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嘉

 

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厚，仅省级和国家级非物屈指可数，部分地区已出现“断流”。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就达42 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香包、蹴鞠、乐舞、音乐、舞蹈、杂技等，在徐州它们不仅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得以传承。

一、徐州香包

徐州香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香包，又称“香囊”“香缨”俗称“香布袋”、

，，“料布袋”等。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礼记》“男女未冠笄者……衿缨皆陪

 

 

汉代云：容臭”。“容臭（xiu）”即香包，说明汉代未成年的男女都二、汉代蹴鞠佩带香包。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因此可以推断，蹴鞠，汉代以前称蹋鞠。据载：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汉代徐州已经出现香包。当时的香包是用丝质锦绣，内淄蹋鞠盛行，鼓瑟，”“蹴鞠者，

“其民无不吹竽，蹋鞠者。储茅香根茎或掺拌辛夷等香料。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蹴亦蹋也。”汉初蹋鞠，蹴鞠两词并用，以后才统一用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地方特色的徐州香包工艺。徐州“蹴鞠”一词。汉代的鞠球是实心球，汉代的鞠是以韦为香包在造型上多种多样，以新、奇、美、真为特色，形状之，实以物，有了较为标准的做法，西汉文人杨雄在《法敦实淳朴，色彩对比强烈，仿生肖栩栩如生，“断木为

立体造型，言》一书中谈到法规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时说：绘画则形象逼真，呼之欲出。有较高的观赏、收藏和实棋，睆革为鞠，亦有法焉。”汉代在皮革里实以物，还用用价值。从内容上看，多以喜庆吉祥题材为主，如龙凤毛纠结为之，毛丸谓之鞠，唐代后才用冲气鞠球，唐人呈祥、鸳鸯戏水、喜鹊闹梅等，徐坚中说：古用毛纠结为之，

松鹤延年、寄托着人们祈《初学记》“鞠即球字，今用求祥瑞、辟邪纳福、丰衣足食、平安和谐生活的追求。从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又蹴鞠之处曰球场，胜者题材上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题材，如古代的戏曲人物所得曰求采。”由于器物的改进，鞠便改为球，蹴鞠便改脸谱、布袋和尚（招财）、麒麟送子等为题材的作品。徐为蹴球。州香包整体上生动、简洁、粗犷、质朴、极具装饰性，局汉画像石《舞乐白戏图》中就有蹴鞠舞表演，汉化部刺绣恭谨细腻，相得益彰，神形兼备，惟妙惟肖。与徐像石有很多蹴鞠石刻。《击剑蹴鞠图》把剑舞和蹴鞠舞州本地汉画像石的艺术造型风格颇有神似。集中在一起，出土于河南《舞乐》。汉化像石是二人蹴鞠

徐州有一批制作香包的艺人，比较著名的有王振舞表演，河南出土的汉化像石《舞乐百戏》、《鼓舞》、《击霞、郝巧玲、井秋红、杨雪梅、孟宪云、冯宪花、李清富、鼓蹴鞠图》说明汉代用鼓和其他乐器来伴奏蹴鞠舞。东佚名、冯瑞珍等。她们的作品都曾在国家、省、市级的各汉人李尤写的《鞠城铭》文章虽短，但反映汉代蹴鞠特

类比赛中获奖。但随着农耕文明的逐渐转型和削弱，传点：“员鞠方墙，放象阴阳，二六向当，建长立平，其列有统民俗日益淡化，现今掌握传统香包技艺的民间艺人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其中，阴阳，即效法一年12 个月，设计

 

 

出两边共12 个蹴鞠室，一方六个鞠室，效法24 节气，

 

场上比赛人员共24 人，汉代球场也叫鞠城，西晋文人《鞠歌行序》中有，后汉马防第宅卜临道，鞠城弥于街路。马防是东汉开国重臣马援的儿子，汉明帝刘庄的大舅子，家中建鞠城弥于街道。汉代蹴鞠用于军队士兵训练，并形成完善的比赛体系，有裁判和法规。《蹴鞠25 篇》中记载：各种规定，可惜已失传。“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

何宴在中说：

鞠。”《景福殿赋》“二六对陈，殿翼相当，察

解言归，譬诸政刑，将以行令，岂唯娱情。”

“骠骑将军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其在塞外，乏粮

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东汉服虔

注解说：穿地做鞠室也。东汉旬悦在《前汉纪惠帝》中记

载吕后残害戚夫人，使居鞠室中。说明汉刘邦时期就出

现蹴鞠室了（蹴鞠室，是容纳射入鞠的屋子），比赛时有

一人把守，屋势如鸟翼。

刘邦的父亲去长安后不快乐，刘邦闻知，其父平生

所好沽酒斗鸡蹴鞠，今无有，故不乐，高祖乃做新丰（现

在西安新丰镇），

“汉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可择而不劳而为之，刘向模仿汉军队蹴鞠做弹棋，帝大悦。”可见，蹴鞠由民间体育活动到汉代军事训练活动再到棋类的演变过程。

三、汉代乐舞

汉代有专门的乐舞管理机构，乐府。一方面，开辟陆路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外乐舞文化交流的渠道，为汉代乐舞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广泛收集了战国以来各地区的民间诗歌乐舞，为汉代乐舞艺术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而促使汉代乐舞的兴盛。汉代是以俗乐的兴盛为标志的朝代，汉代宫廷雅乐在继承“楚声”和吸取先秦音乐艺术的基础上，通过乐器演奏技巧的

楚韵汉风

 

 

不断提高和乐器的改革，丰富了乐队的表演能力。

1、汉代乐舞管理机构

西汉的乐舞机关，分为两大机构：一为太乐，一为乐府。其中太乐掌管雅乐，乐府则兼掌俗乐和部分雅乐，两大机构因袭秦代。“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

太乐的长官为太乐令，是太常的属官。太常又称为奉常，为汉“三公九卿”中九卿之一。“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其职能是掌管雅乐的演奏。

汉初的礼乐之制，多出自叔孙通之手。叔孙通是因为制定朝仪而被封为奉常。作为掌管宗庙礼仪的最高官吏，他不仅制礼，还进行了一番制乐的工作。“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先秦雅乐的流传，正是依赖代代相传的太乐官。可见，掌管雅乐的官署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了，如《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中就有大司乐官职的设置，就是掌管“六代之乐”的演奏并“以乐语教国子”。然而叔孙通以秦代残存的雅乐为基础，制作了新的宗庙乐。“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

 

《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箱，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当然，叔孙通为适应时代要求所作的雅乐，与先秦时以钟鼓、石磬等打击乐器为主的大型雅乐已经不同，他所作的宗庙乐，以管弦类乐器的演奏为主。

另除叔孙通所作的宗庙乐外，西汉各代君主驾崩

 

之后，各庙所奏之乐亦可视为雅乐。“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盖乐己所自作，明有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

 

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

主出《武德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

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

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氐皆因秦旧事焉。”可见，汉代宗

庙乐，即雅乐系统有新创和因袭两种。汉初新作，如高

祖四年作《武德舞》，高祖六年作《昭容乐》、《礼容乐》，

汉文帝时作《四时舞》；因袭先秦六代之乐而更改其名

的，如《文始舞》原为舜时所作之乐舞《大韶》，高祖六年

更名为《文始》，周舞《五行舞》。

汉初雅乐的来源，按王国维的说法，有三种：一是

叔孙通因袭秦人所作的宗庙乐；二是“仅能记其铿锵鼓

舞”的先秦雅乐；三是河间献王刘德所献的雅乐。（存于

太乐署中，很少使用。）“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

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

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

秦代已经有乐府机关的设立，雅乐衰微，俗乐兴

盛。西汉初期则继承下来。“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

更，于乐府习常隶旧而已。”“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

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

 

《安世乐》。”汉代官署多因袭秦制，乐府是因袭秦代而来。“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丞，又少府属官有乐府令丞。”

汉武帝始立乐府的最早文献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

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

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始置

颜师古注：

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

汉武帝“乃立乐府”有两层意思：一是扩大了乐府

的职能及人数，“昔余在孝成帝时任乐府令，凡所典领

倡优伎乐，盖有千人之多也。”汉成帝时乐府有千人之

多，由此推测出武帝时的人员设置绝不会少于此数。二

是乐府的设置地点。“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

 

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武帝建元三年，在秦上林苑的基础上扩建上林苑，乐府位于城外的上林苑内，约在直城门西，建章宫北，毗邻平乐观。至于乐府的职能，“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说乐府所职掌音乐均为俗乐。汉初郊祀不兴，到汉武帝时方大兴郊祀之事。“其春，既灭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今郊祀而

‘民间祠有鼓舞乐，无乐，岂称乎？’”汉武帝重新设立乐府机关就是为了解

决郊祀。“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

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

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

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

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

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虽然用于郊祀的音乐不是为了观赏，而是用于祀神，但

时人并不视其为雅乐。“郊庙皆非雅声。”“今汉郊庙诗

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

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活跃于西汉的乐府历经上百年，汉哀帝时“诏罢乐

府”。这与汉哀帝个人不喜欢音乐有关，而且乐府的很

多职能也与太乐等音乐机关的一些职能相重复，国家

没有更多的钱供养乐府内的官吏乐人，促成了汉哀帝

对乐府的罢黜。“绥和二年，哀帝省乐府。”汉哀帝虽然

罢黜了乐府，但却保留了乐府中的郊祭乐及古兵法武

乐，所谓的“别属他官”就是将其归于太乐的领属之下。

汉哀帝罢黜乐府之后，东汉仅有管理雅乐的太乐

 

署被继承下来，只不过在汉明帝永平三年，按图谶被改称为太予乐。“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后汉书·明帝纪》“大予乐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丞一人。”《后汉书·百官志（二）》《隋书·音乐志》载：“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则《易》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宋书·乐志》认为：一

“蔡邕论叙汉乐曰，

曰郊庙神灵，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箫

 

铙歌。”均出自蔡邕的《礼乐志》。汉乐四品的记载，以《东观汉记·乐志》记载的时间最早，最详细。其内容多来自蔡邕的《礼乐志》，一品是大予乐，典郊庙、上陵殿诸食举之乐；二品是周颂雅乐，单独列出，以区别太予乐中所包括的雅乐；三品是黄门鼓吹，皇帝宴饮群臣时所奏，为俗乐；自汉哀帝罢黜乐府后，没有文献记载有继承乐府管理俗乐的音乐机构设立。“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监主羽林八百人，右监主九百人。”四品是短箫铙歌，为黄门鼓吹的一种。

总之，汉代乐舞机构虽然经历了数次变化，但大体

上不出主管雅乐的太乐和监管雅俗乐的类似于乐府的

机构存在。其中乐府的建立为音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同时，在后世流衍而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文

学体裁，在诗与乐的交融之中大放异彩。

2、汉代音乐

（1）汉代器乐

汉代乐器吹奏乐器：如埙、排箫、笙、笛等；弦乐器，如琴、瑟、箜篌等；

 

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百戏乐队汉画像石

打击乐器：如建鼓、鼗鼓、筑、节。汉代重音乐，利用各种物质材料制作乐器“八音”者。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金(青铜)为钟，石为磬，琴瑟为丝，萧管为竹，生芋为匏，埙为土(陶)，鼓为革(以革)，拀敔为木。其中鼓声最大，有很强的震撼力。

汉代器乐演奏的表现形式为：独奏、合奏与伴奏，在陶俑和汉画像石中，各种音乐表现形式大都离不开器乐的演奏与伴奏，尤其伴奏是乐舞以及杂技百戏表演所必备的，汉代器乐演奏在民间音乐文化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伴奏乐队多以丝竹乐器为主，其规模及人数根据墓主人的身份和经济实力的不同而异。在歌、舞、百戏共同构成的宏大场面中，器乐演奏为更好的表现乐舞百戏，烘托气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沂南画像石墓的百戏乐队非常壮观，乐人们排列成行坐在长席上，使用各种乐器，演奏美妙的乐曲。可识别的乐器有排箫、铙、埙、琴、笙等。

（2）诗歌

汉代诗歌，能唱。如今曲谱大部分已失传，后人撰写，唯歌词流传下来。今从标题上，依然可以看出合乐的痕迹，很多标题上有歌、行、吟、曲、乐、弄、操、引等字眼，都是合乐的乐府诗。两汉乐府诗的特色，在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故多长篇的叙事诗，如陌上桑(讽刺上

楚韵汉风

 

 

层社会之丑态)、孤儿行、孔雀东南飞(描述爱情、家庭悲剧)等；《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周朝朝廷派出专门的使者到全国各地采集民谣，由周朝史官汇集整理后给天子，目的是了解民情。《汉书·郊祀志》那里有许多歌曲，如《天马歌》、《安世房中歌》、《大风歌》、《秋风辞》、《出塞》。汉代只要有诗就会有歌，诗歌不分开。

3、汉代舞蹈

以建鼓舞、踏鼓舞、长袖舞、七盘舞等为代表的舞蹈形式，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对中华民族乐舞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建鼓舞

建鼓，是指大鼓。建鼓常用于隆重的仪式场面，可以合奏也可以单独表演。其形式是以大鼓“空径为方孔，贯柱其中而树之”，柱上饰以华盖，顶饰金鸾，柱下有四足饰以猛兽。

首先，建鼓顶端的装饰。各种流苏羽葆丰富多彩，华丽无比，立柱顶端还有华盖作饰，立柱顶端和流苏上饰祥鸟，既是装饰也是标志。曰：

《隋书·音乐志下》“建鼓，殷所作。又栖翔鹭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鹄也，取其声扬而远闻。或曰，鼓精也。：

鹭，《诗云》‘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颂声之息，饰鼓以鹭，存其风流。未知孰是。”《汉书·礼乐志》臣瓒注：以黄金为

 

“乐上众饰有流溯(苏)羽葆，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华也。”“流苏”是丝绸制成，“羽葆”是用鸟尾美丽的羽毛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