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农历四月十五日(5月14日)上午,日本侵略者的三架飞机从东北方向飞来,在铜山县敬安镇(今属沛县)北街接连投掷下20余枚炸弹。顺街向南, 50余间房子被炸毁, 2人死亡, 7人受伤。
这一天,距5月18日沛县、丰县沦陷、5月19日徐州沦陷,还有四、五天时间。日寇轰炸敬安镇,针对的当然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中国的守军。此时的敬安镇,既驻守着川军的一个营,还驻着一直地方武装——“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
敌机轰炸,显然是在减少陆地进攻的阻力。
百姓看到,在轰炸过后,那一面“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大旗,依然在敬安镇的城楼上高高飘扬。这支叫“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队伍,就是朱玉贤将军率领的。
朱玉贤(1873——1939),字栋臣。清同治十二年(1873)生,世居铜山县敬安镇(今属沛县)北街农家。十八岁入伍,清末,参加辛亥革命;入民国,曾入奉天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在东北张作霖部任少校营长。因勇敢善战,依次升任团长、旅长,“直鲁联军”褚玉璞、徐源泉所辖第六军第三十一师师长、鲁南警备司令等。为陆军中将、将军府将军。随直鲁联军南下,攻占南京、上海后,又曾出任守沪警备司令等职。
国民革命军北伐,直鲁联军败绩,将军一度退居天津。后解甲归田,回到敬安镇创办学校,建立商场,设孤儿养育所,贫民救济院,置义田,立宗祠,以幼者有所依,长者有所寄,穷族免冻馁之虞为务。夫人倪氏亲理家务,以资助亲邻为乐。将军居所,在敬安镇北街路西,俗谓“三十三间楼”。戎马半生,得享平民生活,将军心满意足。
“9·18”事变后,日寇占领东北。1935年,将军曾应投入国民革命军的徐源泉之邀,出任其“军事顾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南京、济南后,企图在徐州一带寻找中国军队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当年年底,“徐州会战”即将打响。朱玉贤不顾六十五岁高龄,亲到徐州晋谒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陈述抗日之志。
李宗仁感于将军卫国之诚,遂委任他为“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司令”之职。
闻老将军重新披甲,将军的那批老部下,如原直鲁联军副师长金永山、原团长刘家瑞、李兴志,原混成团团长、挂旅长衔李文秀、原河北省公安厅厅长左兆祥、原机枪营营长胡作雨、原警卫连连长张学德等一批人,都团结在将军周围。大家说:“过去是军阀打内战,今天是抗日保国家,将军你指向哪里,我们打到哪里”
1937年12月,台儿庄战役开始,朱玉贤将军率领20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邹、滕地区,支援我抗日正规军,袭扰日军,战果累累。
1938年春夏之交,中日军队对峙于徐州一线,将军率部折返湖西,在铜山、沛县、萧县、丰县的结合部活动,日日演习操练,准备随时打击来犯之日寇。
在百姓心里,战争离自己很远。到了农历四月十五日(公历5月14日)上午,日本侵略者的三架飞机自东北方向飞来,从敬安镇北门开始,沿街向南,一次投下20多枚炸弹。此次空袭,共炸毁房子50余间,炸死2人,炸伤7人。
经受了日军飞机的轰炸。百姓们才知道:战争就要来了!这次轰炸,也提醒了将军:我们抗日,原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如果仗没打,就引来日寇对老百姓的轰炸,我们的部队倒不如先转移下乡。
将军将转移的意向,下达各分队。有很多战士不理解:“没见个鬼子影,就跑,那不是菜包子吗?”
当时,镇上驻着川军的一个新兵营。将军来到川军的营部,说明转移的想法,营长说:“我们还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啊。”
一时,将军为难了。我们地方游击队,总是要给主力部队打打掩护啊!
5月17日,驻敬安的川军新兵营匆匆转移。朱玉贤将军的游击队派了向导,西送三十里。
5月18日,沛县、丰县同日沦陷。
侦察兵飞马来报。
将军知道,自己撤离家园,已不可避免。当夜,他率三百人的游击队,举着旗,扛着枪,唱着军歌,向西南方的黄河故道转移。将军的根据地,选在距敬安镇十多里的徐庄村——因为这里有将军的数百亩土地,有场院、场屋、长工、车马、水井、菜园。
沛县、丰县沦陷次日,日军的装甲车、坦克车、汽车、骑兵即沿着徐丰公路,从西北方向气势汹汹杀来。迫击炮瞄准敬安镇的西寨门,连发数炮,西寨门轰然而塌,一小队日军向天鸣枪,冲进镇区,他们看到的是家家关门,户户落锁,长街无人的景象,而日军的大部队则绕镇而过,向徐州方向奔去。
日寇第一次占领敬安镇后,驻守此地的日军、伪军并不多。而在日伪军的保护下,镇区、乡村的“维持会”纷纷挂起了太阳旗。
将军行走在麦黄的田野,眺望镇区城楼上的太阳旗,心里充满屈辱,充满愤怒。副官看在眼里,深深理解将军的苦衷。他建议:“咱们的城,被日本人占了,咱的家,被日本人住了,到手的麦子又要被他们抢,不如将敬安镇夺回来!”
朱玉贤将军说:“凭咱的力量,夺回敬安很容易。但是要守住,恐怕不行。徐州、沛县、丰县、萧县都驻着鬼子兵,离我们镇,都是半天的路程啊。”
虽然将军不同意打敬安,但他同意警告一下敬安的日伪军。
当夜,将军派游击队战士翻过敬安的城墙,将“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红旗,插在敌军司令部的楼顶上。并在墙面刷上“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标语。一枪未放,即撤了回来。
当时,驻守此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十多人,外加一个排的四十多人的“小防队”(伪军)。看到游击队的红旗和标语,他们畏惧于“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威名,怕被“一锅端”,所以,第二天竟然悄悄撤出敬安镇,溜回了徐州市。
从此,当地的百姓就有了“一杆大旗,吓跑了一队日本兵”的美谈。
在撤出敬安一多月之后,朱玉贤将军的游击队旗帜鲜明地回到了家乡。
鉴于敬安处在四县交界,又控制着徐丰公路、沛敬公路,所以,驻徐州的日军当然不愿意将这个战略要地轻易让给抗日游击队。
又过了十来天,驻徐州日军集结了装甲车、汽车、大炮、骑兵,进犯敬安一带。抗日游击队内,有不少人摩拳擦掌,建议朱玉贤将军据守敬安的寨圩子,与敌人拼一场。
将军摇摇头,说:“我打了半辈子仗,还怕死吗?今天是敌强我弱,若把敬安镇当战场,死伤的都是老百姓。咱换个地方吧。”
由于将军的游击队主动撤离敬安镇,所以进犯的日军扑了个空。
因为日寇有在此安营扎寨的战略考量,他们二进敬安也就是空放了几枪,吓飞了几只乌鸦。驻扎之后,日寇将朱玉贤将军的“三十三间楼”作了司令部,又在外城墙上垒砌了炮楼,于镇内增修了第二道圩墙,百姓称作“小圩子”。“小圩子”未建城门,只在四个方向建了四个“栅栏门”,拉上铁丝网。驻防的日伪军也多了两倍,白天满街横行,晚上都龟缩在“小圩子”里。
就是有了两层“圩子”,驻地的日伪军也不敢轻易下乡扫荡,因为,朱玉贤将军的游击队会用挖坑埋雷,对付日军的车队、马队;还会用伏击的战术,吃掉日伪军的巡逻队。
朱玉贤将军常说:“毛泽东的战术是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打日寇,也是农村包围城市。”
在徐州西北的丰县、沛县、铜山、萧县四县交界处,活跃着朱玉贤将军的抗日游击队,这让建于故黄河滩上“新民村”一带的国民党各县(铜山、丰县、萧县)的后方政府有了一种“屏障”或“缓冲带”。
将军的抗日游击队,农忙务农,农闲练兵,瞅准了时机,即狠狠地打击日伪军,直到壮烈牺牲。
七十年过去,当地百姓还传扬着朱玉贤将军抗日的故事:
镜头之一:1938年秋,朱玉贤将军在他的临时司令部里接待了两位客人,他们是原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的老部下、曾任福建二师师长的丰县人王献臣的使者。王献臣先是在丰县北部以抗日的名义拉起了上千人的队伍,不久,即投靠了日本人。一来因为与朱玉贤将军有过交往,二来朱玉贤将军活动的地区又是王献臣与徐州日军联络的必经之地,所以他想拉上将军一起建“大东亚共荣圈”。将军闻言,大怒,撕了王献臣的书信,并对那两位使者说:“给你们师长说,卖国求荣,他要遗臭万年的。”
镜头之二:当年深秋。日军对徐州西北铜山三区、四区的抗日武装分进合围,朱玉贤将军率游击队为了配合各区的游击队,并掩护百姓撤离,担当了正面阻击敌人的重任。敌强我弱,游击队杀敌数十,自伤上百,战斗力大大下降。
镜头之三:1938年底,在徐丰公路的郭楼附近,将军的游击队曾经用地雷炸毁日军两辆兵车,毙敌十来名。次年春,将军的游击队又在郭楼地段的公路上埋雷设伏。怕日本人发现,计划失败,就派游击队员程洪□,化妆成拾粪者,在地雷附近转悠。不久,三辆日野车从丰县开来。开到地雷附近,敌人果然停下车。五个日本兵,一个翻译官,从车上跳下,慢慢向那片新土印走过来。见状,游击队员程洪□急步赶上前。翻译官看到来了一个老百姓,便招招手,说:“过来,过来,你看看那里埋没埋地雷!“
日本兵停下来,翻译官停下来。程洪□则慢悠悠地走到地雷旁。他用镢头刨了刨那片新土,就对翻译官说:“什么也没有啊!”
翻译官不信,就说:“再刨刨,刨深点。”
程洪□则说:“啥也没有,不信,你们过来看看。”说着,他蹲下身,装着继续扒土的样子。几个日本兵和那个翻译官大着胆子走上来,一起将那个土坑围住。就在这时,程洪□举起镢头,朝地雷砸过去。轰然一声,地雷爆炸,程洪□牺牲了,日本兵和翻译官三死三伤。
镜头之四:在敬安镇北的“篱笆庄”,将军的游击队员韩广田(外号“韩毛胡子”)父子二人,以摔跤为名,勇斗两个日本兵。打死一人,打跑一人。虽然后来日军出动报复,放火烧村,但此后,老百姓再也不惧怕日本鬼子了。
镜头之五:将军的夫人,是在1937年去世的。所以,他离家抗日已经无牵无挂。两个儿子均以成人,都追随将军左右,是战士,又是保镖。将军的抗日游击队在全盛阶段有两千多人,后来,经过精简,也有二百多人马。这二百多人马,时聚时散,时分时合,一以斗争需要为准。适应战争环境,游击队不可能建有固定的粮秣、军需仓库,而将军又不想增加百姓的负担,因而他发明了“藏粮于民”的办法,即夏收、秋收季节,将军动员乡亲就近到自己的那二十顷田里帮助收获,各自存放,登记建册,以便游击队“对号派饭”。
后来,抗日军械、粮草时有不济,将军便让在游击队战斗的长子朱宪典,将自家的20顷土地,一块一块,零星发卖,钱款用于抗日。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朱玉贤将军家已经寸土皆无。
而那“三十三楼”,又被日伪占据着,所以将军一家,成了彻底的“无产者”。
“毁家纾难”,是朱玉贤将军最真实的写照。
镜头之六:将军身高约一米八五,即便六十岁后,其气力虽然稍减,但双手使枪,仍然可以百发百中。夏日再热,他决不打赤膊。老部下说,这是长期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而乡亲们则传言,因将军有四个乳房,所以如此。
将军饭量极大,且食肉无量。据其部下多年后追忆,将军一顿可以食六、七斤熟肉,此后一周之内,不尝饭食,只须饮茶,也能行军打仗。想来,这或许是他长期驰骋疆埸所培养的特殊本领吧。
将军爱马,马能骑乘征战。
将军爱犬,犬能警戒四周。
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就是将军的爱犬,暴露了将军的行踪。
镜头之七:1939年盛夏,朱玉贤将军在敬安镇西大韩口一带运动侦察,他的爱犬——一条高大的德国牧羊犬——跑在他前面数百米外。远远地,被一个汉奸发现了。汉奸估计将军就在附近,遂报告日寇。驻敬安日寇怕中了埋伏,也不敢与将军贴身搏斗,于是架起数挺机枪,向将军爱犬出没的苘麻地疯狂扫射。
将军蔑视敌人,不愿卧倒,所以大腿连中数枪。警卫赶来,抬入临时诊所。弥留中,将军拉着儿子朱宪典,缓缓地说:继续,抗日,救国……
将军牺牲了,游击队战士披麻戴孝。将军安葬日,抗日军民大送殡,从敬安镇的城墙边走过;而日军士兵,一排溜站在城墙上,肃立致意。
镜头之八:公元1945年8月,“三十三间楼”上的太阳旗倒了。将军的儿子朱宪典捧着父亲的照片,重回“三十三间楼”。照片上,将军若有所思。
附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坚持了八年抗日、地无一垄的朱宪典,被划为“官僚地主”,扫地出门,“三十三间楼”在“土改”中被分给多户贫苦人家。穷人不守业。你拆墙,我卖砖,“三十三间楼”悄然毁弃。“文革”乱起,“造反派”扒开了将军夫人的陵墓,撬棺抛尸。历史无语,百姓无语……
▲将军世系:朱玉贤将军出“折槛堂”朱氏六十五世“华森”一系。华森二子,长子“汤尧”、次子“汤舜”。“汤尧”生一子,名“怀祖”。“怀祖”生四子,分别为“秉炀”、“秉灿”、“秉炘”、“秉烨”。“秉烨”即将军祖父。“秉烨”生五子,分别为“備昌”、“備真”、“備明”、“備勋”、“備善”。长子“備昌”生二子,长子“玉美”,次子即将军“玉贤”。将军为“折槛堂”朱氏七十世。将军二子,长“宪典”,次“宪德”。“宪典”三子,分别为“广斌”、“广银”、“广金”。“宪德”三子,分别为“广沛”、“广贝”、“广玉”。“广斌”子“庆元”;“广银”子“庆虎”、“庆龙”;“广沛”子“庆民”、“庆新”、“庆忠”;“广贝”子“庆全”、“庆锋”;“广玉”子“庆钢”、“庆君”。而今,劫波历尽,子孙满堂,阖家平安,此将军爱国之报。
▲将军夫人逝世前,留有“遗嘱”。为全面理解将军计,今将其夫人遗嘱录此备忘:“余今以最后之一息,嘱于汝曹:汝父身列行伍,戎马半生,余操持家政三十余年,其经过之艰苦,决非汝等想像所能及,若非汝父舍死忘生、汝母夙夜忧勤,我家何能由一贫如洗之境地转为目今之宽裕!汝等应念上人创业之不易,力自振作,以图将来之发展。此后事父,愈宜谨孝,兄弟妯娌,更须和睦,弱妹无依,犹当格外维护。汝伯早逝,汝伯母随余甚久,必以事我之道事之,务使家庭间感情融洽,互相亲爱,方称尽善,至于应世接物,尤以忠诚谦和,以道德为基础,以信义为目标,作事亦须刻苦自励,勇往迈进,日后稍有发展,务须深体余意,在桑梓间创办学校,建立商场,设孤儿养育所,贫民救济院,置义田,立宗祠,俾养育人材,繁荣市面,而幼者有所依,长者有所寄,穷族免冻馁之虞,先祖有馨香之祭,果能如此,则余永远含笑于九泉也。此嘱。母嘱。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据《彭城晚报》2001年刊田秉锷《三十三间楼见证》及《敬安镇志》资料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