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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医孙岱松

编辑日期:2017-12-12 9:48:39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民国名医孙岱松

巴全东 李晨

    2017年6月20日,徐州市中医院“孙凤霞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顺利通过江苏省中医药局组织的专家验收。

    今年76岁的孙凤霞教授,是江苏省名中医,出身中医世家,曾拜师于“国医大师”朱良春,“曾祖父孙华麟是光绪御医,祖父孙岱松是民国名医,我现在都在用祖辈的处方。”笔者在收集写作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对孙凤霞教授家世的梳理,其实就是对民国时期徐州中医发展史的管窥,这其中尤以孙岱松的从医经历在今天看来仍触手可及。

   

徐州知府推荐孙华麟去北京,获赠“世代仁术”牌匾

   “对于太爷爷孙华麟,我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爷爷孙岱松给我说过,太爷爷是光绪时徐州知府推荐到太医院去的。当时我们家住在文亭街中兴巷7号,从门前一个个台阶上去,两边有扶手石,院子里有10间房子,有两块匾,一块写着‘世代仁术’,是太医院送的,太爷爷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同行李一起带回来的;另一块小一点,写着‘大医精诚’四个字,是当时徐州看病的群众送的。文革的时候‘破四旧’,卫校的红卫兵跑到我们家把两块匾都砸了。我记得两块匾都很硬,肯定是好木头制作的,一点一点地砸碎。”7月21日,在徐州市中医院“孙凤霞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里,孙凤霞教授向笔者叙述。

    孙华麟原籍山东泰安,在家传中医的基础上,广闻博览,针对当时北方气候干燥,肠胃病多发的实际,专攻脾胃功能的中医调养,形成自成一体的医学风格,创立了孙氏内科流派。功成名就之后的孙华麟在光绪初年带着家眷来到区域医疗中心徐州,在文亭街中兴巷7号挂牌行医,深受徐州群众信任。

    《徐州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3月出版,下同)记载,徐州中医药源远流长,历代多有名医行医于城乡。徐州中药资源品种多,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产曼陀罗、漆叶、全虫等药材。明嘉庆时李时珍曾亲到徐州普查中药材资源。《本草纲目》记载:“麻黄出彭城者佳”,“仙鹤草,生云龙山下”。1984年2月起,徐州市进行中药资源普查,结果表明,全市共有中药资源种类610种。徐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让周边地区的中医从业者趋之如骛。《徐州市志》记载,光绪10年(1884年)徐州已有国药业30多户。徐州及所辖各县共有名医60余人,其中有著作者40余人。

    清朝末年,最著名的病人是光绪,在现有的清宫医案记录中,数光绪帝的病案记录最多。他在位33年,病案记录有千余条之多,尤其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3月到7月,210天的时间,记录就有260次,给他诊治过的御医有30多人。

    历史资料记载,4岁进宫的光绪从小就体质羸弱,失于调理,长期遗精,身体素质很差。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幽禁,疾病日趋加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十日,慈禧用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征召天下名医为光绪诊病:“肤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军机处《上谕档》)。”各地督抚和地方官员举荐名医视为头等大事,认真督办,先后保送一些名医进入太医院。

    光绪帝在位时曾屡次征召名医入宫。孙华麟由于在内科方面的成就,被徐州知府举荐到北京。清《清实录》(1908年10月21日)记载:“上疾增剧……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保荐良医。”可惜的是光绪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脏腑功能全部失调,“调理多时,全无寸效”,1908年11月14日光绪暴崩,享年38岁,葬于清西陵的崇陵。

    有文字记载的太医院最早出现在金代,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2月12日,溥仪逊位出宫,太医院的历史使命随之结束,御医们散落民间,有的告老还乡,有的隐于闹市之中。“太爷爷回来的时候,把被子都带回来了。在家里继续开诊所,什么内科杂症都看。开了方子后,病人就去广济堂等药店买药。现在太爷爷留给我的只有两张照片了,其中一张是在太医院和其他御医的合影。”孙凤霞教授说。

 

医者的担当,受徐州道台指派到邳县“点牛痘”

    在孙凤霞教授的记忆中,爷爷孙岱松“拄着个文明棍,是二院(徐医附院)中医科的大夫”,“他民国时名气就很大,当时家里只开方子,没有药,光开方子一天都多些,奶奶刘淑英都跟着抄方子。解放后,爷爷先在第六联合诊所,后来到了二院,从二院退休的。”孙凤霞说,“解放后公私合营,我们家的房子都交给公家了,成了无产阶级。”

    在徐医附院人事处档案室,记者查到了孙岱松的档案。孙岱松在“自传”里说:“生于1884年2月23日,原籍山东泰安县,‘祖传中医’”,成分是“小资产、中医”,母亲“孙李氏,妻子刘淑英(务农)。”从档案形成的时间1965年看,孙岱松有意回避了父亲孙华麟的御医经历,甚至对父亲孙华麟没有点滴记述,只是“祖传中医”四个字带过,这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的考虑,可以理解,只是对今人搜寻历史资料多有不便。

    孙岱松在“自传”提到,“1893年入学(私塾),1900年学医种痘(鼻药疗法,药物制成一定剂型作用于鼻腔),1903年上牛痘学堂,徐州道台袁大化派我到邳县去点牛痘,4个月返回徐州,上(跟随)医学教员胡爱山,随学随行医。1924年聘入铜山县贫儿教养院,为院医生至1927年止,仍回家行医。”史料记载,胡爱山是二十世纪初徐州名医,著有《牛痘真传》一书,胡爱山在自序中以“仲景悯人悲天之怀”说:“痘疮之症,人生一大关也,轻者损肌伤肉,旬月即可就痊,重者烂额焦头,性命因而难保。”

    袁大化(1851年—1935年),生于清咸丰元年,安徽省涡阳县青疃区大袁庄人。辛亥革命前后,兴“新学”成徐州时尚,光绪32年(1906年),徐州道台袁大化和徐州府台桂中行创办了徐州师范学堂。清宣统3年(1911),袁大化被起用为新疆巡抚,张勋复辟时,曾授他“议政大臣”之位。30年代初,“满洲国”成立,日本关东军遣人邀请袁大化去长春,袁大化以“一臣不事二主”拒绝。民国24年(1935年),袁大化在天津去世。

  牛痘又叫“天花”,是世界上传染性最强的疾病之一,种痘就是将牛痘疫苗接种人体,使人体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1980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天花在地球上绝迹”,种痘技术也就随之成为历史。

    在医疗条件低下的年代,“天花”给徐州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转引《沛县简志》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春,天花病在全县流行。《徐州百年大事记(1880—1988)》记载:“1920年1月,睢宁天花蔓延,死人甚多。”1923年,丰县境内流行天花病,“死亡率达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民国时期,对天花的防治未有得力措施。私人种痘,趁时取利。春天种痘,麦收还账,男孩小麦一斗,女孩三升,故种者不普遍。”《邳县史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全县有传染病患者647人,死亡294人。”

   《徐州市志》说:“民国时期,徐州多次疫痢流行,中医张香谷、徐蔚亭、孙岱松等均参与救治,他们皆法《医宗金鉴》为准绳,于20年代为徐州中医中药学术的主流倾向之代表。30—40年代,徐州瘟病颇年流行。……据老中医回忆,民国时期麻疹(麻疹病毒所致的小儿常见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在徐州地区流行甚广,3—5年一次大流行。患者由于误诊乱治,或因护理不当,常死于闷疹、疹后喘(麻疹合并肺炎)等诸多险恶之症。”从受道台袁大化指派到邳县“点牛痘”,到和其他名中医一起救治“疫痢”病患,在重大流行性疾病面前,孙岱松表现出了医者的担当。

 

见证“废止中医案”,参与组织“中医师公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孙岱松主要在位于文亭街中兴巷7号的家中行医。

    中医是国粹,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当然,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中医几乎废弃在他们手里。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规定了“禁止登报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等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余云岫1879年出生于浙江镇海,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发展,这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1916年,余云岫从日本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从日本回国后,余云岫的名气并不大,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扬,完全归功于他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按照余云岫的“小九九”,《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中,尽管没有立即禁绝中医,但通过限制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使中医自然消亡,这是险恶的釜底抽薪。

    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废止中医案”。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中医界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口号。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织请愿团向南京政府门请愿,要求立即取消“废止中医案”。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薛笃弼等人接见了请愿代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听从民愿,取消“废止中医案”。为了纪念抗争的胜利,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

    作为民国名医,孙岱松见证“废止中医案”事件,并参与组织了“中医师公会”,促进了徐州中医的发展。《徐州市志》记载:“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作出《废止中医以扫除医学卫生障碍案》的决议,徐州市中医界公推周惟僧等人去上海参加赴南京请愿团请愿。通过斗争,徐州中医得以继承和发展。行医由坐堂、挂牌行医等方式发展到创立诊所,还有的创立‘国医讲习所’,传授中医理论。徐州解放前夕,全市有中医120余人,并成立了徐州市中医师公会,制定《徐州市中医师公会章程》。当时颇有声望的中医有:刘仰文、高行素、周惟僧、方象平、胡方、张香谷、徐蔚亭、孙岱松、胡莲舫、宋雨轩、潘明达、李海楼、李兰卿、苏庆五等。

 

因为名望被推举为保长,60年代初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孙岱松在“自传”中说:“1936年因那时须用老人,担任保长,仍在家行医,日本人时因医(治)病人多,又不能亲自作(做)事,换范学贤,仍在家行医。”由于行医积攒的好人脉,孙岱松被推举为保长。“解放前有房屋十间(文亭街中兴巷7号)出当六间,自住三间,走道一间。解放后,在1959年志愿主动地把房屋交给国家管理。1952年加入第六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11月14日加入徐州市立二院(徐医附院),在配伍禁忌上,可处理一般的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谦虚大概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共性,所以作为当时的名医,孙岱松也只能说“可处理一般的病”,实际上作为孙氏内科流派的第二代传人,对肠胃等消化系统疑难杂症的治疗和调理技术是屈指可数的。

    《徐州市志》记载,民国19年(1930年),从事国药业的店堂已有60多家,大小药铺分布市井,当时名气较大的店堂有:南门大街北段的广济堂、南关毓秀街西段的祥顺成、英士街口的春发正、彭城路文亭街口的普利济、博爱街中段的济善堂、马市街中段的福聚恒等。1938年,日本军队侵占徐州,广济堂、五洲大药房等均被焚烧、抢劫一空,中西药业、药店全部关闭,人员四散逃难。1939年后,中西药业逐渐恢复营业。

    据《徐州市志》描述,解放前徐州人民长期遭受兵、水、旱、蝗、病之灾,加之卫生知识贫乏,卫生状况甚差,徐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9年徐州日伪警察局工作纪要对徐州卫生有如下评价:“查徐州地当要冲,人民麋集,五方杂处,自属繁盛。然一考其卫生工作办理程度,实不禁令人浩叹也!一些地方人民风俗简陋,生活形式简单,对于卫生上一般应有常识认识浅薄,一以并无专门卫生机构之设置,警察机关对于卫生工作忽略,办理成绩久暂不等,失去工作常态,难期人民养成卫生习尚,由之以上原因,致使徐州全市形成一缺乏卫生之病态城市。”“市面一切卫生,无从寻觅,垃圾山积,污物堆,蚊蝇繁伙,疫痢环生,膛目以视,惨然为涕。”1940年7月28日《苏北新民报》记载,徐州地区“邳县洪水为灾,水退后该地带竟又发生天花、赤痢、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甚烈,该县民众均陷于非常恐慌之苦境中。”

    民国23年(1934年)铜山、丰、沛、邳及睢宁5县,当年发生传染病66239例,死亡25452例,病死率高达38.42%。铜山县(含徐州市)各种传染病广泛流行蔓延,发病多的传染病如霍乱、天花、黑热病、猩红热、伤寒、白喉、回归热、肺结核、疟疾、丝虫病等,以致瘟疫村、病灾区遍布城乡。1920年、1922年、1932年和1946年霍乱流行,“城乡死亡枕籍”。“大庙地区前坝子杨庄村50户人家在霍乱两次流行时,几乎家家有病人,户户贴白纸,流传着‘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悲哀话语;三堡区的王山村流传着一句民谣:‘喝了王山水,不打摆子就肿腿’。这里的三四十户农民,有90%以上的人患疟疾和丝虫病。因而有些年份庄稼熟了无人收割,民不聊生,家破人亡。1946年河南等地大批难民来徐,疾病蔓延(《徐州市志》)。”

     1939年和1942年,汪伪徐州市警察局曾两次颁布管理饮食餐馆的规则,对卫生工作提出数十条具体要求。而对卫生极差的小饭铺及沿街饮食摊贩却不甚管理。因而每到夏季肠道疾病大量发生,受害者多是劳动群众。民国时期徐州的居民没有用上自来水,人们饮用土坑井、石(砖)壁水井及压把井等井水,水质较差。据水质检查资料显示,细菌含量最低2000个/毫升,最高达92000个/毫升,比国家规定标准高20—920倍,井水中的大肠杆菌等祸害百姓。在此时代背景下,孙岱松等民国医生只能以“医者仁心”为群众治病,确实是无暇顾及“保长”所负担之事。

    受地理、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上世纪40至50年代是徐州中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到1948年,徐州经营中西药的私营药店发展到150多家,既有字号高悬的大药房,也有一二间门面维持生计的小药铺,各家自制的成药多从历代名医处方、民间验方和秘方中选择成药配方。1954年,政府对私营药业进行调整、并店、转向工作,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1966年底,全市零售门市部转为全民所有制医药商店,结束对私改造。

    1958年,徐医附院中医科成立后,孙岱松加入进来。1962年,78岁的“中医师”孙岱松被评为徐医附院“先进工作者”,他带教的学生们给他的评价是:“不私自开药方,在服务态度方面表现很好。”

 

作者:巴全东,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首席编辑

                李晨,徐州市中医院宣传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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