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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博物馆“碑园”名辨

编辑日期:2016-2-25 16:01:54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近期,徐州博物馆碑园经全面整修,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此次整修不仅对园林内部的廊壁进行重新装潢,还对其中部分石刻的陈列布局作了相应调整。

  面对园林入口,仰头可见门额上方的“碑园”题名。但进园数步后转入曲廊,首先映入眼帘的一方石刻上又赫然镌有“帖园”二字。这不禁令许多游客心生疑惑:这座园林究竟是“碑园”还是“帖园”呢?
  要辨明这个问题,先要弄清该园的来历,以及“碑”与“帖”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碑园之中目前公开陈列的88方石刻中,除《苏轼像》和园林东南角唐碑亭内的《使院新修石幢记》以外,均属清中期徐州人杨映权所建帖园旧藏。
  杨映权(1761~1835)世居徐州东南湖山,曾任绛州知州、宁武府知府等职。平生爱花木,嗜书画,于乾隆、嘉庆年间收集到唐代欧阳询书《阴符经》,虞世南书《道德经》,北宋苏轼书《前后赤壁赋》、《楚颂帖》,米芾书《重九会郡楼》,南宋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等珍贵法帖。嘉庆二十三年(1818),杨映权因父丧回徐州老家守孝,绝意仕途。此后,他延请名匠将所藏法帖墨本摹刻上石,前后历时12年。
  杨家宅院东面原有一座花园,四面围墙,内建花厅二间,方亭一座,其间有游廊曲槛相通。杨映权在花园北侧筑土为窑,垒石为室,在其上修建家祠,以便岁时祭祖。道光十一年(1831),杨映权把先人所传端砚数方藏于石室,又把法帖石刻嵌于窑壁,为之题额“帖园”,撰文并书刻《帖园记》一石,以述建园经过。文中描述了园中四季美景,自述重修此园的目的在于“上以尊祖敬宗,下以存心养性,非徒崇游观已也”,表达了“不乐仕进,家居优游”,“游宴于此,以乐天年”之志。款署“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古彭兰圃杨映权,时年七十有一”,钤印“彭城人”。今《帖园记》原石不知所在,幸有拓本存世。
  帖园建成4年之后,杨映权去世。不久杨氏家道中落,家中藏物开始散出,帖园也日渐荒芜。民国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民国日报》二版一篇内政部调查徐州石刻的文章载,民国十三年,曾有日人出30万元的重金,欲购买这批石刻,遭到杨氏后人拒绝。抗战期间徐州沦陷之时,日本侵略者为便于观摩和拓制石刻,专门修建了徐州至湖山的公路,后又暗藏野心,妄图将法帖石刻悉数掠走。杨氏后人冒险将这批刻帖掩藏起来,终令日寇计划未能得逞。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视察驻宝光寺国民党军队时,曾专程前往杨家,察访这批石刻并商谈购买事宜,后因徐州地区战局突变,此事无果而终。
  园中石刻历经晚清战乱的烽火,避过侵华日军的觊觎,穿越解放战争的硝烟,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杨氏后人捐献给国家。文革浩劫期间,帖园石刻暂居云龙山兴化古寺,幸运逃脱斧凿之灾,得以完好保存,曾于1979年入藏徐州博物馆新建的碑园之中,焕发出耀眼光彩。
  今日碑园以若干展室结合单面敞廊的形式布置石刻,以较小尺度的敞廊、墙垣和绿化等手段,将面积有限的园林分隔为空间既分又合、既围又透的不同景区,使之相互穿插和渗透,获得了园景深远而又连绵不断的艺术效果,实现了石刻与园林的巧妙相融,浑然一体。碑园的设计是徐州建筑设计院的翟显中先生。目前碑园内部陈列的石刻作品依次是:
  1、清杨映权题“帖园”二字,款署“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卧兰主人题。时年七十有一”。钤印“彭城人”(引首)、“杨映权字纬中号兰圃”、“我自用我法”。此石即为原杨氏帖园的门额,1979年碑园建成后,杨氏法帖石刻移入园中,但这方门额一直散落园外,与博物馆其他碑刻杂放保存。直至此次重修碑园时,“帖园”门额才在时隔30余年后与杨氏法帖诸石喜得重逢。
  2、清黄慎绘《苏轼像》,原为光绪年间徐州知府桂中行摹刻,学者冯煦于光绪乙酉(十一年,1885)九月题记。原存于徐州府署(今彭城一号所在地),碑园建成后移置于今址。该图与杨氏石刻本不相干,但因其被布列于紧邻西侧廊壁苏轼书《前后赤壁赋》的位置,故也可视为《前后赤壁赋》的卷首补图。这种布局方式并非设计者臆造,而是我国古代法帖的一种常见形制,可使图画与书法相映成趣,又可让后人观览法帖之时兼得领略作者风采。如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代赵孟頫书《赤壁赋》,其卷首即有赵氏补绘的苏轼像。《苏轼像》被置此处,从一个侧面说明徐州博物馆当年修建碑园时,对石刻的排列顺序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3、宋苏轼书《前后赤壁赋》,行书,款署“元丰六年(1083)十月廿四日,书于黄州临皋亭”。后有黄庭坚、朱熹、魏了翁、邓文原诸家跋。此作运笔果敢,厚重刚健,骨劲肉丰,展示了苏氏的典型风格。共15石。
  4、宋苏轼书《楚颂帖》。行书,款署“元丰七年(1084)十月书”。此作率意挥洒,生机蓬勃,是苏轼旷达豪放性格的体现。共13石。
  5、宋岳飞书《前后出师表》,行草书,款署“绍兴戊午(八年,1138)秋八月,书于南阳武侯祠”。此作挥毫迅疾,变化多端,神采焕然,有惊鸿游龙之姿,烈风骤雨之势,明太祖朱元璋御笔题赞“纯正不曲”、 “书如其人”。共27石。原作卷末还有元代书画家黄公望的23行隶书跋文,该石曾随《前后出师表》一起暂存于云龙山兴化寺中。1979年《前后出师表》迁置碑园时,黄公望跋文石刻被遗漏在云龙山上,目前仍存于云龙山碑廊南段最北端的上部。
  6、唐谭藩书《使院新修石幢记》,楷书,元和十二年(817)作,碑体八面,记叙当时的徐州刺史、武宁军节度使李愿的政绩。此碑除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外,其书法用笔遒健,结体端庄,雄厚稳重,颇得颜体之法。此碑原立于武宁军节度使治所门外,五代时期湮没,宋皇佑年间重立于州署(今彭城一号所在地)仪门左侧,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徐州知府永龄加刻碑帽覆盖,1979年修建碑园时移于今址,并专设碑亭以利保护,以壮观瞻。
  7、唐虞世南书《道德经》,小楷书,此作用笔细劲,意气平和,骨力遒逸,神气内敛,后有元代书家虞集的长跋。共9石。
  8、宋米芾书《重九会郡楼》,以行草写就,体势俊迈,神气飞扬,反映了他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共3石。
  9、唐欧阳询书《阴符经》,此书系奉敕而作,用笔平正清穆,稳健沉劲,卷前后有唐太宗、唐玄宗、宋高宗等人的题跋。共18石。
  1979年,碑园的建成,使这批珍贵石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心保护。当代学者李一氓先生题赠“碑园”二字,作为门额镶嵌于园门入口处,这也是该园至今沿用的正式名称。但是,从法书分类的角度来讲,这个名称并不恰当。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历代流传的优秀书法作品,因其可以作为后代习书的法则,故称为“法书”。以法书的渊源和功用为标准,大体可分为“碑”与“帖”两个大类。根据一般人的认识:写在纸绢上的作品是“帖”,而刻在石材上的是“碑”。这种分类其实是混淆了概念,把“作品所依附的载体”当成了作品本身,是不客观、不科学的。
  碑,《说文解字》解释为“竖石也。”最早的碑有3种用途,即:宫碑立于宫前以测日影,庙碑立于宗庙以拴牲畜,墓碑立于墓穴以下棺木。这些碑并没有文字,因此还不是书法意义上的碑。其中墓碑后来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功用,即加刻文字以标明墓主身份,追述墓主生平,这些碑文中写得方整优美的,便成为书法意义上的碑。此后,碑又被广泛用于记述工程、纪念祀典、宣扬功德、普及教化等,后人便把具有这一类功能的各类石刻,如碣石、摩崖、墓志、石幢等等也全部归入“碑”的范畴,形成广义的“碑”的概念。可以看出,树碑的目的主要在于就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进行公告,其题材非常严肃,对象极为广泛,因此碑上的文字一般采用隶、楷等笔画分明、结构平整、便于识别的字体,如书法史上的经典作品:汉代的《张迁碑》、《礼器碑》和唐代的《多宝塔碑》、《玄秘塔碑》等,都是这一类碑的典型代表,而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曾分别以行、草写碑,则是罕见的特例。
  帖,《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最早的帖就是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墨字,唐代以来造纸大兴,帖的载体转为纸绢兼用,以纸质为多。古人在纸绢上写字,主要是亲友之间的互通音讯、问候答谢、交流思想、切磋文艺所用,即特定关系的个人用来传情达意的书笺、信札、文稿。而这类作品中书法水平较高的精品往往被人精心保存下来,以供学习观摩。如《汉书》载:“(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有关书法作品收藏的最早记载。为了使精心收藏的书法作品流传久远,自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开始,又把它们摹刻上石,这种石刻仍然是帖,为区别于原来的墨迹本,也称之为“刻帖”。如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十七帖》,就是王羲之所写的29件书信汇集在一起摹刻上石而成,因首件书信开头有“十七日”等字而得名。由于帖的创作者和接受者都是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文人,故多采用书写流畅、形态优美的行书、草书写成,字形也较小,注重篇章的协调变化和点画的精微细致,往往渗透了创作者的奇思妙构,成为能够给人以强烈美感的艺术品。帖的婉转秀润、活泼飘逸与碑的方整博大、严肃端正形成鲜明对照,形成我国书法艺术中两个大的门类。
  碑和帖,均是就作品本身而言,与作品所依托的载体无关。帖即使经过摹刻上石,仍然是帖;碑即使经过捶拓成纸,仍然是碑。碑帖鉴定家秦公先生专门强调要明辨碑与帖,他说:“文人若不明碑帖,如农夫不辨菽粟,工匠不辨绳墨。”我们决不能一见到石刻文字,就笼统武断地称其为碑。
  就徐州博物馆碑园现公开陈列的88方石刻来说,仅有《使院新修石幢记》1方是为记事颂德而作,确属“碑”的范畴。《苏轼像》本是绘画作品,自然不归碑或帖的类别,若根据碑园建设者的意图而将其视为《前后赤壁赋》的卷首图,则该图属于《前后赤壁赋》这部“帖”的一部分。其余各石刻的底本均为杨氏旧藏唐宋名家所书的应请酬谢或自我遣兴之作,归属于“帖”当无疑义。由此可见,园中独有的1方碑即《使院新修石幢记》在陈列诸石中只是绝对少数,且该碑专门建有碑亭笼覆,相对独立于原杨氏所刻诸石,故该碑虽然价值极高,意义极大,但又绝对不能改变该园以帖为主的构成比例。
  综前所述,该园题名“碑园”,实可商榷。若以杨氏原题“帖园”名之,更为准确贴切。
(文内图片资料由陈钊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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