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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笔更显青春靓——贺瑞麟

编辑日期:2016-5-31 11:01:44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贺瑞麟(1909-1928)曾用名仁方、沈恕,江苏铜山人。1925年,入读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五卅惨案发生后、率领东大附中学生参加声援和记蛋厂工人大罢工的示威游行,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开始专职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12月任中共南京地委农运委员兼城北支部宣传委员,1928年5月任南京市委委员兼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同年7月在南京被捕,10月牺牲于雨花台。

  1949年12月,南京市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在雨花台兴建烈士陵园。次年6月29日,南京市兴建烈士陵筹备委员会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刊登名为“征集在宁牺牲之人民革命烈士的史迹”的启事。上海体育学院刘德超教授看到启事后,不禁思绪万千,难以人眠。第二天清早,他怀揣那本受烈士之托保存了22年的《狱中日记》,从上海乘火车赶往南京雨花台。
  日记的主人名为贺瑞麟。1928年5月任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1928年7月被捕后,贺瑞麟在狱中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日记,详细记录了狱中的黑暗生活和被捕人员的表现,记述了自己从“个人英雄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思想历程。烈士绝笔现为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藏一级革命文物,为研究当年革命先辈的狱中斗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贺瑞麟1909年生于江苏省铜山县。父母是自耕农,家中有60多亩耕地。和千千万万的农民家庭一样,父母希望这个聪明勤奋的小儿子能出人头地、光耀六庭。为此,家人变卖了大部分田地,送15岁的贺瑞麟到南京求学。
  贺瑞麟1925年考人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人民苦不堪言。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暴政。东大附中的国文教员穆济波,东南大学的学生谢远定、宛希俨、文化震等人在东大附中学生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
   也正是在这时,贺瑞麟开始接触各种进步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主义著作,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立志从一个为父母“光耀门庭”的农家子弟转变为一个替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战士,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春天,贺瑞麟在东南大学附中学生、中共党员刘贵真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各界立即成立五卅惨案南京后援会。贺瑞麟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并率领东大附中学生参加声援和记蛋厂工人大罢工的示威游行,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被学校开除。年仅16岁的他旋即开始专职从事革命活动。
   1925年9月,中共浦口地方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改为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贺瑞麟任地委农运委员兼城北支部宣传委员,在地委组织委员兼共青团书记文化震的领导下,到下关、浦口、九袱洲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他在九袱洲发展农民党员,建立农民协会,开展抗租斗争。
  特殊的环境和忘我的工作,使贺瑞麟失去了和家庭的联系。其间,贺瑞麟的父亲曾到南京找他,想劝他回家成亲。贺瑞麟知道父亲在找他,但为了革命工作,他硬是忍着心痛和不舍,没有去见父亲。最后,父亲只得带着遗憾独自返乡。
  1927年3月,北伐军节节胜利,直捣南京。为了配合北伐军入城,贺瑞麟召集南京市共青团员在丹凤街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贺瑞麟向大家介绍了斗争形势,布置了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拿出一叠纪念孙中山逝世的传单让团员们散发。
  3月24日,北伐军进城后,在文化震领导下,成立了南京市总工会,贺瑞麟参加了总工会的工作,与国民党右派和反动的“劳工总会”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蒋介石在南京制造了四一0惨案。文化震等人惨遭杀害,贺瑞麟幸免于难,转人地下斗争。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省委书记陈延年派黄逸峰到南京进行恢复组织的工作,重建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贺瑞麟仍然担任农运委员职务。
  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孙津川来南京重建党组织。同年12月4日,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贺瑞麟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共青团南京市委组织委员。1928年春,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砚芬调到上海,中共南京市委改派贺瑞麟担任团市委书记一职。贺瑞麟迅速发展团组织,建立了安徽公学团支部、江苏大学(1928年5月16日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团支部、两浦团支部、陆军军官学校团支部等四个支部,共发展团员34名,同时建立了五一文学社、剧社等外围组织。
  1928年5月,中共南京市委在浦口江边芦苇滩秘密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上研究了如何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等问题,并选举了新的南京市委,孙津川任市委书记,贺瑞麟当选为市委委员兼团市委书记。新市委积极开展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展了国立中央大学、沪宁铁路、浦口码头、浦镇大厂、九袱洲农村、军官学校、和记蛋厂等10个支部,发展了240名党员。
  正当南京的革命形势逐步好转的时候,意外发生了。7月初的一个夜晚,南京市委在地下党员姚佐唐家开会,市委书记孙津川被埋伏的国民党特务抓捕。
  孙津川被捕后,敌人开始对共产党员实施大规模搜捕。7月6日,特务包抄了贺瑞麟在焦状元巷14号的住所,正在家中油印文件的贺瑞麟拿起油印滚桶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逮捕。特务还从他的住所内搜出计划暴动的机密文件20余份,及油印机等设备,认定贺瑞麟是中共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人物”,立即将其押解至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
  经过两个月的关押,敌人于9月25日将贺瑞麟转送江苏省特种刑事地方临时法庭受审。面对敌人的审讯,贺瑞麟只承认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拒不承认参加暴动。那些供出贺瑞麟身份的人劝他“转转心”,去“自首”,特务头子吹捧他年轻有才学,并许以高官,贺瑞麟听后痛斥道:“你杀我的头,也不干你们孬种事。”
   9月27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清晨,与贺瑞麟同案的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史砚芬等楼人在雨花台被枪决,监狱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贺瑞麟料想敌人不会放过自己,他不停思索在失去自由、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还能为党做点什么。他决定开始写日记,将敌人的残酷暴行和被捕人员狱中斗争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开始时,只要一想到就要离开组织、告别难友,尤其是一幕幕壮烈告别的情景时,贺瑞麟便忍不住潸然泪下,甚至几次停笔,但他最终凭借顽强的毅力和信念坚持了下来,共写下《死前日记》《给姐丈袁立超信》《未寄的信》《离散》等8册日记。
   《死前日记》写于9月28日至10月5日临刑前的一周。在日记中,贺瑞麟记述了自己从一个满腔热血、报国无门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成为充满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路历程。他在9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为了作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行为而人狱……此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说,丝毫没有可以变通的地方,事实摆在眼前看谁先下手,阶级斗争行为中,哪里容得下妥协与和平,同时共产党员对敌对阶级还有求饶与优待的希望?”在写给父母的遗书中,他敞开心扉,吐露了“为大家,弃小家”的心声,并表达了自己对家庭深深的歉疚之情。他面对着死亡,坚定地写下:“未来的世界终究是我们的!”为了表达忠于党的决心,贺瑞麟不仅写,而且还画。其中有一幅画上的五角星中写着“雨花台”,表明自己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把这些日记和资料完整地交给党组织,成了贺瑞麟最后的心愿。他将日记和书信转交给即将出狱的难友刘德超,嘱咐他待革命成功后交给党组织。
  1928年10月6日,贺瑞麟从容地走出看守所,走向雨花台刑场,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刘德超不负重托,他出狱后辗转于南昌、武汉、重庆多地,烈士日记始终得到了精心保管。重庆遭日军轰炸,刘德超舍弃一切物品,随身唯独携带的就是日记。
  如今,《九月日记》《死前日记》《给姐夫袁立超信》《离散》等八册贺瑞麟在狱中的手书,是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藏最早反映烈士狱中生活的日记,成为镇馆之宝。(责任编辑:蒋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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