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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徐州旧报业的轶事

编辑日期:2016-5-31 11:11:39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兄长孙茂松(字栖鹤、号方逸)是徐州早年报界的一位资深老报人,曾任记者、编辑、社长等职。2014年底辞世,享年九十四岁。他生前和我谈及报业归事,仍记忆犹新,感慨颇多。以下是兄长的追忆往事的几个历史片段。

  民国时期,徐州最早创办的报纸有《醒徐日报》、《民生日报》和《徐州日报》。“五四”运动后,徐州广大爱国青年和各阶层群众先后创办许多报刊,多达20余家,民办的居多,如《新徐报》、《徐州民报》、《徐报》、《徐州镜报》、《徐州晚报》、《商报》、《钟报》、《新晚报》等。徐州沦陷时期,除少数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报纸外,大多是日伪报纸,如《淮海日报》、《大陆日报》、《苏北新民报》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派员接收徐州,为了巩固其统治、制造与论,发动内战,进一步反共反人民,创办了多家报纸,如《徐报》、《中报》、《中原日报》、《正义之报》、《新生日报》等。
两起两落的《徐州民报》
  《徐州民报》创办于1928年11月1日,社址在东门内51号(大同街东首),该报由《民众晚报》改名,由察院街33号迁来。该报由姜旭初、陈凌亚、钱云五合办。报头由于右任题写。当时民报四开四版、铅印、日刊。由新华印刷公司代印。
  姜旭初是徐州有名的新闻界老前辈,是上海《时事新报》的特约通讯记者,他思想进步,宣传革命,曾被军阀逮捕入狱,后释放。因走路有带镣之遗习,谓之“镣影”。《徐州民报》在人民大众中颇有影响,1937年徐州沦陷前停刊。前后办了十年。
  1943年2月,我和文友筹资办起一民间小报《星报》。为采写稿件,我这个社长和总编与社会上的各层人物广泛接触。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原《徐州民报》社长姜旭初老先生找我,他要将《徐州民报》复刊,请我为《民报》编辑副刊。我敬重姜老的为人和敬业精神,便义不容辞地答应了。那时姜老已年过半百。他又请徐野鸥负责新闻版。社址还设在老东门里,益智电影院后面,姜老的家就住那里。复刊后的《徐州民报》是四开铅印,版面安排是一版为广告,二版新闻简报,三版为本埠新闻,四版为副刊“乐园”、“民间”及广告。报纸销售交由一报贩承办,印刷由苏北新民报社印刷厂印刷,发行量为700份。
     复刊后的《徐州民报》出版了半年多,因经费不足,复又停刊。
屡遭祸殃的《星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10多家报纸都停办了。日军占领徐州后,除了民主抗日根据地办的少数进步报纸《湖西日报》和《团结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思想,动员民众抗日运动外,其他都是反动的日伪报纸,如《淮海日报》、《苏北新民报》、《徐州日报》等。1943年2月,我和谢予人清闲在家,百无聊赖,欲办报纸,私人办报需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批,我便递了申请,经省政府宣传局转呈到南京中宣部,批准核发了许可证,便四处筹资正式办起一个小报,名曰《星报》,星报两层含意,一是星有光亮,但它的光亮很小,比起月亮和太阳是微不足道。我们不敢奢望报纸出版后能有甚大光亮,只盼望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发出一点微弱的光亮足矣。笫二星的体积小,在人的眼中只不过像弹丸大的玻璃球,我们所办的报纸限于人力、财力,也只能很小,小的如一颗星一般。星报内容以社会桃色新闻和戏剧、游艺为主。着重趣味化,满足小市民阶层消闲解闷。周刊,八开两版,每期一千张。由[大陆新报]印刷厂印刷,厂址在中枢街朱大桥巷。为采写稿件,我这个社长和谢总编辑都要亲自涉足各娱乐场所,和社会的特殊人物接近,特别是对一些“警宪、便探”人物不可得罪,否则大难临头。当时《星报》社址设在我家住处大马路X号,属警察四分局管辖。一天上午,我正走在街上,突然被一便衣特务传讯到分局去。我不知啥事,进了局长室,局长胡坦斋(外号胡闹),把桌子一拍,喝骂道:“你敢在我辖区内办报,不给老子打招呼,今天姓胡的就给你点厉害,来人哪,把他押到禁闭室去!”在禁闭室我被押了两天,解了裤带,不给饭吃,后来我托人送礼说情,几经周折才被释放。
  不久,为了一篇小稿件又险遭杀身之祸,大概在《星报》第五期的游艺版上,我刊登了一篇《丁四小姐在天津的韵事》,不到五百字的小品文章。丁四小姐何许人物?她乃是日伪时期苏淮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郝鹏大人的如夫人,红遍天津卫的著名交际花是也。那时郝鹏早已下台,郝鹏举接任,我才敢在《星报》上刊载此稿件。谁料这期小报被一位令人闻名丧胆的魔王注意到了,此人乃是淮海省政府警务处处长刘兴华。在徐州沦陷区,刘好比活阎王。一天他派人把我传去,喝斥道:“你胆大包天,竟敢污辱郝行政长官,我看你是活够了!”我一个文弱书生哪经得这般情景,心里着实惊恐,只能连声告罪,我知道像他这种耍淫威的魔王万万不可顶撞,否则杀我这类小人物如同杀只小鸡。后经多方救援,我才侥幸逃过这一劫。后受姜老之邀,去了《徐州民报》,主编副刊,《星报》就此寿终正寝。
两次采访实录
  一、小布市惨案
  1943年我在[淮海日报]任新闻记者期间,是第一个报道小布市惨案的省报记者。1945年8月3日,日本投降前夕,位于徐州南关莲花井附近的小布市,是当时徐卅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商品和布匹批发市场,那天太阳刚出来,小布市已是人流如潮,9时从西南方上空传来飞机轰鸣声,地面上的人们看到机翼上两个青天白日的国徽,都充满喜悦地高喊;我们的飞机来啦,’’突然间轰隆一声,飞机丢下一颗炸弹,正落在小布市地面,顿时血肉横飞,乱成一团。事后得知这是国民党飞机的一次失误。炸弹丢过飞机逃走,死伤无数百姓,当局出动军警封锁现场,不准人们出入,我因记者身份第一个闻讯赶往现场采访,看到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心中无比地悲痛,当即写下一篇专题报道,次日登载在[淮海日报]上,
  二、815鬼子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军战败投降。这天早晨街面上比起往日显得格外冷清,当扩音喇叭里播出日本投降的消息时,素来骄傲蛮横的日本人都立时停步,低头默默静听。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忙着争抢胜利果实。徐州是个军事重镇,当时驻扎在豫皖交界处临泉的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捷足先登,不几日就带兵进入徐州城。
  徐州商学各界事先得到消息后,专门在快哉亭公园设了“欢迎国军大会”筹备处。国军进徐州这天,北站沿铁道两旁向西延伸二里多路都是欢迎的人群,男女老幼,手拿红红绿绿的小纸旗,兴高采烈地盼望着国军的到来。徐州老百姓做了八年的亡国奴,受尽入侵者的凌辱,终于盼到了民族解放的这天,怎能不欣喜若狂!
  我当时是报社地方新闻版的记者,那一天从早晨7点便急急忙忙跑到快哉亭公园“筹备处”采访,上午10点钟又赶到北车站,马不停蹄采访新闻,中午饭都没顾上吃。直到下午4点,国军乘坐的列车,在几万人的欢呼声中缓缓驶进了火车北站。
  纯朴善良的徐州百姓欢迎国军回来后,境况又是如何呢?国民党军政要员一群群从大后方赶来,潜伏在四处的兵匪游勇也钻出地面云集在徐州城里。这些从内地来的新贵们,自认为抗战胜利是他们的功劳,态度蛮横傲气。当官的终日灯红酒绿;当兵的则是四处巧取豪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当时兵痞们的口头禅就是“老子抗战八年,该慰劳慰劳了”真是“打跑了虎,又来了狼!”
“丘八”砸报社
  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进了徐州,驻宝兴面粉厂的总经理室(现在复兴北路),足不下楼,左拥右抱美女豪赌终日。下面的兵士在街上巧取豪夺,吃、喝、拿老百姓的东西不给钱,你若要,张嘴便骂:“妈的,老子抗战八年,吃你点东西还要钱,再要,我毙了你。”做了八年亡国奴的老百姓心里凉的半截,盼来盼去,来的竟是这帮家伙!
  1945年9月,战前的原《徐报》社长王兰田偕同冯之俊、沈宏佑、蔡云生等接收《淮海日报》,经过短时间的筹备,《徐报》于14日复刊发行。全社近百名职工,当时我在《徐报》担任采访记者,地方版编辑是黄乐山和訾少湖。《徐报》刚出版几天,编辑部接一电话,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接收工作特派员办公室打来的,叫我们报社派一名记者到新南门安乐饭店(现市政府处)去见牟副长官,说有重要新闻要发表。我随即坐车到了安乐饭店,见到了副司令长官牟中珩(徐州沦陷前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所在地,司令长官是李宗仁),牟交给我一份新闻稿,责令明日见报。这篇新闻稿内容很简单,就是通报军政各界及全市民众:“第五战区司令长
  官部已派牟副长官飞莅徐州,暂在原安乐饭店旧址办公。长官部是徐州地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凡一切军事机构及设施均归长官部接收掌管,下属任何单位部门均得听命于长官部,不得私自越权接管!”云云。我接了新闻稿回报社后,将稿交给社长和总编。次日此稿刊出。第三天上午,报社里便来了约有一排人的丘八大爷,由一位中尉带队,嘴里大骂,声称他们是八年浴血抗战的英雄,骂牟中珩是什么东西,窃取胜利果实!这群丘八解开皮带乱挥舞,掀桌子,砸椅子,逢人便打,把报社砸得个乱七八糟。我和同事们躲在楼上的一间房内不敢出来。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徐州警备司令部得知后即派军警来制止,事态才算平息。为争抢抗战胜利果实,出演这场狗咬狗的闹剧,世人无不呲之以鼻。(责任编辑:李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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