于该张报纸残缺,内情究竟如何,是内部矛盾,还是徐州工人的斗争?不得而知。查阅档案,泰信洋行经理全名是永田治野。
  一份林子湘的申请书档案显示,这个永田治野,在1944年5月,继在大马路开设洋行外,又霸占延平路林家14亩地扩大洋行地盘。林子湘申述:“民国33年5月,有日人永田治野着由前河北镇副镇长刘XX,徐州市社会科长白XX,畜产管理所长张XX,将民传至市府、到日本某部队,强行租用,迫予立约。后该日人即在民地自建洋瓦房二座,开设泰信洋行”。由此看来,这个永田治野势力非常,驱使日伪行政机关多人威吓在前,又以伪政府、日本部队作武力逼迫在后,呼风唤雨、奸诈狡猾暴露无遗,同时也证明日本洋行与日军、与伪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
  另一则是与日本商工会议所有关。1943年6月11日《徐州日报》,刊登“徐州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则“志谢”,是说6月9日,该商工会议所改修的楼房倒塌,造成工人伤亡。“蒙各机关及邻组诸位急力救助,得免大灾”。下半篇文字残缺,仅余两行云:事故是“因监督人之疏怠及事前失于检点”。所谓“改修”,是指霸占的民房;伤亡工人必然是徐州的建筑工人;“疏怠”的“监督人”,却是日方人“松原工务组”。中国人房屋被霸占、中国人去改修,伤亡的仍然是中国人。这就是亡国奴的命运。
  再说,这个“日本商工会议所”,不是一般民间组织。辽宁大学日本研完所的麦丽臣先生在《浅谈 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地位及其作用》中说,“日本商工会议所,是日本历史最久的全国性的综合经济团体,其活动不限于产业经济,而是涉及整个国民经济,它不仅在经济界起指导作用,而且也与政治界也保持着密切关系。”(《日本研究》1988年第四期)文章说原名是“商法会议所”,战后改为“商工会议所”,而现在这个短讯却是在1943年。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业务范围广泛,徐州的商工会议所,起码应该是对日本徐州洋行起到指导、服务、协调、培训、扶植诸多作用的。他霸占、改修民房,发生事故,自然有许多“机关邻组”相助。这是则重要资料,有些书刊没有涉及,录此备忘。
两则备查的洋行
  徐州徽章收藏者王宣瑞先生收藏一枚铜质徽章,圆形,外郭为卐字曲折连文,上有“徐州”两字,正中上方是六朵云簇拥一太阳,下方是“木村洋行证章”六楷字,背面有编号。“徐州木村洋行”徽章的发现,证明徐州存在过该洋行,也说明该洋行定制过徽章,徽章的用途除了表示身份外,也是洋行出入的凭证。木村洋行的具体地址、开办人、经营项目不详。
  徐州陶瓷收藏者刘医生曾经在徐州永康路附近的施工工地上,发现带有“大丰洋行”款识的瓷碗瓷片,日本瓷,白色。该瓷片在永康路一带发现,或许说明永康路附近在日伪时期有过“大丰洋行”的设置,但是具体地址不详。
  现在把“木村洋行”的徽章照片刊登出来,请知情者提供有关情况,以解开此迷。
(责任编辑:蒋岚宇)

欢迎您的光临,您是第     位访问本站的朋友!
版权所有:徐州史志办公室 制作维护 徐州亿网 苏ICP备07508860号
友情链接:徐州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