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山放鹤亭屹立山顶,俯临古彭城。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登临吟咏者纷至沓来,多是冲着苏轼的那篇《放鹤亭记》而来。说到这篇流芳千古的散文佳作,自然让人想到这座古亭经历过的风风雨雨。
熙宁十(1077)年四月,苏轼奉诏携妻儿来徐州赴任。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公余之暇,生性潇洒旷达的苏轼自然也把游山玩水当成主要的消遣。他曾在城南的云龙山西麓醉卧石床,也结识了当地的隐士张天骥。其《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诗叙述了他们初识的情形:“荒田咽蛩蚓,村巷悬梨枣。下有幽人居,闭门空雀噪。”
而苏公到任当年八月就赶上了黄河上游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决口,洪水汹涌汇流城下,深达二丈八尺,城墙只露出水面“三版”,随时会有人化为鱼鳖的危险。住在城外的张天骥也未免水患侵害,不得不乔迁。苏公《放鹤亭记》说:“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张氏新草堂建成后,苏轼再去拜访,也有诗说:“鱼龙随水落,猿鹤喜君还。旧隐丘墟外,新堂紫翠间。”苏公自注:“张故居为大水所坏,新卜此室故居之东。”
显然,张天骥故居原在山下丘墟(村子)外地势较低的地方,洪水袭来,被大水淹到半截门,居室尽毁。第二年张天骥迁建新堂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的紫翠之间。麓,就是山脚,也就是说张天骥新建的草堂虽然往高处迁移了,但仍在山坡下。至于放鹤亭,苏轼《放鹤亭记》所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 这里的“其”字,指的是登高的高处,而不是山顶。苏轼《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其二就说:“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暉。”可见放鹤亭是在云龙山下。清初魏裔介《云龙山》诗也明确指出:“云龙山下茅亭址”。
关于放鹤亭的具体位置,苏轼离开徐州四年后,元丰五年壬戌(1082)八月晦日,在徐州任知州的贺铸应邀前往拜访张天骥,晚上回官衙途中骑在马背上吟成《游云龙张山人居》,有序说:“云龙山距彭城郭南三里,郡人张天骥圣途筑亭于西麓。元丰初,郡守眉山苏公屡登,燕于此亭下。畜二鹤,因以放鹤名亭,复为之记。亭下有小屋,曰苏斋,壁间榜眉山所留二诗及画大枯株,亦公醉笔也。亭上一径至山腹,有石如砻(long,磨物.)治者,公复题三十许字,记戊午(元丰元年1078)仲冬雪后与二三子携惠山泉烹风团此岩下,张即镵之。”苏公的这篇记现在早已不存,大概是因党人之祸被铲除销毁了。 让我们看看贺铸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吧。
首先,张天骥是“筑亭于西麓”,即亭在山脚处,不在山顶。
其次,“亭上一径至山腹”,“山腹”即山腰 。可见放鹤亭在山腰之下。
再次,亭上山腹处有一大块如同磨过的磐石,苏轼《题云龙草堂石磐》云:“折为督邮腰,悬作山人室。”是说这块巨石向前俯倾,如同督邮弯腰,恰可作山人的石室。
末次,苏轼当年修建苏堤东南西北走向,既是为了拦截西来的洪水,也应有接受张天骥等民居被淹的教训,保护黄茅岗一带民居的意图。张天骥草堂及其放鹤亭,自然也应在今天苏堤尽头处的隧道西口向北一带地方。而不可能在向南的某处。
那么放鹤亭又是何时由山麓迁建到山顶的呢?
明弘治《重修徐州府志》卷二犹称:“放鹤亭在云龙山之西麓,张天骥所筑。山人有二鹤,旦则望西山而放,暮则傃东山而归,古名。苏轼为作记。”此志卷首林瀚序作于弘治七年(1494)。而明代嘉靖《徐州志》卷四则说:“城南二里曰云龙山,山上有云气蜿蜒如龙。东岩有石刻大佛,故又称石佛山。宋山人张天骥放鹤亭在其上。”注文称:山“有兴化寺,有井,去地七百余尺。或云泉可愈疾。积久堙塞。成化间太监高瑛濬之,泉出,今复堙。”山顶号称饮鹤泉的水井则是古已有之的,日久堙塞,化二十三年(1487)年,太监高瑛曾组织淘井出泉,其《重修石佛寺碑》说:“有井在山顶,弃而不食者累年,发其瓦砾,甘美如初。”可见在成化年间,这口井还不叫“饮鹤泉”。但是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状元李春芳有绝句二首,前一首说,“ 更上龙岗最高处”,后一首就说,“放鹤亭前水泠泠,放鹤亭上云晶晶。”可见这时,山顶不仅有饮鹤泉,而且也有了放鹤亭。这也许就是方志所说嘉靖十一年(1532)徐州都司戴时宗重修放鹤亭的结果。据此可见,放鹤亭由云龙山西麓迁至山顶,就在弘治七年(1494)至嘉靖十一年(1532)之前这三十多年间。
自从明代人在云龙山顶新建了放鹤亭以后,历经岁月的消磨,它曾屡经兴废。但尽管如此,景慕苏公的文人墨客却也记下了往昔的游踪。从中我们恰恰可以见出放鹤亭经历过的的沧桑变化。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八月太学生宋懋澄(字幼清)由北京南返,途经彭城,留下了《游彭城云龙山记》(见《九龠集》卷一)。他说:己酉年八月,我从北京南还归,月底停船舟彭城南。下午,我看见南面的山巅上有一座浮图高塔(应该就是今天的奎山塔)。于是向南走了大约三里路,来到塔下,仰瞻这座浮图,十分壮丽,而且高耸霄汉,但门锁着,空寂无人。于是我折回头向北走,走了五里多路,经过一片乱坟堆,沿着向西的路登上去,就是云龙山。山中建有一座龙藏阁,许多碑刻陈列在庭院中。从龙藏阁外,转向西北,有一座石磊的小浮图塔,供奉的石佛没有了头。向东几步远就是放鹤亭,亭后门楣上题写着“息羽轩”三个大字。向四下里眺望,非常空旷辽阔,让人神情翩翩然喜不自禁。傍边的石井叫饮鹤泉,已经湮没了。从放鹤亭向西数十步,可到一座亭子,中间刻着“云龙山下试春衣”的诗句及《放鹤亭记》,都是苏轼先生撰写的,但都不是苏公亲笔手迹,而是到我大明朝才磨刻上石的。想到这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断碑与野烧都同样毁坏了,实在让人吊古伤今啊!
上文可见云龙山当年的布局与今天并无多大差异。
天启三(1623)年张璇重修放鹤亭时,是在旧址上重建的。董其昌应张璇之请写了一篇《重修云龙山放鹤亭记》,说道:山上有放鹤亭,是隐士君子张天骥的故居,就是苏轼为他作《放鹤亭记》的那人。虽然至今没有废弃,然而荒落坍圯已久。高邑县人张潜颖大夫以分管仓库的职务来到徐州,多次登上山巅,吊古怀贤,将要撤除毁坏部分而新建。……于是建成一座飞甍画栋,宽敞明亮的新亭,四面围绕着垣墙,两边配上附属物,屹然矗立,壮观极了。需要说明的是,董其昌并未能详细考察清楚放鹤亭由西山麓迁至山顶的历史变迁。
不到百年,古建筑便需重修,可见古代文化遗存保护之艰难。
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元1693年),安丘人张贞来徐州,写了一篇《游云龙山记》说:癸酉年秋末,我从金陵沿淝水北归,等赶到彭城已是夜间了。早上起床向南眺望,只见山容秀拔,楼观重叠,像是急切地招呼我前往游览似的。一打听,原来那就是云龙山。第二天,我出了南郭门,缘山麓东坡上山,有梵刹佛寺,叫兴化寺。拾级登山,进门见一尊大佛像好似是从地中钻出,只露出头和肩部已高达数丈。原来是开凿山顶的巨峰所成,又塑诸天神像设在四旁的岩石上,上面建一大殿覆盖着佛像,大殿的广袤雄丽也大约与佛像相称。欲想在此小憩一会儿,但寺僧俗得甚,没法与他们沟通。这转而令人想起道潜这人的逸事。由殿西南拐三道湾而到达山顶,见到放鹤亭,亭虽华丽轩敞,已不是故址。庭院中有口井,名叫饮鹤泉,实在是蛇足累赘。然而山顶出现泉水,实在不大易得,拂拭墙壁间的碑版来读,都是达官显宦新刻的,旧古迹早已了然无存了。我不禁为之长长太息。过了一会儿,学子朱迈偕同我儿子在辛也到山上了,大家一起凭栏俯视,山下人家场圃,篱落高下相接,宛然有幽然的情致。近郊的土地平坦,如同棋盘,菜畦界道成纹理,绿润可爱。北望州城,雉堞连云,屋瓦邻次栉比,实在是防御险固的深奥腹地。回头远观,白门、黄楼等建筑历历在目,而且有彭祖井,有挂剑台,以及古人攻战厮杀之沙场,前贤吟咏畅饮之地,无不攒簇并立在眼前,可指可数。再向远处看,只见黄河泱漭,从西阪奔流东来。苏子所谓“岗峦四合如环,而独缺其西者”,依然如故……
《聊斋志异》卷九有一篇《张贡士》,写的就是这篇游记中提到的张在辛。 张在辛,字卯君,张贞之子,善书法,著有《隶法琐言》。
乾隆时期,弘历多次驻跸山下行宫,屡次登上云龙山,作诗题字。他的《放鹤亭歌》唱道:“木石岂千年,羽衣早翩去。何来云龙顶,依然有其处?”他也早就知道山顶不应是苏轼张天骥的遗迹。但作为古迹毕竟已历数百载,所以乾隆仍然兴致勃勃地为放鹤亭、试衣亭、大士岩、黄茅岗、兴化寺石佛、观音殿等处题写诗句、匾额,使云龙山更加光彩夺目。
古人云,椎琴烧书焚鹤,都是大煞风景的憾事。时至今日,云龙山上的历史文化遗迹,诗文碑刻许多都被僧舍占据,游人难得一见,又增一憾事耳。然自古天下名山僧占多,俗人徒唤奈何而已。
(责任编辑 蒋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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