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1077）年四月，苏轼奉诏携妻儿来徐州赴任。仁者爱山，智者乐水。公余之暇，生性潇洒旷达的苏轼自然也把游山玩水当成主要的消遣。他曾在城南的云龙山西麓醉卧石床，也结识了当地的隐士张天骥。其《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诗叙述了他们初识的情形：“荒田咽蛩蚓，村巷悬梨枣。下有幽人居，闭门空雀噪。”

　　而苏公到任当年八月就赶上了黄河上游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决口，洪水汹涌汇流城下，深达二丈八尺，城墙只露出水面“三版”，随时会有人化为鱼鳖的危险。住在城外的张天骥也未免水患侵害，不得不乔迁。苏公《放鹤亭记》说：“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张氏新草堂建成后，苏轼再去拜访，也有诗说：“鱼龙随水落，猿鹤喜君还。旧隐丘墟外，新堂紫翠间。”苏公自注：“张故居为大水所坏，新卜此室故居之东。”

　　显然，张天骥故居原在山下丘墟（村子）外地势较低的地方，洪水袭来，被大水淹到半截门，居室尽毁。第二年张天骥迁建新堂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的紫翠之间。麓，就是山脚，也就是说张天骥新建的草堂虽然往高处迁移了，但仍在山坡下。至于放鹤亭，苏轼《放鹤亭记》所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 这里的“其”字，指的是登高的高处，而不是山顶。苏轼《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其二就说：“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暉。”可见放鹤亭是在云龙山下。清初魏裔介《云龙山》诗也明确指出：“云龙山下茅亭址”。 

　　关于放鹤亭的具体位置，苏轼离开徐州四年后，元丰五年壬戌（1082）八月晦日，在徐州任知州的贺铸应邀前往拜访张天骥，晚上回官衙途中骑在马背上吟成《游云龙张山人居》，有序说：“云龙山距彭城郭南三里，郡人张天骥圣途筑亭于西麓。元丰初，郡守眉山苏公屡登，燕于此亭下。畜二鹤，因以放鹤名亭，复为之记。亭下有小屋，曰苏斋，壁间榜眉山所留二诗及画大枯株，亦公醉笔也。亭上一径至山腹，有石如砻（long,磨物.）治者，公复题三十许字，记戊午（元丰元年1078）仲冬雪后与二三子携惠山泉烹风团此岩下，张即镵之。”苏公的这篇记现在早已不存，大概是因党人之祸被铲除销毁了。 让我们看看贺铸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吧。

　　首先，张天骥是“筑亭于西麓”，即亭在山脚处，不在山顶。

　　其次，“亭上一径至山腹”，“山腹”即山腰 。可见放鹤亭在山腰之下。

     再次，亭上山腹处有一大块如同磨过的磐石，苏轼《题云龙草堂石磐》云：“折为督邮腰，悬作山人室。”是说这块巨石向前俯倾，如同督邮弯腰，恰可作山人的石室。

     末次，苏轼当年修建苏堤东南西北走向，既是为了拦截西来的洪水，也应有接受张天骥等民居被淹的教训，保护黄茅岗一带民居的意图。张天骥草堂及其放鹤亭，自然也应在今天苏堤尽头处的隧道西口向北一带地方。而不可能在向南的某处。

     那么放鹤亭又是何时由山麓迁建到山顶的呢？

     明弘治《重修徐州府志》卷二犹称：“放鹤亭在云龙山之西麓，张天骥所筑。山人有二鹤，旦则望西山而放，暮则傃东山而归，古名。苏轼为作记。”此志卷首林瀚序作于弘治七年（1494）。而明代嘉靖《徐州志》卷四则说：“城南二里曰云龙山，山上有云气蜿蜒如龙。东岩有石刻大佛，故又称石佛山。宋山人张天骥放鹤亭在其上。”注文称：山“有兴化寺，有井，去地七百余尺。或云泉可愈疾。积久堙塞。成化间太监高瑛濬之，泉出，今复堙。”山顶号称饮鹤泉的水井则是古已有之的，日久堙塞，化二十三年（1487）年，太监高瑛曾组织淘井出泉，其《重修石佛寺碑》说：“有井在山顶，弃而不食者累年，发其瓦砾，甘美如初。”可见在成化年间，这口井还不叫“饮鹤泉”。但是到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状元李春芳有绝句二首，前一首说，“ 更上龙岗最高处”，后一首就说，“放鹤亭前水泠泠，放鹤亭上云晶晶。”可见这时，山顶不仅有饮鹤泉，而且也有了放鹤亭。这也许就是方志所说嘉靖十一年（1532）徐州都司戴时宗重修放鹤亭的结果。据此可见，放鹤亭由云龙山西麓迁至山顶，就在弘治七年（1494）至嘉靖十一年（1532）之前这三十多年间。

     自从明代人在云龙山顶新建了放鹤亭以后，历经岁月的消磨，它曾屡经兴废。但尽管如此，景慕苏公的文人墨客却也记下了往昔的游踪。从中我们恰恰可以见出放鹤亭经历过的的沧桑变化。

     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八月太学生宋懋澄（字幼清）由北京南返，途经彭城，留下了《游彭城云龙山记》（见《九龠集》卷一）。他说：己酉年八月，我从北京南还归，月底停船舟彭城南。下午，我看见南面的山巅上有一座浮图高塔（应该就是今天的奎山塔）。于是向南走了大约三里路，来到塔下，仰瞻这座浮图，十分壮丽，而且高耸霄汉，但门锁着，空寂无人。于是我折回头向北走，走了五里多路，经过一片乱坟堆，沿着向西的路登上去，就是云龙山。山中建有一座龙藏阁，许多碑刻陈列在庭院中。从龙藏阁外，转向西北，有一座石磊的小浮图塔，供奉的石佛没有了头。向东几步远就是放鹤亭，亭后门楣上题写着“息羽轩”三个大字。向四下里眺望，非常空旷辽阔，让人神情翩翩然喜不自禁。傍边的石井叫饮鹤泉，已经湮没了。从放鹤亭向西数十步，可到一座亭子，中间刻着“云龙山下试春衣”的诗句及《放鹤亭记》，都是苏轼先生撰写的，但都不是苏公亲笔手迹，而是到我大明朝才磨刻上石的。想到这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断碑与野烧都同样毁坏了，实在让人吊古伤今啊！

　　上文可见云龙山当年的布局与今天并无多大差异。

　　天启三（1623）年张璇重修放鹤亭时，是在旧址上重建的。董其昌应张璇之请写了一篇《重修云龙山放鹤亭记》，说道：山上有放鹤亭，是隐士君子张天骥的故居，就是苏轼为他作《放鹤亭记》的那人。虽然至今没有废弃，然而荒落坍圯已久。高邑县人张潜颖大夫以分管仓库的职务来到徐州，多次登上山巅，吊古怀贤，将要撤除毁坏部分而新建。……于是建成一座飞甍画栋，宽敞明亮的新亭，四面围绕着垣墙，两边配上附属物，屹然矗立，壮观极了。需要说明的是，董其昌并未能详细考察清楚放鹤亭由西山麓迁至山顶的历史变迁。

     不到百年，古建筑便需重修，可见古代文化遗存保护之艰难。

     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元1693年），安丘人张贞来徐州，写了一篇《游云龙山记》说：癸酉年秋末，我从金陵沿淝水北归，等赶到彭城已是夜间了。早上起床向南眺望，只见山容秀拔，楼观重叠，像是急切地招呼我前往游览似的。一打听，原来那就是云龙山。第二天，我出了南郭门，缘山麓东坡上山，有梵刹佛寺，叫兴化寺。拾级登山，进门见一尊大佛像好似是从地中钻出，只露出头和肩部已高达数丈。原来是开凿山顶的巨峰所成，又塑诸天神像设在四旁的岩石上，上面建一大殿覆盖着佛像，大殿的广袤雄丽也大约与佛像相称。欲想在此小憩一会儿，但寺僧俗得甚，没法与他们沟通。这转而令人想起道潜这人的逸事。由殿西南拐三道湾而到达山顶，见到放鹤亭，亭虽华丽轩敞，已不是故址。庭院中有口井，名叫饮鹤泉，实在是蛇足累赘。然而山顶出现泉水，实在不大易得，拂拭墙壁间的碑版来读，都是达官显宦新刻的，旧古迹早已了然无存了。我不禁为之长长太息。过了一会儿，学子朱迈偕同我儿子在辛也到山上了，大家一起凭栏俯视，山下人家场圃，篱落高下相接，宛然有幽然的情致。近郊的土地平坦，如同棋盘，菜畦界道成纹理，绿润可爱。北望州城，雉堞连云，屋瓦邻次栉比，实在是防御险固的深奥腹地。回头远观，白门、黄楼等建筑历历在目，而且有彭祖井，有挂剑台，以及古人攻战厮杀之沙场，前贤吟咏畅饮之地，无不攒簇并立在眼前，可指可数。再向远处看，只见黄河泱漭，从西阪奔流东来。苏子所谓“岗峦四合如环，而独缺其西者”，依然如故……

　　《聊斋志异》卷九有一篇《张贡士》，写的就是这篇游记中提到的张在辛。 张在辛，字卯君，张贞之子，善书法，著有《隶法琐言》。

　　乾隆时期，弘历多次驻跸山下行宫，屡次登上云龙山，作诗题字。他的《放鹤亭歌》唱道：“木石岂千年，羽衣早翩去。何来云龙顶，依然有其处？”他也早就知道山顶不应是苏轼张天骥的遗迹。但作为古迹毕竟已历数百载，所以乾隆仍然兴致勃勃地为放鹤亭、试衣亭、大士岩、黄茅岗、兴化寺石佛、观音殿等处题写诗句、匾额，使云龙山更加光彩夺目。

　　古人云，椎琴烧书焚鹤，都是大煞风景的憾事。时至今日，云龙山上的历史文化遗迹，诗文碑刻许多都被僧舍占据，游人难得一见，又增一憾事耳。然自古天下名山僧占多，俗人徒唤奈何而已。

（责任编辑    蒋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