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距5月18日沛县、丰县沦陷、5月19日徐州沦陷，还有四、五天时间。日寇轰炸敬安镇，针对的当然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中国的守军。此时的敬安镇，既驻守着川军的一个营，还驻着一直地方武装——“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

　　敌机轰炸，显然是在减少陆地进攻的阻力。

　　百姓看到，在轰炸过后，那一面“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大旗，依然在敬安镇的城楼上高高飘扬。这支叫“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队伍，就是朱玉贤将军率领的。

　　朱玉贤（1873——1939），字栋臣。清同治十二年（1873）生，世居铜山县敬安镇（今属沛县）北街农家。十八岁入伍，清末，参加辛亥革命；入民国，曾入奉天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在东北张作霖部任少校营长。因勇敢善战，依次升任团长、旅长，“直鲁联军”褚玉璞、徐源泉所辖第六军第三十一师师长、鲁南警备司令等。为陆军中将、将军府将军。随直鲁联军南下，攻占南京、上海后，又曾出任守沪警备司令等职。

　　国民革命军北伐，直鲁联军败绩，将军一度退居天津。后解甲归田，回到敬安镇创办学校，建立商场，设孤儿养育所，贫民救济院，置义田，立宗祠，以幼者有所依，长者有所寄，穷族免冻馁之虞为务。夫人倪氏亲理家务，以资助亲邻为乐。将军居所，在敬安镇北街路西，俗谓“三十三间楼”。戎马半生，得享平民生活，将军心满意足。

　　“9·18”事变后，日寇占领东北。1935年，将军曾应投入国民革命军的徐源泉之邀，出任其“军事顾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南京、济南后，企图在徐州一带寻找中国军队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当年年底，“徐州会战”即将打响。朱玉贤不顾六十五岁高龄，亲到徐州晋谒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陈述抗日之志。

　　李宗仁感于将军卫国之诚，遂委任他为“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司令”之职。

　　闻老将军重新披甲，将军的那批老部下，如原直鲁联军副师长金永山、原团长刘家瑞、李兴志，原混成团团长、挂旅长衔李文秀、原河北省公安厅厅长左兆祥、原机枪营营长胡作雨、原警卫连连长张学德等一批人，都团结在将军周围。大家说：“过去是军阀打内战，今天是抗日保国家，将军你指向哪里，我们打到哪里”

　　1937年12月，台儿庄战役开始，朱玉贤将军率领20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邹、滕地区，支援我抗日正规军，袭扰日军，战果累累。

　　1938年春夏之交，中日军队对峙于徐州一线，将军率部折返湖西，在铜山、沛县、萧县、丰县的结合部活动，日日演习操练，准备随时打击来犯之日寇。

　　在百姓心里，战争离自己很远。到了农历四月十五日（公历5月14日）上午，日本侵略者的三架飞机自东北方向飞来，从敬安镇北门开始，沿街向南，一次投下20多枚炸弹。此次空袭，共炸毁房子50余间，炸死2人，炸伤7人。

　　经受了日军飞机的轰炸。百姓们才知道：战争就要来了！这次轰炸，也提醒了将军：我们抗日，原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如果仗没打，就引来日寇对老百姓的轰炸，我们的部队倒不如先转移下乡。

　　将军将转移的意向，下达各分队。有很多战士不理解：“没见个鬼子影，就跑，那不是菜包子吗？”

　　当时，镇上驻着川军的一个新兵营。将军来到川军的营部，说明转移的想法，营长说：“我们还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啊。”

　　一时，将军为难了。我们地方游击队，总是要给主力部队打打掩护啊！

　　5月17日，驻敬安的川军新兵营匆匆转移。朱玉贤将军的游击队派了向导，西送三十里。

　　5月18日，沛县、丰县同日沦陷。

　　侦察兵飞马来报。

　　将军知道，自己撤离家园，已不可避免。当夜，他率三百人的游击队，举着旗，扛着枪，唱着军歌，向西南方的黄河故道转移。将军的根据地，选在距敬安镇十多里的徐庄村——因为这里有将军的数百亩土地，有场院、场屋、长工、车马、水井、菜园。

　　沛县、丰县沦陷次日，日军的装甲车、坦克车、汽车、骑兵即沿着徐丰公路，从西北方向气势汹汹杀来。迫击炮瞄准敬安镇的西寨门，连发数炮，西寨门轰然而塌，一小队日军向天鸣枪，冲进镇区，他们看到的是家家关门，户户落锁，长街无人的景象，而日军的大部队则绕镇而过，向徐州方向奔去。

　　日寇第一次占领敬安镇后，驻守此地的日军、伪军并不多。而在日伪军的保护下，镇区、乡村的“维持会”纷纷挂起了太阳旗。

　　将军行走在麦黄的田野，眺望镇区城楼上的太阳旗，心里充满屈辱，充满愤怒。副官看在眼里，深深理解将军的苦衷。他建议：“咱们的城，被日本人占了，咱的家，被日本人住了，到手的麦子又要被他们抢，不如将敬安镇夺回来！”

　　朱玉贤将军说：“凭咱的力量，夺回敬安很容易。但是要守住，恐怕不行。徐州、沛县、丰县、萧县都驻着鬼子兵，离我们镇，都是半天的路程啊。”

　　虽然将军不同意打敬安，但他同意警告一下敬安的日伪军。

　　当夜，将军派游击队战士翻过敬安的城墙，将“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红旗，插在敌军司令部的楼顶上。并在墙面刷上“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标语。一枪未放，即撤了回来。

　　当时，驻守此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十多人，外加一个排的四十多人的“小防队”（伪军）。看到游击队的红旗和标语，他们畏惧于“苏鲁豫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的威名，怕被“一锅端”，所以，第二天竟然悄悄撤出敬安镇，溜回了徐州市。

　　从此，当地的百姓就有了“一杆大旗，吓跑了一队日本兵”的美谈。

　　在撤出敬安一多月之后，朱玉贤将军的游击队旗帜鲜明地回到了家乡。

　　鉴于敬安处在四县交界，又控制着徐丰公路、沛敬公路，所以，驻徐州的日军当然不愿意将这个战略要地轻易让给抗日游击队。

　　又过了十来天，驻徐州日军集结了装甲车、汽车、大炮、骑兵，进犯敬安一带。抗日游击队内，有不少人摩拳擦掌，建议朱玉贤将军据守敬安的寨圩子，与敌人拼一场。

　　将军摇摇头，说：“我打了半辈子仗，还怕死吗？今天是敌强我弱，若把敬安镇当战场，死伤的都是老百姓。咱换个地方吧。”

　　由于将军的游击队主动撤离敬安镇，所以进犯的日军扑了个空。

　　因为日寇有在此安营扎寨的战略考量，他们二进敬安也就是空放了几枪，吓飞了几只乌鸦。驻扎之后，日寇将朱玉贤将军的“三十三间楼”作了司令部，又在外城墙上垒砌了炮楼，于镇内增修了第二道圩墙，百姓称作“小圩子”。“小圩子”未建城门，只在四个方向建了四个“栅栏门”，拉上铁丝网。驻防的日伪军也多了两倍，白天满街横行，晚上都龟缩在“小圩子”里。

　　就是有了两层“圩子”，驻地的日伪军也不敢轻易下乡扫荡，因为，朱玉贤将军的游击队会用挖坑埋雷，对付日军的车队、马队；还会用伏击的战术，吃掉日伪军的巡逻队。

　　朱玉贤将军常说：“毛泽东的战术是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打日寇，也是农村包围城市。”

　　在徐州西北的丰县、沛县、铜山、萧县四县交界处，活跃着朱玉贤将军的抗日游击队，这让建于故黄河滩上“新民村”一带的国民党各县（铜山、丰县、萧县）的后方政府有了一种“屏障”或“缓冲带”。

　　将军的抗日游击队，农忙务农，农闲练兵，瞅准了时机，即狠狠地打击日伪军，直到壮烈牺牲。

　　七十年过去，当地百姓还传扬着朱玉贤将军抗日的故事：

　　镜头之一：1938年秋，朱玉贤将军在他的临时司令部里接待了两位客人，他们是原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的老部下、曾任福建二师师长的丰县人王献臣的使者。王献臣先是在丰县北部以抗日的名义拉起了上千人的队伍，不久，即投靠了日本人。一来因为与朱玉贤将军有过交往，二来朱玉贤将军活动的地区又是王献臣与徐州日军联络的必经之地，所以他想拉上将军一起建“大东亚共荣圈”。将军闻言，大怒，撕了王献臣的书信，并对那两位使者说：“给你们师长说，卖国求荣，他要遗臭万年的。”

　　镜头之二：当年深秋。日军对徐州西北铜山三区、四区的抗日武装分进合围，朱玉贤将军率游击队为了配合各区的游击队，并掩护百姓撤离，担当了正面阻击敌人的重任。敌强我弱，游击队杀敌数十，自伤上百，战斗力大大下降。

　　镜头之三：1938年底，在徐丰公路的郭楼附近，将军的游击队曾经用地雷炸毁日军两辆兵车，毙敌十来名。次年春，将军的游击队又在郭楼地段的公路上埋雷设伏。怕日本人发现，计划失败，就派游击队员程洪□，化妆成拾粪者，在地雷附近转悠。不久，三辆日野车从丰县开来。开到地雷附近，敌人果然停下车。五个日本兵，一个翻译官，从车上跳下，慢慢向那片新土印走过来。见状，游击队员程洪□急步赶上前。翻译官看到来了一个老百姓，便招招手，说：“过来，过来，你看看那里埋没埋地雷！“

　　日本兵停下来，翻译官停下来。程洪□则慢悠悠地走到地雷旁。他用镢头刨了刨那片新土，就对翻译官说：“什么也没有啊！”

　　翻译官不信，就说：“再刨刨，刨深点。”

　　程洪□则说：“啥也没有，不信，你们过来看看。”说着，他蹲下身，装着继续扒土的样子。几个日本兵和那个翻译官大着胆子走上来，一起将那个土坑围住。就在这时，程洪□举起镢头，朝地雷砸过去。轰然一声，地雷爆炸，程洪□牺牲了，日本兵和翻译官三死三伤。

　　镜头之四：在敬安镇北的“篱笆庄”，将军的游击队员韩广田（外号“韩毛胡子”）父子二人，以摔跤为名，勇斗两个日本兵。打死一人，打跑一人。虽然后来日军出动报复，放火烧村，但此后，老百姓再也不惧怕日本鬼子了。

　　镜头之五：将军的夫人，是在1937年去世的。所以，他离家抗日已经无牵无挂。两个儿子均以成人，都追随将军左右，是战士，又是保镖。将军的抗日游击队在全盛阶段有两千多人，后来，经过精简，也有二百多人马。这二百多人马，时聚时散，时分时合，一以斗争需要为准。适应战争环境，游击队不可能建有固定的粮秣、军需仓库，而将军又不想增加百姓的负担，因而他发明了“藏粮于民”的办法，即夏收、秋收季节，将军动员乡亲就近到自己的那二十顷田里帮助收获，各自存放，登记建册，以便游击队“对号派饭”。

　　后来，抗日军械、粮草时有不济，将军便让在游击队战斗的长子朱宪典，将自家的20顷土地，一块一块，零星发卖，钱款用于抗日。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朱玉贤将军家已经寸土皆无。

　　而那“三十三楼”，又被日伪占据着，所以将军一家，成了彻底的“无产者”。

　　“毁家纾难”，是朱玉贤将军最真实的写照。

　　镜头之六：将军身高约一米八五，即便六十岁后，其气力虽然稍减，但双手使枪，仍然可以百发百中。夏日再热，他决不打赤膊。老部下说，这是长期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而乡亲们则传言，因将军有四个乳房，所以如此。

　　将军饭量极大，且食肉无量。据其部下多年后追忆，将军一顿可以食六、七斤熟肉，此后一周之内，不尝饭食，只须饮茶，也能行军打仗。想来，这或许是他长期驰骋疆埸所培养的特殊本领吧。

　　将军爱马，马能骑乘征战。

　　将军爱犬，犬能警戒四周。

　　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就是将军的爱犬，暴露了将军的行踪。

　　镜头之七：1939年盛夏，朱玉贤将军在敬安镇西大韩口一带运动侦察，他的爱犬——一条高大的德国牧羊犬——跑在他前面数百米外。远远地，被一个汉奸发现了。汉奸估计将军就在附近，遂报告日寇。驻敬安日寇怕中了埋伏，也不敢与将军贴身搏斗，于是架起数挺机枪，向将军爱犬出没的苘麻地疯狂扫射。

　　将军蔑视敌人，不愿卧倒，所以大腿连中数枪。警卫赶来，抬入临时诊所。弥留中，将军拉着儿子朱宪典，缓缓地说：继续，抗日，救国……

　　将军牺牲了，游击队战士披麻戴孝。将军安葬日，抗日军民大送殡，从敬安镇的城墙边走过；而日军士兵，一排溜站在城墙上，肃立致意。

　　镜头之八：公元1945年8月，“三十三间楼”上的太阳旗倒了。将军的儿子朱宪典捧着父亲的照片，重回“三十三间楼”。照片上，将军若有所思。

　　附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坚持了八年抗日、地无一垄的朱宪典，被划为“官僚地主”，扫地出门，“三十三间楼”在“土改”中被分给多户贫苦人家。穷人不守业。你拆墙，我卖砖，“三十三间楼”悄然毁弃。“文革”乱起，“造反派”扒开了将军夫人的陵墓，撬棺抛尸。历史无语，百姓无语……

　　▲将军世系：朱玉贤将军出“折槛堂”朱氏六十五世“华森”一系。华森二子，长子“汤尧”、次子“汤舜”。“汤尧”生一子，名“怀祖”。“怀祖”生四子，分别为“秉炀”、“秉灿”、“秉炘”、“秉烨”。“秉烨”即将军祖父。“秉烨”生五子，分别为“備昌”、“備真”、“備明”、“備勋”、“備善”。长子“備昌”生二子，长子“玉美”，次子即将军“玉贤”。将军为“折槛堂”朱氏七十世。将军二子，长“宪典”，次“宪德”。“宪典”三子，分别为“广斌”、“广银”、“广金”。“宪德”三子，分别为“广沛”、“广贝”、“广玉”。“广斌”子“庆元”；“广银”子“庆虎”、“庆龙”；“广沛”子“庆民”、“庆新”、“庆忠”；“广贝”子“庆全”、“庆锋”；“广玉”子“庆钢”、“庆君”。而今，劫波历尽，子孙满堂，阖家平安，此将军爱国之报。

　　▲将军夫人逝世前，留有“遗嘱”。为全面理解将军计，今将其夫人遗嘱录此备忘：“余今以最后之一息，嘱于汝曹：汝父身列行伍，戎马半生，余操持家政三十余年，其经过之艰苦，决非汝等想像所能及，若非汝父舍死忘生、汝母夙夜忧勤，我家何能由一贫如洗之境地转为目今之宽裕！汝等应念上人创业之不易，力自振作，以图将来之发展。此后事父，愈宜谨孝，兄弟妯娌，更须和睦，弱妹无依，犹当格外维护。汝伯早逝，汝伯母随余甚久，必以事我之道事之，务使家庭间感情融洽，互相亲爱，方称尽善，至于应世接物，尤以忠诚谦和，以道德为基础，以信义为目标，作事亦须刻苦自励，勇往迈进，日后稍有发展，务须深体余意，在桑梓间创办学校，建立商场，设孤儿养育所，贫民救济院，置义田，立宗祠，俾养育人材，繁荣市面，而幼者有所依，长者有所寄，穷族免冻馁之虞，先祖有馨香之祭，果能如此，则余永远含笑于九泉也。此嘱。母嘱。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据《彭城晚报》2001年刊田秉锷《三十三间楼见证》及《敬安镇志》资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