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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学研究与汉赋创作群体

编辑日期:2016-5-31 10:52:18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西汉时期,喜好经学研究和汉赋创作的刘姓诸侯国之王沾染战国“养士”遗风,招徕四方之士子于其门下,天下士子继承战国“游学”余绪,聚集于诸侯王门下,除为诸侯王政治参谋外,从事经学研究或汉赋创作,形成了以诸侯王为主导的经学研究或汉赋创作群体。

一、西汉经学研究与汉赋创作群体形成的背景
  西汉经学研究或汉赋创作群体的现象是与其社会政治制度相行的。首先,它是西汉大一统政治下分封制的产物。刘邦建立汉王朝,实行在中央集权统治前提下分封诸侯和诸侯王的制度。汉十二年三月,汉高祖刘邦下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豪杰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至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列高祖时所封侯国多达143个,刘邦的本意是以诸侯国“承卫天子”。然而“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诸侯国之王觊觎大位之谋乱频仍,刘邦夺异姓而封子孙。刘姓诸侯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致使诸侯王势力巨大,富可敌国。高度的人事任免权、并埒甚至超过中央政府的财富,可授士人以官位食禄、可给予士人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以经济支持。士人要实现其政治抱负、成就学业,离不开经济支持和良好社会环境。因而形成了西汉经学研究与汉赋创作群体的基本条件。
  其次,诸侯王的志趣爱好、政治素养是西汉经学研究或汉赋创作群体形成的关键条件。楚王刘交“好书,多材艺”,淮南王刘安“为人好书”,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因而天下士人趋之若鹜,形成文化集团。而若鲁恭王刘馀“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之辈,虽居经学发源之地、又因扩宫室坏孔子壁而得大量古书亦无士人趋附之。既便是事皇帝之士子,亦因与皇帝志趣相左,而离中央政府趋附诸侯王。《汉书·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孝惠吕后以来,士人百姓人心思定,谋反叛乱为士民深恶痛绝。《汉书·邹阳传》:“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阳与吴忌、枚乘等俱事吴,皆以文辩著名。”
二、西汉经学研究与汉赋创作群体及其学术成就
  1、楚国经学研究群体。楚王刘交,字游,刘邦同父少弟,随刘邦征战有功,于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封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都彭城。刘交为楚王,多用士人,形成以其为核心的楚国经学研究群体。
  楚国《诗经》学研究楚元王刘交是汉初儒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先驱。《汉书·楚元王传》:“刘交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元王即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申公为刘交、刘郢客、刘戊三代楚王中大夫,并为刘戊太傅。《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本义也。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艺文志》著录“《诗经》二十八篇,鲁、齐、韩三家”,“《鲁故》二十五篇”,“《鲁说》二十八篇”。由此可见,申公乃汉初《诗经》学研究的开山鼻祖。申公居彭城数十年,以其《鲁诗》和《春秋》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弟子为“五经”博士者数十人。
  韦贤是申公二传弟子,其先祖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元王子夷和孙戊,戊荒淫无道,韦孟以诗讽谏而不听,随迁居于薛。韦贤《诗》学受业于瑕丘江公和鲁许生。韦贤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后官至丞相。韦贤以《诗》授昭帝及其四子,其少子玄成,少好学,修父业,以明经官至丞相,并参加甘露石渠阁论经会议。故邹鲁有谚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玄成及兄子常以《诗》授哀帝,故《鲁诗》有韦氏之学。
  东平新桃人王式亦为申公二传弟子,受《诗》于徐公、许生。王式授山阳张长安、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沛郡相人薛广德,四人皆为五经博士,参加甘露石渠阁论经会议。张长安授其侄游卿、琅琊人王扶,张游卿授元帝,王扶授陈留许晏,许晏为五经博士,故张传《鲁诗》有许氏之学。
  彭城龚舍为申公四传弟子,受《鲁诗》于薛广德。《汉书·两龚传》称:“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实、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两龚,少皆好学明经……舍亦通五经,以《鲁诗》教授。”
  楚国《春秋》学研究《春秋》凡三家学说,即《公羊春秋》、《榖梁春秋》、《左氏春秋》。《儒林传》载:“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瑕丘江公与董仲舒各以《榖梁》、《公羊》论《春秋》,江公口呐,不如仲舒,且此时丞相公孙弘治《公羊》学,因而《公羊》入官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江公授《榖梁》学于鲁荣广王孙、皓星公。沛人蔡千秋,梁人周庆、丁姓皆从荣广受《榖梁》,蔡千秋同时又受业于皓星公,其学最精。江博士死,乃征周庆、丁姓教授,卒业十人。甘露年间,尹更始、刘向、周庆、丁姓等《榖梁》学派与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等《公羊》学派在石渠阁辩论,萧望之等11人评论,多从《榖梁》,因而《榖梁》入官学,周广、丁姓征为博士。丁姓授楚申章昌,申章昌为博士,又以《榖梁》授,徒众尤盛。尹更始作《榖梁》章句,传其子咸及翟方进、琅琊房凤。《艺文志》著录“《榖梁章句》三十三篇”,“《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因此,《榖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儒林传》载:“孔安国从申公受《榖梁春秋》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胡常少子以明《榖梁春秋》为博士,又传《左传》。胡常授虢徐傲,徐敖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
  2、淮南国学术研究与汉赋创作群体。淮南王刘安乃汉高祖刘邦之少子刘长的长子,孝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以阜陵侯晋封为淮南王,都寿春。刘安博学多才,集学术研究、汉赋创作、文学批评、图书收藏家为一身,是西汉时期最为耀眼的文化巨星之一。《汉书·淮南王安传》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亦欲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艺文志》著录为《淮南外》三十三篇),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秘爱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赋》。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皆莫然后罢。”刘安的博学擅文、才思敏捷,以及为汉武帝所重的特殊地位,招致方术之士竞相依附。在数千人的门客中,各学科知识门类人才齐备,其中最为多才者有苏飞、李尚、左吴、田曲、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形成以刘安为主导的规模庞大的淮南国学术研究和汉赋创作集团。
  《淮南子》今世存21卷,即《艺文志》所称《内书》、《淮南王安传》所谓《内篇》。刘安献《内书》给汉武帝在建元二年,即武帝践大位第二年。此时,窦太后掌权,窦太后喜黄老言论。她做皇后23年、太后16年、太皇太后6年,权倾三朝,三朝皇帝及诸臣无不读黄老而尊其术。刘安及其门客为世风所染,亦谈论黄老,议论治世之道,并将所议内容及见解杂采先秦诸子之说进行整理编辑;刘安总其成,以其思想观点加以润色,分门别类,定名为《鸿烈集》,分《内书》、《外书》、《中篇》三个部分;刘向校定时易名为《淮南鸿烈》;东汉高诱为作注,名《淮南子》。高氏概括其内容称:“真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其实,《淮南子》并非单纯道家学说。刘安在《淮南子·要略》述其编著思想谓:“凡属书者,所以窥道开塞,庶后世使知举错取舍之宜适……。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淮南子》的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医药、农学、生物、音侓、军事、神话、风俗等等。唐刘知几《史通》谓之“牢笼天地,博及古今。”在《淮南子》问世后四年的建元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继而,汉武帝纳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之谏,推行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政策,《淮南子》成为西汉诸子百家之学的最后一次呐喊和结集,此后便是长达两千余年的儒学正宗时代,再也难以见到象淮南子那样综合性的学术著作了。班固撰《艺文志》,把《淮南内》、《淮南外》入“杂家”而不入“道家”者何?因为所谓杂家,即兼儒、墨,合名、法,杂陈百家,《淮南子》就是这样的综合性学术著作。
  淮南国汉赋创作及其它学术研究。《艺文志》“赋类”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赋类”共著录66家771篇,刘安及其群臣赋凡126篇,占总数的16%强;就著录个人赋作篇数而言,枚乘子枚皋以“百二十篇”居其一,刘安以“八十二篇”居其二。此外,《艺文志》“易类”著录“《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天文类”著录“《淮南杂子星》十九卷”;“兵权谋类”称:“太公,《管子》,《孙卿子》……,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歌诗类”著录“《淮南歌诗》四篇”。由此可见,以刘安为首的淮南国文化集团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创作集团。
  3、梁国汉赋创作与经学研究群体。梁孝王刘武乃孝文帝与窦太后所生子、孝景帝同母弟,孝文二年(公元前178年)立为代王、四年徙淮阳王、十二年徙梁王。刘武在孝文帝诸子中地位特殊:一是系嫡出,景帝无子时曾言“千秋万代后传于王”,窦太后亦有此意;二是在平吴楚齐等七国之乱中功高:七国叛乱时,刘武守睢阳,以韩安国、张羽等为将军拒吴楚,吴楚以睢阳为界不敢过而西。吴楚破,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景帝破例,原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丞相亦由刘武自任。刘武本居天下膏腴之地,又得景帝和窦太后赏赐,“府库金钱且百万巨,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又“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入朝,景帝遣使远迎于关外,入宫则与景帝同辇;“梁之侍中、郎、谒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亡异”。崇高的政治地位、富可敌国的财富、“国无达士则不为善”的侯王心理,使刘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形成了梁国经学研究与文学创作集团。
  梁国汉赋创作.梁国麋集西汉著名汉赋作家,梁孝王门客羊胜、中尉公孙诡,原仕吴王刘濞因吴王谋反谏而不听转仕梁孝王的邹阳、枚乘、严忌,原为景帝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而称病辞官转附梁孝王的司马相如等,形成梁国汉赋创作集团。《西京杂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为《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枚乘子枚皋、严忌子严助均为著名的汉赋作家,司马相如的著名汉赋作品如《子虚之赋》等皆创作于梁国,并以之得武帝赏识。《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枚皋赋百二十篇,严助赋三十五篇”。《全汉文》对上述士人汉赋作品均有收录。
  梁国《易经》研究。西汉易经学开山鼻祖为田何。”梁国著名《易经》学者为丁宽.丁宽字子襄,梁人,景帝时为梁孝王将军,拒吴楚,号丁将军。曾与本国项生从田何受《易》,丁宽读《易》精敏,材过项生。学成后东归,田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丁宽又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儒林传》谓:“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粱丘三家”,“《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蔡公》二篇,魏人,事周王孙”,“《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章句》施、孟、粱丘氏各二篇”。《艺文志》著?录《易》13家294篇,梁国所著110余篇,可见梁国《易》学研究成果之丰硕。
  梁国《春秋》学研究。梁国丞相、兰陵人褚大受《公羊春秋》于景帝博士、齐人胡母生,并以之授东海孟卿、鲁眭孟。眭孟授下邳严彭祖和薛人颜安乐、贡禹等百余人,唯严彭祖、颜安乐能尽传孟氏之学。因此,《公羊春秋》有严、颜之学。严彭祖字公子,为五经博士,官至孝宣帝太子太傅,传《公羊》学于琅琊王中,王中授同郡公孙文、东门云等。颜安乐字公孙,眭孟的外甥,家贫,为学精力,官至齐郡太守丞,以《公羊》学授淮阳泠丰次君、淄川任公。因此,颜氏《公羊》有泠、任之学。
  孟卿授《公羊》学于疏广,疏广官至太子太傅。疏广授琅琊管路,管路为御史中丞。贡禹以《公羊》学授颍川堂溪惠,堂溪惠授泰山冥都。管路和冥都又受《公羊》学于颜安乐,因此,颜氏《公羊》学又有管、冥之学。管路授孙宝,孙宝为大司农;泠丰授马宫、琅琊左咸,马宫为大司徒,左咸为郡守九卿,徒众尤盛。《艺文志》著录:“《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公羊外传》五十篇”等,应该是梁国《公羊》学研究的成果。
  4、河间国经学研究群体。河间献王刘德乃孝景帝与栗姬所生子、汉武帝异母弟,孝景前二年(即文帝后元五年、公元前159年)立为河间王。《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士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刘德是西汉著名的图书收藏家、经学研究家,他与汉武帝同时置五经博士,表彰民间古文经学,与中央政府官学今文经学相抗衡。以刘德为主导的今文经学研究在中国经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对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诗经》学研究。刘德好《诗》,《艺文志》载:“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又有毛公之学,自谓于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未得立”,即未立为官学。《儒林传》载:“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此为河间国《毛诗》学师承家法。《艺文志》载:“《毛诗》二十九卷,《毛诗训诂传》三十卷。”毛公名亨,《儒林传》谓其为赵人、一说为鲁(山东曲阜)人、一说为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人,是古文《诗》学“毛诗学”的开创者,作《毛诗训诂传》授毛苌,世称大毛公。汉末郑玄《诗谱》谓:“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时,吴陆玑谓:“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毛苌为古文《诗》学的传授者,其诗学传自毛亨”。
  《乐》学研究。《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旨明。”《艺文志》称:“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艺文志》载:“《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著录“河间献王《对三雍宫》三篇”,“《河间周制》十八篇,似河间献王所述也。”《河间周制》实际上是河间国经学研究群体的集体研究成果。
  《春秋》学研究。河间国《春秋》学,《儒林传》载:“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贯公子贯长卿授清河张禹长子。张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张禹长子张宏传贯氏《左氏》学,后嗣安昌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张禹以左氏学授尹更始,尹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胡常授黎阳贾护,贾护授苍梧陈钦子佚。刘歆授左氏于尹咸和翟方进。因此,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无论是从中华民族文化史还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正是西汉初期经学研究与汉赋创作群体的主导者部分刘姓诸侯王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经学和文学大师们的努力,才使中国先秦诸家学说得以完整地保存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才使中华文化得以影响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
(责任编辑:蒋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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