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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两件史料

编辑日期:2015-12-4 13:55:45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有幸随丰县政协的杨化民先生征集采访抗战时期的史料。回忆起来有两则很有意义特录记于此,已避免人亡史佚。

  一、花冈暴动
  多年前经常在媒体上看到有关花冈暴动的消息,讲的是抗战末期,日寇因劳力缺乏,就在中国抓捕华工,强迫到其本土的花冈町去服苦役,很多同胞在这里累死或饿死。一九四五年夏,不堪忍受的同胞,自发组织了一次暴动,结果还是被镇压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次暴动的幸存者或其后人联合起来向日本法院提出赔偿诉讼。日人狡诈,诡称华工来日系公司的商业活动,云。我同胞屡诉屡败,至今未讨得公正的结果。
  经采访调查,丰县也有人被抓作苦力在花冈町服役并参加了花冈暴动。丰县政协刘广胜原副主席曾建议笔者为这些受难同胞的后人参与诉讼,但不久即看到报刊上有关诉讼失败的消息,此事遂寝。
  根据受难人孙振华的叙述,一九四五年一月孙任职丰县文庙小学校长,住北关外。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已放寒假,户户都在“忙年”,上午突然从街上传来一阵杂乱声……。听邻人说:“鬼子在抓人啦!”一队日伪军警人员闯入孙振华家,为首的伪警指着孙对鬼子兵说:“就是他”。不容分说,“唰”的一声,带上手铐,被拉走了。到了西关日本的宪兵队,便两人一付手铐被塞进一辆大汽车内。同车的难友还有同校(文庙小学)的教导主任孙建策、伪丰中校长孙基武;常店的孙建洪、南关的侯先曾、东关外的满作需;近郊马楼村的马汉勋、三合里村的李昌武;城内开书店的周雨亭及洪光彩、王德胜等,共计二十多人。(胜利后证实,是根据汉奸事前开列的黑名单抓人的。)
  是日下午,汽车就将他们送到徐州日本宪兵队,开始审讯。所谓审讯就是强制承认是“反日分子”,作为服劳役的“根据”。不承认就用酷刑。刑罚包括过电、灌辣椒面、蹲泠水缸、冷水激顶,还有更可怕的狗刑:把苦力赤裸裸地绑在柱子上,鬼子拍哪里,狼狗就往那里咬……。每餐饭只有一碗掺沙子的稀饭。几天后即由徐州转到济南的劳工协会。在这里可以用巨款将人赎回去。难友中的马汉勋等,就是用钱赎回去的。没钱的就经青岛转往日本。在青岛集中了各地来的劳工和国民政府被俘官兵(多为中条山战役被俘)共一千多人。国民政府官兵曾组织一次逃亡,但因人地生疏且有鬼子兵严密防守没能成功。一千余人被分头装进轮船底层,因怕受到美国鱼雷攻击,只能沿着海岸从朝鲜釜山到达日本下关,再换乘火车、汽车,最终到达九州的秋田县花冈町。
  一年前,花冈町地区已押解到一批华工,多为战俘有五百多人,由于日寇的残酷折磨,近五分之一已先后死去。加上这一批一千多人,队伍更形庞大。每天要出工十六个小时,都是重体力活,包括开铜矿(铜为战略急需物资)、挖河和垦荒。每天两餐饭,天亮起来就吃早饭,每人两条黑饼(用橡子面做的)、一条梗子咸菜,喝开水。中午在工地吃,喝凉水。夜间大小便,虽隆冬寒风刺骨,也得赤裸裸地跑到室外去,以防逃跑。
  离华工的住地不远处,还有俘虏的约千名美国官兵,是珍珠港事件以来陆续俘获的。美国人所受待遇较好,但仍摆脱不了囚徒生活的现实。由于命运相似,逐渐有了联系,华工中有通英语的原国军官兵,与美国人秘密串通合计,准备在一九四五年的六月中旬举行暴动。参与制定计划的只有中美两方的军官。平时管理华工的日本人另住一院,接触不多。具体管理的都是被俘的中国军队军官。分为大队、中队、小队等层次。大队长姓耿,河南人,中条山战役被俘已二年多,对同胞很和善,被称为“耿善人”。中队长是湖北人,在一九四四年的豫湘桂战役中被俘。由于主事人在商讨具体行动计划时,不慎被隔壁的华工病号听到,起义计划遂在华工中慢慢传开。按计划是临到举事时才通知全体集合,迅即夺取日本看守的二十余支枪,并杀死看守,转往深山老林,配合盟军的海上反攻。由于作事失密,步调难求一致,因部分华工痛苦难耐,遂急躁盲动,趁夜幕持刀将平时作恶多端的五个鬼子兵杀死在办公室里。耿大队长听到提前暴动的喊杀声,虽惊愕无奈也只得履行领导责任,率领全体人员行动,喊着“都拿家伙!”(劳动工具)……。“弟兄们!这次暴动是鬼子逼出来的,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求逃生,只求死得爽快。唯一的路就是‘死拼’。杀一个鬼子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白天我们隐避深山,夜间出来抢食。等待盟军反攻。”由于仓促起事,美国被俘官兵未能及时配合。虽分头逃入山林,但还是被日本鬼子分片包围,数日后被一一捉回了。耿大队长见大势已去,在山坳中自杀未遂,也被逮回来了。
  这次暴动还是被残酷镇压下去,带头行动的十多人都被处死了。笔者翻看《全国文史资料》,亦有关于花冈暴动的介绍。一九八○年代的追赔诉讼,耿大队长亦参加了。可见耿活下来了并回到祖国。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批难胞大多数(已瘐死者除外)终于返回祖国。丰县的孙振华等十多人返回,孙基武等数人屈死在异域。六十多年过去,日本人理应作出赔偿。但至今未果,日人狡赖,令人发指。
  二、投诚的日本兵
  征集采访中,据当事人介绍日寇侵华之初,军力相当强盛,士兵年富力强。武士道精神弥漫全军,效忠天皇的理念(天皇含有“神”的血统)左右官兵的行动,个个枪法“奇准”,训练有素。但到一九四三年后,则兵员大量减少,不得不用十多岁的娃娃兵充数,官兵厌战思乡,士气颓丧。
  战争之初,虽经多次血战(如淞沪会战、台儿庄血战等),其官兵虽大量伤亡,但很少被俘,更鲜有投诚者。到战争后期,情况则全不相同了。驻丰县的日军就有投诚者。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早晨,两个年青的日本兵,出丰城沿丰砀路出逃。走了里多路,其中一个胆小怕事的折回。另一个一直走去。到了离城约二十里的苗城集村外,国府丰县保安旅一团二营排哨发现了这个日本兵。哨兵断喝一声:“站住”!鬼子兵恭顺地举起双手,走到哨兵跟前……。
  一团团长王德举对其讯问。由于没有日语翻译,只能通过书面语言揣测其意。他说,我叫毛内英雄,今年二十二岁,日本神户人。家里有父母、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父亲做教育工作。毛内英雄一九四二年从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毕业,要见习一年。昭和十七年(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派到十七师团(师团长酒井康中将)、步兵五五联队(联队长缘川肫治,驻徐州)、佐佐木大队(大队长佐佐木少佐,驻徐州)、大府中队(驻丰县)当见习生,为二等兵。到丰县见习的共有六人。
  毛内还说:“日本进攻中国是侵略,我反对侵略战争。日本国内的青年现在也躲避征兵。我想逃入抗日营地,永久在中国,死也不回去了。不然,您就把我杀了吧!”又说:“日本商业不活泼(萧条之意)。青年人少了,征兵很困难,最后是要失败的。我愿中日永久和平,不要打仗。”当问他是否要写信告诉家里的人时,他连连摇头:绝不会与家里联系,因为会连累他们。抗战胜利后也绝不再回日本……。
  数日后,由驻丰北史庄的“江苏省第九督察区行政专员公署”将其转送至后方洛阳的“投诚、俘虏日本官兵收容所”。
  丰县城内的大府中队长发现少了一名日本兵,会同日本宪兵队在城内大肆搜查,杳无踪影。后经讯问那个一同出城的青年兵,才知道毛内投到支那兵营去了。
  二月十五日,丰县维持会长潘玉田受大府中队长和日本宪兵队长之命带着书信去会见我方“苏鲁豫皖挺进军”三十四纵队司令黄体润,信上写明:如毛内已死,可将其骨灰带回;如仍活着,可将其捆绑送回城内。此种无理要求为黄体润先生断然拒绝。为安抚潘玉田,最后将毛内英雄留下的军衣一件及其亲手留存的笔迹一件交潘带回。
  潘玉田虽投降日寇当了丰县维持会长,但仍与偏安乡下的国民党丰县政府暗通款曲,也做了些有益工作,例如前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去台后曾任考试院长)先生的母亲,未去后方留在丰县乡下,为敌伪发现,软禁于城内。后由黄体润先生出款,以潘的名义保释。当时在江西任东乡县长的逯剑花先生的家人一度也曾滞留故乡丰县为日寇发现,也以同样方式由潘玉田通融获释,辗转去三战区王敬久将军处,再转赴东乡县,使阖家团聚,逯剑花(华)先生《七十自述》一文有详。《黄体润日记》(现存丰县档案馆)亦对刘母的获释有叙述。
(责任编辑: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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