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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彭城诗派

编辑日期:2017-12-12 9:59:50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也说彭城诗派

王大勤

 

2016年9月28日召开的徐州诗词协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徐崇先会长响亮提出了“弘扬彭城诗风,推动彭城诗派雄风劲舞”的要求。近来,不少学者诗家纷纷发表文章,对彭城诗派的相关问题进行热议和探讨。在我看来,彭城诗派应当是发端于两汉,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宋,繁荣于明清乃至当今的一个文学团体。这个文学团体的成员既包括土生土长的徐州人,也包括祖籍徐州或为官徐州或生活徐州的外地人,其诗词作品上自先秦下至当代。如此说来,彭城诗派则是一个超越时空、跨越地域的文学团体。这个文学团体的突出特点大约有五:

一、彭城诗派形成的社会基础深厚

一个学派的形成,与这个学派所在地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徐州作为古九州之一,作为古徐国和大彭氏国的所在地以及大汉王朝的发祥地,地域辽阔,交通发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同时,徐州又是著名的古战场和黄河泛滥的重灾区,刀光剑影屡见不鲜,赤地千里触目惊心。所有这些都给徐州人以呐喊的激情和咏叹的源泉,因而也就自然成了诗人涌现和成长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徐州人自古有爱歌善歌的习俗。诗歌是随着歌谣的产生而产生的,徐州作为有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先秦时期民间就广泛流传着“徒歌”,到了汉代又有“相和歌”,故古书称徐州人“怒则争斗,喜则咏歌。咏歌舞蹈,所

以宣其喜而无节……”春秋时期,彭城大地就响彻着徐州人所写的《徐人歌》,战国时期和秦代,又有何氏的《乌鹊歌》和项羽的《垓下歌》。到了汉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有作歌抒怀、赋诗寄情的冲动。诗歌成了当时人们交流和表达真挚情感的重要方式,正如《碧鸡漫志》所说:“刘项皆善作歌。西汉诸帝如武、宣类能之。广川王通经好文辞,为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戚夫人、燕王旦之容华夫人所歌,又不在诸王下。盖汉初古俗犹在也。”汉初最著名的诗歌主要有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刘细君的《悲愁歌》,戚夫人的《春歌》和刘章的《耕田歌》。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刘宋时期,徐州还广泛流传着一首《督护歌》。据《二十五史通鉴》介绍,彭城内史徐逵是宋武帝刘裕的女婿,在一次作战中被人打死。刘裕便派府内管事的督护丁旿前去料理后事。事毕,刘裕的女儿把丁旿叫来,寻问殡敛情况,每问一句,就叹息着、哭泣着叫一声“丁督护”。这一声声寻问,一声声叹息,一声声哭泣,就连身为武夫的丁督护也为之哀痛不己,伤心至极,所以后来有人就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著名的《督护歌》。此歌一出,流传甚广,成为徐州历史上一首著名的歌谣。大概是因为这首《督护歌》太感人了,所以唐代大诗人李白看到船夫劳役之苦,也写了一首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丁督护歌》,歌中亦有“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的名句。无怪《宋书·乐志》云,李白以此题写悲苦之事,可谓“未成曲调先有情”了。

大量精美的诗篇告诉人们,历朝历代的徐州人就是这样爱歌善歌,歌天歌地,歌情歌义,歌苦歌乐,歌爱歌恨,为彭城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2. 学《诗》研《诗》的风气浓厚。刘邦是首开祭孔尊儒先河的皇帝,汉武帝又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所以对包括《诗经》在内的“四书”、“五

”儒家文化的学习,在徐州一直非常兴胜。古时,《诗经》共有3000多篇,经孔子删减,取其可施礼教化的篇章共305篇。《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不仅是处世的标准,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撼鬼神”的社会功效,而且还是训练语言能力的范本,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汉初,官方学宫传授《鲁诗》、《齐诗》、《韩诗》,民间私学则传授《毛诗》。当年京师太学有学生3万多人,不仅京师如此,四海之内,也是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在彭城,穆生、白生、申公、韦孟、刘交等,全都师从于荀卿的学生浮丘伯学习《诗经》。其中申公为《诗》最精,写出研究《诗经》的专著,号为《鲁诗》,从其学《诗》者千余人。楚元王刘交治《诗》亦有成效,有专著《诗传》,后人称《元王诗》。韦孟不仅负责辅佐楚元王刘交,而且负责授《诗》于其子刘郢及其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韦孟则作讽谏诗进行规劝。全诗共108句,诗中回顾了彭城的悠久历史,抒发了创业的艰难,训导刘戊以先人为榜样,反省自己,改弦更张,但刘戊却听不进去,韦孟只好弃之而去,将家由徐州迁至邹。

在授《诗》的同时,皇室还组织儒学博士对包括《诗经》在内的“五经”进行深入研讨。汉宣帝三年(前51年),曾在“石渠阁”召集诸儒研讨“五经”异同,邳人严彭祖和沛人刘向均参与主讲。汉章帝刘炟亦在“白虎观”开展“五经”异同辩论,并组织人写成《白虎通议》四卷。汉代,彭城研究《诗经》成就较高的还有陆贾、刘骜、刘向、刘歆、翼奉、龚舍、严䜣、甄宗等。汉代之后,研究《诗经》的徐州人也不少,成果亦很可观。后魏的刘芳有《毛诗笺音义证》、刘璠有《毛诗义》;明代的邱大成有《诗经·邱子约言》、许作楫有《毛诗正韵》;清代的邱园卜有《毛诗精义》等。

学《诗》研《诗》的盛行,无疑对诗才的产生及其诗歌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从而更好地促进了彭城诗派的发展和壮大。

3. 上层统治集团和地方官员重视诗词文化的发展。彭城诗派的诗人中,不少是皇帝、皇室成员和大权在握的重要官员,他们坚持以儒取仕,在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化事业发展中做了许多工作。

一是设立机构,管理诗词等文化事业。“乐府”始于秦代,专门管理乐舞、演唱和教习工作。可是汉初并没有保留下来,直到汉武帝时才重新设立,到汉成帝刘骜时,“乐府”工作人员达800多人,盛极一时。到了南北朝时期,管理诗词等文学的机构又得到进一步强化。宋文帝刘义隆在儒学、玄学、史学三馆之外,另立文学馆。宋明帝刘彧即位后,又在总明观之下,分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从此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经史分开,突显了文学的重要性和独特的地位。

二是建立以儒取仕的博士制度,大量重用诗词等文化人才。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当时徐州的儒生俊才远远多于其他地方。据《邳志补》记载,博士官秩为比六百石,员额多至数十人,博置弟子初为50人。从汉代到南北朝,不少文学博士受统治集团征召,在朝中担任各类职务,有的还被委派到地方任职。这种重儒任贤的制度,进一步调动了文化学人的积极性,对诗人的成长和诗歌队伍的扩大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是结社组团,创立各类文学集团及文化沙龙。汉代后期直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时期。这一时期,诗学逐步摆脱经学的束缚,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理念,整个诗学创作变成了抒发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的平台。一些帝王,常召集群僚集体创作,或设宴吟诗作对,并

进行点评和奖赏,逐步形成了一些著名的文学集团。诸如以曹操、曹丕为精神领袖的“建安七子”文学集团(也称“邺下文人集团”),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文学集团,以萧子良为首的“竟陵八友”文学集团等相继出现。之后又有以王俭为首、以萧凝为首、以萧子隆为首、以萧统为首、以萧纲为首等大大小小的文学集团陆续涌现。这些文学集团成员信仰一致,诗才相当,称兄道弟,难分彼此。曹丕虽为皇帝,但却与建安七子“行则连舆,止则接席。”《南史》载:“竟陵王萧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他们还经常开展同题共咏或联语成诗等活动,追随“建安七子”并具有“建安风骨”的文学志士后来发展到近百人,萧子良文学集团成员最多时也有70多人。

到了清代,徐州不少地方官员具有以诗结友的雅兴,从而鼓舞了诗人的士气,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康熙年间的徐州知府姜焯“教善兼施”,他整修学宫,兴办义学,创建尊经阁,一时间“比晨夕鼓箧匡坐谈经,负笈从游者,日益众,弦诵之声闻于远尔……学校兴而风俗日上,人才蔚然而已哉。”乾隆年间的徐州知府邵大业坚持勤政为民,除捐俸兴修水利工程和创办义学、书院外,还常与在丰县和沛县帮助编修县志及王氏祖谱的童二树进行诗酒之会。童二树是有名的“越中七子”之一,诗书画皆佳,尤善画梅,为此邵大业还写下了《童二树画梅歌》、《又次韵童二树登云龙山》等诗篇。光绪年间的徐州知府桂中行,常与地方文人雅士集结于王凤池的“潜园”之中,谈诗论画,饮酒唱和,故王凤池在《潜园赋》中写道:“似隐非隐,可潜则潜,地购三庙,屋筑数椽,小住为佳兮窗明几净,偶来不速兮心远地偏。可以课园丁,可以抬舟子。门垂故虞之瓜,墙依王戎之李。君子乐此,贤者住之……”民国年间徐州所辖的铜、萧、丰、沛、睢等县的行政长官韩志正、马光勋、王公屿、于书云、侯绍瀛等,亦

十分重视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化事业,在他们的直接支持和参与下,各类诗词沙龙如雨后春笋。比较闻名有“九九消寒会”、“十友轩”、“铜山不缠足会”、“铜山诗社”、“龙山诗社”、“泗上诗社”、“峄阳诗社”、“春社”等,再次迎来了徐州诗词繁荣的新时期。

二、彭城诗派诗人来自方方面面

彭城诗派诗人人群广泛,上自帝王下至小吏,甚至布衣、歌妓也都能写一手好诗。

1. 帝王诗人。徐州是帝王之乡,按照朱浩熙先生所著《徐州帝王》一书的说法,徐州的帝王除包括两汉、三国时期的蜀国、南朝时期的刘宋、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汉、南汉和北汉等刘氏帝王外,还包括西楚、南齐、萧梁、曹魏、南唐、后梁以及大明等非刘氏帝王。上述这些徐州籍帝王有些既是治国理政的能手,又是诗词歌赋的高手,有的虽为昏君,在政治无所作为,但却能写得一手好诗、填得一手好词。这样的帝王诗人主要有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羽、楚元王刘交、汉武帝刘彻、汉元帝刘奭、汉章帝刘炟、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平原侯曹植、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齐高帝萧道成、竟陵王萧子良、豫章王萧凝、随郡王萧子隆、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南唐中主李昇、南唐后主李煜等。现选择其中几位帝王诗人作简要介绍: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诗人汉高祖刘邦。刘邦,字季,沛县丰邑人。刘邦农家出身,为人豁达,在经历大战70、小战40灭秦胜楚的艰苦奋战后登上神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皇帝。他的《大风歌》虽然只有短短三句,但气势磅礴,感情真挚,形象地概括了秦末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形势,深切抒发了他

对天下一统的喜悦之情和求贤若渴的心愿。其思想性、艺术性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深远的影响,无怪有人说“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

歌词惊神泣鬼的王者诗人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宿迁)人。身长八尺,力能举鼎,眼中双眸,人称“重瞳”。在推翻秦王朝的大战中,他英勇善战,所攻必克,一路前行。后又“破釜沉舟”,杀苏角,俘王离,降章邯,直指咸阳。灭秦后,他自封西楚霸王,建都彭城。在持续五年的楚相争中,他接连败北,八千子弟兵几乎全部战死,在垓下又被汉军重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他深感大势已去,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决计自绝于世。拔剑自刎前毅然唱出了一曲令人撕心裂肺的《垓下歌》。短短四句的《垓下歌》,其词惊神泣鬼,其势惊天动地,其气苍凉悲壮,既显示出诗人无比的自信与无奈,又充满着无限的怨愤与叹息。

喜辞赋爱歌舞的皇帝诗人汉武帝刘彻。刘彻,字通,汉景帝刘启之子,雄才大略,极有抱负,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刘彻一生征战,打击外来侵略,拓展国家疆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武皇帝。但是他又是一个自幼学诗、读诗、品诗、作诗,喜辞赋、爱歌舞、好游历的文皇帝。他建太学、设乐府、置“五经”博士,采集大量民间诗歌、音乐,汇成《乐府诗集》。他还将文学赋士集于自己身边,说经论道,赋诗歌舞,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和歌舞大家李延年,就是其中的代表。汉武帝的著名诗作有《秋风辞》、《天马之歌》、《瓠子之歌》等。

诗风大气磅礴的皇帝诗人魏武帝曹操。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相曹参之后,祖籍沛县。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天下大乱,魏蜀吴三国鼎立,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后,追封曹操为魏武帝,史称曹魏。曹操一生征战,养成了大气、深沉、豁达、豪爽的性格。作为军事家,他著有《孙子略

解》、《兵书接要》和《孟德新书》等专著。作政治家,他打破门第观念,唯才是用。作为文学家和诗人,他精通音律,善于吟咏,常常是触景生情,“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开创了以乐府诗写时事的先河。他的26首古诗,首首都是精典。

具有“千古词帝”之誉的皇帝诗人南唐后主李煜。李煜,字重光,出生于金陵(今南京市),祖籍徐州。李煜961年登基,在位15年。他不修政事,屈辱苟安,沉迷于奢靡娱乐的宫廷生活之中,是个地地道道的庸君昏君。但他却精于书法、绘画、音律,尤其是词作,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感情真挚,在晚唐和五代独树一帜。他的《虞美人》、《浪淘沙》等词章,更是字字珍珠。古典诗词百首排行榜中,他的词作独占三首。

2. 家族诗人。古代诗人多承家传家教,特别是那些豪门大户和皇室贵族,更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和家传,因而也就有更多的家族诗人出现。在彭城诗派中,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诸朝是徐州家族诗人最多的时期。

刘裕家族。刘裕,字德舆,楚元王刘交的第21代孙,彭城绥舆里人,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一生英勇善战,曾发动两次旨在统一国家的北代战争,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气吞万里如虎的武夫,但也不乏文雅之气。417年9月9日重阳节,他设宴戏马台,与群臣一起庆贺北代胜利,席间慨然赋诗曰:“先荡临淄寇,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概。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刘氏家族不仅出武将,而且出诗人。其第三子宋文帝刘义隆有《北代诗》,刘义隆的第四子宋孝武帝刘骏有《七夕诗》,刘义隆的第11子宋明帝刘彧亦有赋集40卷、诗集40卷。

萧道成家族。萧道成,字绍伯,南兰陵(今丹阳)人,汉相萧何的第24代

孙,祖籍丰县。萧道成因有《群鹤咏》诗而留文名。萧道成之长子齐武帝萧蹟、次子萧凝均热心诗词,永明体新体诗就是那时出现的。萧道成之孙萧子云、萧子显也都是诗词和文学大家。前者有《落日郡西斋望海山》诗,后者有《后汉书》和《南齐书》等名著。

萧衍家族。萧衍,字叔达,南梁开国皇帝,南兰陵(今丹阳)人,汉相萧何第25世孙,祖籍丰县。萧衍少时博学多才,登基前是南齐竟陵王萧子云文学集团的“竟陵八友”之一。登基后,更是钟情诗词,现存诗80多首。郑振铎先生说:“萧衍新乐府,辞最好娇艳可爱”。萧衍有八子,长子萧统,三岁学《论语》,五岁读《五经》,成人后为博通古今的大文学家。次子豫章王萧综,有《听钟鸣》和《悲落叶》等诗篇。三子梁简文帝萧纲,有文集100卷,还有包括诗集在内的其他著作600余卷。六子萧伦,有《代秋胡妇闺怨诗》。七子梁元帝萧绎,善五言诗,有著述20多种,400余卷,其中《金楼子》一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占一席之地。

刘孝绰家族。刘孝绰,本名冉,字孝绰,彭城人,生于累世显宦之家,自幼好学,7岁能诗文,有“神童”之称。在一次宴会上,竟赋诗7首,梁武帝萧衍看后大加赞赏。刘孝绰之父刘绘也是南朝文坛名流,《诗品》载:“彭城人刘绘是高名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著作没有完成。”刘孝绰兄弟姊妹及子侄70多人,多能属诗文,其中六弟刘孝威善诗,有“三笔六诗”之誉。

家族。到,字茂谦,彭城武原人,著名的书法家。之子到沆,侄子到溉、到洽皆是著名诗人和文学大家。到沆有诗赋百余篇,到溉有诗文20卷,到洽有《到洽诗》11卷。到溉之子到境,五岁便口授为诗,婉有辞况,曾作《七

悟》,文甚美。到镜之子亦是才子。

近代,徐州的家族诗人也不少,比较突出的是清代张伯英家族。张伯英,字勺圃,铜山人,著名诗人、书法家。张氏家族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望族,仅《徐州诗征》和《徐州续诗征》就收录张氏十多代51人的诗作285首。 父子诗人、祖孙诗人、母子诗人、母女诗人、夫妻诗人和兄弟诗人占相当比例。康熙年间出生的张竹坡,其父张志羽、祖父张垣皆是诗人。张志羽有《山水友》、《惜春草》诗集,张垣有《夷犹草》诗集。张竹坡本人六岁解调声,能赋诗,24岁到京城“长安诗社”登台赋诗,众皆倾倒,从此得“竹坡才子”美誉。29岁写下十多万言的《金瓶梅》评点,有传世诗集《十一草》。在徐州,家族诗人比较多的还有李蟠家族、崔焘家族、阎古古家族、余锡龄家族、郑坦之家族等。

3. 女性诗人。彭城诗派的女性诗人,除前面提到的刘细君和戚夫人外,就不能不说南朝萧梁时代的才女刘令娴和唐代名妓关盼盼了。

刘令娴,彭城人,大文学家刘孝绰的三妹,世称“刘三娘”。刘令娴与两位姐姐“并有才学”,而她的诗文则更加“清拔”,其《听百舌》诗,情景交融,清新异常,为人传诵。刘令娴有文集三卷,现存《玉台新咏》诗13首。

关盼盼,徐州名妓。自从贞元十六年(800)武宁节度使张愔花重金将其蓄养之后,二人恩爱相伴七年之久。元和元年(806),张愔因急病而死,盼盼独守空楼十年之久,并写下了思念昔日旧爱悲欢的诗作300多首,集为《燕子楼集》。对此,后人曾评论道:“书印脂痕,频咏寄情三百首;楼栖紫燕,独居怀旧十余年。”

明清两朝,彭城诗派的女性诗人就更多了,仅《徐州诗征》和《徐州续诗征》就收录了24位闺秀诗人的诗作96首,这些闺秀诗人还有诗集10部。这里

仅将倪瑞璇作简要介绍:

 

倪瑞璇,字玉英,宿迁倪家渡(今划归新沂市王庄镇)人,著有《箧存诗稿》、《静香阁诗草》和《箧存诗集》等,现存诗216题、258首。倪瑞璇幼年丧父,随母依附其舅父樊正锡在睢宁县生活,并经舅父介绍与在睢宁坐馆教学的泰兴人徐起泰结为夫妻。她在自序年谱中自我介绍说:“六岁听兄读《易》,过目成诵,核之书始识字。闻舅氏讲圣经,颇意会,常往听,自后解句读,有扦格处,以意会之。七岁学为古文,识性道渊源,著有《周易阐征》、《大学讲义》、《中庸折衷》。倪瑞璇的丈夫徐起泰对她评论曰:“孺人书不再读,终身不忘,为文伸纸立就。”还有不少人对她的诗给予较高评价,其中瞿源洙说:“孺人之诗,无粉黛薰泽之色,有风霜高洁之象,岩岩如对正士端人。”沈德潜亦说:“孺人之诗,发潜阐幽,诛奸斥佞,巾帼中易有其人邪。”

4.书画家诗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书画向来是相连相通的,诗书或诗书画集于一人者代不罕见。汉代的刘向、刘歆、爰礼,既是书法大家,又是辞赋大家。汉章帝刘炟和汉灵帝刘宏,亦是书法名家和诗作名家。南北朝时期的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蹟、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邵陵王萧纶、梁简文帝萧纲等,都是书法高手,也都是诗作高手。南唐后主李煜、明代万寿祺和陈铎,更是以诗书画兼优而名扬四海。清代,诗书或诗书画兼而长之的能手就更多了。李蟠、王学渊、张伯英、葛绳鉴、武僩庵、曹寿铭、张永伟、杨振举、张太平等,都是诗书兼长者。李兰、路召棠、沈世镳、张佐清、陈雅修、王凤池、袁天霖等都是诗画兼长者。乾隆年间,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童二树,与同郡刘文蔚等六人结成文学社,世称“越中七子”。他曾应邀来丰县帮助编修县志,后又受邀到沛县为诗人王定勋家族修编族

谱,在徐先后生活多年。童二树诗书画名重一时,尤爱写梅,而且每梅必题诗,故有“万幅梅万首诗”之美誉。在沛县期间,他曾以“虫”韵为诗,一夜成诗40多首,后又续作,得“虫”韵诗120余首,成为一时佳话。清光绪年间的徐州人钱食芝,亦以诗书画而闻名远近,其《怀微草堂诗书画合册》,现存市图书馆内。

三、彭城诗派的诗作题材广泛多样

彭城诗派的诗作之多,可谓洋洋大观,无以计数;涉及的内容之广,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及。但总体来看,主要是记录现实生活,反映社会现状,题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 自然灾害。徐州雨季集中,黄河泛滥严重,加之沂、沭、泗几条水系居高临下,源短流急,常有洪水下泄,所以历史上水患异常严重。据《徐州自然灾害史》介绍,秦汉至民国,有记载的较大水涝灾害多达445次。与此同时,徐州的旱灾也很严重,特别是地势高亢的丰、沛和沿故黄河一线更为甚之。民国之前有记录的旱灾133次。有时还是先涝后旱或先旱后涝,形成旱涝急转,双重灾害同时叠加。此外,蝗灾、风灾、瘟疫等多种灾害也时有发生。据相关资料介绍,徐州历史上曾发生严重蝗灾133次、风灾66次、瘟疫63次。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彭城诗派的诗人则用自己手中的笔作了真实的记录。仅《徐州颂·徐州古人咏徐州》就选摘记录自然灾害的诗作45首,选摘反映人民生活惨状的诗作25首。其中明代万寿祺的《苦雨行》、申其学的《忧旱》、李弇的《河决没田蝗避东徙弥天》;清代朱迈的《大水谣》、窦疏埙的《秋雨叹》、王定勋的《大疫行》和吴锦标的《暴风歌》等,无不以刻骨铭心的字句,为后人留下一幕幕悲惨的灾害史。

2. 战乱流离。徐州向为东西要冲,中原屏障,北国门户,南国锁匙,故有“金戈铁马要地”之称。自古争天下者,莫不把徐州作为关乎得失、关乎兴衰的战略要地来看待。从秦末的楚汉争战到三国的群雄割据,从晋未的两次北伐到宋、金的争夺激战,从朱元璋北取中原之战到清兵镇压捻军之战,从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到中日徐州会战,都是以徐州为中心而展开的。在这些数不清的征战中,徐州涌现出多少气吞万里如虎的猛将,又失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令彭城诗派的诗人们扼腕浩叹、大声疾呼。丰县人张盛治所写的《天启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寓姑孰逢宸男自丰至语妖寇有感而赋》、李兴化所写的《官兵过并序》、孙又东所写的《乱后村居》;铜山人徐家馨所写的《吊万人坟》;宿迁人叶道源所写的《避难所》;睢宁人袁希颜所写的《流民叹》、吴逢之所写的《悲乱》;徐州人钱食芝所写的《彭门屡遭兵匪,人心惴惴,不保朝夕,抚今思昔,感而成吟》等,都从不同角度客观记录了当年战争的惨烈和人民的痛苦。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自己读过的两本抗战诗集,一本是徐州师大教授蒋庭曜先生的《石渠诗存》;另一本是徐州类思中学教师郑在陆先生的《适吾庐诗稿》。这两本诗集是两位老先生亲身经历、亲眼目睹,和着血与泪写成的。他们笔下的日冠罪行,可谓多也、重也,他们笔下的百姓之苦,可谓悲也、惨也。现将郑在陆先生所写的《避乱杂咏》组诗选录几首如下:

轧轧群机逐队来,硝烟起处阵云开。

可怜多少渠渠屋,化作咸阳一炬灰。

街巷无人昼掩门,尸骸纵横日黄昏。

无端浩劫畴能挽,入耳鸣禽似诉冤。

唤母呼爷声最悲,道旁被弃伊谁儿。

平时舐犊情难免,此日乖分岂所知。

鸠语蛮言意不通,相逢便事露刀锋。

探囊尽后犹无赖,故作鹭鹚一笑容。

昨日层楼映碧空,今朝瓦砾满残丛。

伤心不忍境重履,怕见焦垣土色红。

野哭千村不忍闻,红羊浩劫罕同伦。

陌头多少国殇冢,都是躬耕亩畔人。

灾及畜群就祸阶,空传佞佛具慈怀。

道旁狼籍无他物,不是禽骸便兽骸。

3. 田园风光。徐州幅圆辽阔,四季分明,“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日之出,霞之落,风之吹,花之开,水之流,鱼之跃,鸟之飞,雪之飘,无不引得诗人词客静观其趣,咏叹其美。

一是咏叹四季。徐州的春天是美丽的,春光、春色、春情、春韵,无不构成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徐州的夏天蕴含着激情、繁茂、暑蒸和辛劳,无不让人陶醉其中。徐州的秋天是多彩的,蓝天、白云、紫烟、霜叶,无不涂抹成斑斓

多姿的画卷。徐州的冬天是清新的,寒风、飞雪、雾松、腊梅,又无不让人沭浴在诗情画意之中。彭城诗派诗人写田园四季风光的诗词,铺天盖地,随处可见。

二是咏叹山水。彭城诗派诗人书写云龙山、户部山、奎山、子房山、楚王山、九里山、华山、岠山、九顶山的诗词无法计数。而书写云龙湖、微山湖、吴郡湖、旧城湖、汴水、泡水、沂水、拔剑泉、百步洪、吕梁洪的诗词亦无法计数。

三是咏叹农村民俗民风。诸如劳作习俗、节令习俗、祈雨习俗、庙会习俗、婚嫁习俗、吃住习俗、玩乐习俗等等。就连沭猴、观猎、戏猫、榨油和古稀老人娶白发老妇也都成为彭城诗派诗人笔下得心应手的题材。

4. 名胜古迹。徐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积淀厚重而辉煌。不仅有一次次掩埋又一次次重建的古城,而且遗台故垒、名胜古迹比比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遗存,彭城诗派的诗人们或探古访幽,寻觅历史的印痕;或回眸历史,感叹岁月的沧桑;或借古喻今,抒发内心的感慨。诗人们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地围绕戏马台、挂剑台、厌气台、歌风台、黄楼、燕子楼、白门楼、放鹤亭、快哉亭、试衣亭、石佛寺、天门寺、高祖庙、留侯庙、王陵母墓、圮桥、龙雾桥、荆山桥、彭祖井、奎山塔、凤鸣塔、大士岩、苏堤等,书写了一首又一首激情澎湃、光芒四射的好诗,令整个徐州古城大放异彩。

四、彭城诗派的诗风具有鲜明的个性

《社民通典》载:“徐方,邹鲁旧国,汉兴犹有余风,人颇鸷悍,其士子挟任气,好尚宾游,盖楚风焉。”自古以来,徐州人就是这样养成了心怀高远、处事大度、粗犷豪放和朴直实在、有情有义的性格,这种性格自然也反映到彭城

诗派的诗风之中。

1. 雄浑豪放。彭城诗派的诗风,从一开始就展现出雄浑豪放的鲜明特色。刘邦的《大风歌》和项羽的《垓下歌》,就是两首雄浑豪放诗歌的典型。《大风歌》三句歌词,气势恢宏,跌宕起伏,既展现出布衣皇帝刘邦在家乡父老面前无比喜悦与骄傲的心情,又透露出他渴望求得更多文才武将,辅佐治理国家,巩固边疆安全的迫切心情。有人说,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写诗的皇帝,其《大风歌》当为“千古人主第一词”。毛泽东主席对《大风歌》的评价更高,他说:“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并认为汉高祖刘邦没读过几年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很不容易。

与《大风歌》一样,《垓下歌》一开头就把一个叱咤风云、举世无双的英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整个诗作慷慨悲壮,荡气回肠。所以,这首诗一直被学界认为是难得的好诗,好就好在气势磅礴,顶天立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百强诗排行榜中,将《垓下歌》列入其中。

曹操的诗作亦是大气雄浑豪放的典型,他的《观沧海》、《短歌行》、《龟虽寿》,首首闪光生辉,句句如珍似玉。故《诗品》对曹操的诗作评论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毛泽东主席亦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意,豁达通脱,应当学习。”又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有人说,南唐后主李煜属于花间派词人,但也有人却认为他的诗词仍然显露出彭城诗派雄浑豪放诗风的本色。其代表作《虞美人》,呐喊之沉痛,情意之绵长,可谓字字泪珠。而另一首代表作《浪淘沙》,则又道出了国破家亡悲痛欲绝的心声,格调悲壮,意境深远。两首词都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大有不顾

一切,冲决而出之势,这难道不是典型的豪放派诗风吗?

徐州“二遗民”万寿祺、阎尔梅对亡国之痛、易代之苦、流离之怨,刻骨铭心。为将这种心头之恨、满腹之气一吐为快,也写出了许多笔意纵横、慷慨激昂、苍凉刚健,甚至是狂歌当哭、剑拔弩张的诗章。时人称他们的诗“如青雷紫电,冷月酸风”,具有“八极”之妙:即极韵、极谑、极奇、极创、极秀、极远、极奥异,又极槎枒。这些都充分显示出彭城诗派雄浑、豪放的特色。

2、纯朴真挚。徐州人性格中直朴实在的一面,决定了彭城诗派的诗作必然带有纯真挚朴的鲜明特色。诗人们多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其亲历、亲见、亲闻和所感所悟,因而更能给人以真实感、鲜活感和质朴感。例如白居易《朱陈村》诗中的“机梭声扎扎,牛驴走纷纷”,“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一生苦如此,长慕村中民”,这不都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悟吗?又如苏轼在祈雨后果真下了一场喜雨,解除了旱情,滋润了徐州大地,面对欣欣向荣的原野,他不免心潮起伏,诗兴大发,一口气连写了五首《浣溪纱》,将“软草平落过雨新,轻沙起马路无尘”、 “麻叶层层荷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等连珠妙语跃然纸上。如果不是亲身所历、亲眼所见,能写出如此真切动人的诗句吗?说到诗的感情真挚,没有比苏轼《江城子·别徐州》再感人的了,整首词将彭城父老以挽马割镫、献酒献花的感恩之情来挽留太守的场景,写得如泣如诉,吟后不能不叫人潸然泪下。

彭城诗派“朴实真挚”的诗风,还表现在个性的真实展现和内心的坦荡吐露。东汉末年,战乱不止,动荡不安,许多诗人忧时愤世,徬徨苦闷,有的只能借酒浇愁,求仙避世。晋代沛县人刘伶便是这样一个以醉酒吟诗渡日的诗人。他与趣味相投的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等常携酒隐于竹林之中,

不醉不罢休,世称“竹林七贤”。刘伶的《北芒客舍》和《酒德颂》,都是他借酒发泄对现实不满的佳作。宋代彭城诗派的大明星陈师道,积极倡导“以俗为雅,以古朴为新”的简略淡雅诗风,这说明“朴实真挚”已成为彭城诗派的共识和一贯追求。

3. 清新通俗。语言清新,内容通俗易懂,这是彭城诗派诗风的又一个显著特色。唐代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时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反对“嘲风雪,弄花草”,要求语言通俗易懂,老妪能解。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就是两篇践行上述文学主张的佳作,故有人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代彭城诗派大家刘禹锡,其文与柳宗元媲美,其诗与白居易齐名,一直被誉为“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刘禹锡多次被贬,接近人民,深入生活,群众语言丰富,且富有哲理,所以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和《插田歌》等组诗,均富有民歌色彩,为唐诗中别开生面之作。其《乌衣巷》中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和《竹枝词》中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佳句绝唱。彭城诗派中,用清新显浅语言写乐府体诗歌的还有唐代诗人刘商、刘轲和清代诗人王定勋、张之醇等。明代下邳人陈铎出身贫寒,经常在底层用百姓语言歌唱大众的劳动生活,因而他创作的散曲达到了元曲所不曾有过的高度和水平。陈铎一生共创作散曲作品四部,仅《滑稽余韵》一书就收录136首。

五、彭城诗派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彭城诗派历史悠久,而且帝王诗人和诗词大家云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其主要贡献有三:

1.创新了有别于古体诗的新诗体。一是 “柏梁体”。“柏梁体”,又称柏梁台诗。相传汉武帝曾在“柏梁台”与群臣联句,共同赋七言体诗。每人一句,每句用韵,一句一意,世称“柏梁体”,从此开创了七言诗的先河,对后世颇有影响。南朝梁武帝萧衍曾仿汉武帝的做法,在清暑殿召集群臣赋“柏梁体”诗;唐中宗李显亦在诞辰内殿设宴,仿照“柏梁体”联句。这些都成为一时佳话。二是“永明体”。“永明”是南朝齐武帝萧蹟的年号,“永明体”诗亦称“新体诗”。这种诗体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讲究骈偶、对仗,追求流转圆美和通俗易懂的诗风。从南齐永明年间至梁、陈两朝的100多年,许多诗人对永明新诗体一直在进行尝试和探讨,为唐代格律诗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彭城诗派诗人中善赋“永明体”诗的主要有萧衍、萧琛、萧子良、徐陵等。

2、搜集保留了大量前人的诗歌。汉代,乐府人员采集大量民间诗歌和民间音乐,在宫廷演唱。从那时起,搜集整理和编辑古典诗歌的彭城诗派诗人有:

刘向编辑《楚辞》。刘向,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所辑《楚辞》收录了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等人的仿骚之作,还包括他本人所作的辞赋33篇。

徐陵编辑《玉台新咏》。徐陵,南朝陈代著名诗人、文学家,隶属徐州的东海郡人。他所编辑的《玉台新咏》是一部收集汉代至南朝梁131人的诗歌总集,包括部分童谣在内,共769篇。其中五言诗8卷,五言四句1卷,歌行体1卷,共10卷。

萧统编辑《文选》。萧统,字德施,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南兰陵(今丹阳)人,祖籍丰县。《文选》采集先秦至梁代130人的文学作品,共700余篇。其中古乐府3首,古诗19首。这些古诗一直被诗界奉为“五

言抒情诗的典范,一字千金。

孙文瑞选编《取斯集诗钞》。孙文瑞,字凤书,诸生,清代铜山人。《取斯集诗钞》,又名《彭门风诗取斯集》,清代手抄本,223页,共6卷。涉及明清徐州籍诗人55人,约500首诗作。该诗钞首卷选刊清初徐州四先生,即万寿祺、阎尔梅、吴甫、李弇的诗作。其中吴甫诗最多,为75首,李弇16首。该诗钞对作者字、号、籍贯、简历等都作了记载,是清代徐州最早的诗歌总集。

孙文瑞选编《同声诗钞》。《同声诗钞》共8卷,收录了铜、萧、砀、丰、沛、睢、宿7县79人的诗作。据薛以伟教授考证,《同声诗钞》是以《取斯集诗钞》为篮本,进行选编的。

桂中行选辑《徐州诗征》。桂中行,字履真,江西临川人,知徐州12年,多有政绩。他主持选辑的《徐州诗征》,共收录明清255位诗人的诗作1723首。这部诗歌集,既继承了此前地方诗歌总集的长处,又有独特的创新。例如,收录了闺秀诗人的诗作,展现了明清时期徐州女性诗人的风采。再如,专门为所收录诗人撰写“小传”,虽然简要,但却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宝贵信息。

桂中行编辑《徐州二遗民集》。万寿祺、阎尔梅坚持复明抗清,世称“徐州二遗民”。万寿祺原有《隰西草堂集》,阎尔梅原有《白耷山人集》,因清政府查抄,多有散失。从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桂中行邀请冯煦等人搜集整理,历时6年,将二人诗文合璧为《徐州二遗民集》,于光绪 十九年(1893)第一次刊印,民国二年(1913)再次刊印。

张伯英选辑《徐州续诗征》。张伯英,字勺圃,著名书法家、诗人,铜山人。他所选辑的《徐州续诗证》,是继《徐州诗征》之后又一部徐州古人的诗歌总集。共收录524位诗人的诗作3315首。徐州工程学院教授薛以伟在对《徐州诗征》

 

和《徐州续诗征》深入研究对比后,认为后者较前者又有新的超越。一是收录诗人的年代进一步上溯,上推到了明隆庆年间。二是收录诗人的范围有所矿大,增加了方外诗人和流寓诗人9人。三是诗人小传较细,有的在“小传”之后引用大量评语,有的还增加了甄选者和编者的按语。

陆保伦编著《徐州明清教育》。陆保伦,新沂市人,从事教育工作50年,入室弟子逾8000人。离休之后,他跑遍徐淮大地,查阅徐州、淮阴、海州等地的方志史乘40余种,对明洪武至清宣统500多年间徐州教育方面的史料进行汇集整理,其中记录了25位诗人有关教育方面的诗词55首。这是徐州历史上第一部汇集教育工作方面诗词的书籍,开创了搜集整理单项工作诗词的先河。

近年来,彭城诗派的诗人们,更是群起而涌,纷纷搜集整理历代徐州人的诗词,编辑了一部又一部诗歌集。现列举如下:张安民编辑《历代诗人咏徐州》;陈正刚和王大勤编辑《徐州颂》;黄新铭编辑《徐州诗史》;白光华编辑《历代诗人咏丰县》,李景生编辑《大风流韵》;马培封和孙厚领编辑《泗上诗征》;商明编辑《铜山诗征》;陈剑彤编辑《睢宁遗韵》和《睢宁遗韵补》等等,可谓洋洋大观,令人惊叹。

3. 编写了众多诗论著述。现列举如下:

翼奉著《风角要侯》和《风角杂点音图》。翼奉,字少君,西汉经学家,下邳人,与大儒萧望之、匡衡同为经学大师后苍的学生。翼奉治《齐诗》,把阴阳五行融入《诗》学,坚持以天道言《诗》,他在《风角要侯》和《风角杂点音图》中提出“五行六情十二律”的理论,主张“执十二律而御六情。”

刘安著《离骚体》。刘安,汉高祖刘邦之孙,袭父刘长封为淮南王,沛县丰邑人。刘安是西汉知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奉汉武帝之命著《离骚体》。该书是

我国最早对屈原及其《离骚》作高度评价的著作。他还招宾客和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鸿烈》一书,内容包罗万象,词藻跌宕,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曹丕著《典论·论文》。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三国曹魏时期的第一位皇帝。《典论·论文》这篇诗文专论,不仅批评了两汉以来一些人轻视文学的观点,而且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文体分类等问题。主张文学应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这对中国文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白居易著《金针诗格》。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生于河南,长于徐州辖地符离县(今安徽省宿州市符离镇),直到33岁才移居长安。《金针诗格》讲的是诗的格式、体例、风格和格调,书中明确提出了要求和标准。诸如: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诗有三体,有窍、有骨、有髓,以声律为窍,以物象为骨,以意格为髓;诗有四格,十字句格,十四字句格,五双字句格,拗背字句格;诗有四炼:炼字、炼句、炼意、炼格。炼句不如炼字,炼字不如炼意,炼意不如炼格……

萧子显著《南齐书·文学传论》。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今丹阳)人,祖籍丰县,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南齐书·文学传论》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提出了三个审美范畴:即性情、气韵和变新。书中说:“性情是文学之根本,气韵为文学之生气,变新乃文学之创新。”同时还阐发了这三个审美范畴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理论价值。

萧纲著《与湘东王书》。萧纲,字世瓒,梁武帝萧衍的第三子,祖籍丰县。萧纲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主张“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既反对“质直懦纯”,又反对“浮疏阐缓”。这些主张与梁元帝萧绎所倡导的“情灵

摇荡”互为呼应,在当时受到广泛认同。

冯煦著《蒿庵论词》。冯煦,字梦华,号蒿庵,诗、词、文皆佳,江苏金坛人,光绪年间曾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清初,毛晋有曾汇刊《宋六十一家词》,冯煦在此基础上再加精选,辑成《宋六十一家词选》。《词选》前有例言,综论宋家名词,《蒿庵论词》即汇此“例言”而成。共有词话44则,一为评论宋代37位名家词,理论性较强,二为评毛刻本得失,属于考据性文字。

上述情况充分表明,彭城诗派发端、形成、成熟和繁荣的历史轨迹是非常清晰的。

两汉为发端期,这一时期,不仅学《诗》、研《诗》蔚然成风,著述众多,而且包括帝王在内的诗人写出了许多高水平的好诗。同时,还设立“乐府”,广泛采集民间歌谣,整个诗学呈兴旺发达之势。

魏晋南北朝为形成期,这一时期,帝王和皇室成员多为热心诗学的行家里手,以他们为核心的文学集团林立,高水平的诗作层出不穷,一个个有领袖人物引领、有志同道合者参与、有理论著述、有文学主张和代表作品为支撑的彭城诗派团体,纷纷呈现在世人面前。

唐宋为成熟期,其主要标志是诗词大家众多,白居易、刘禹锡、刘轲、苏轼、陈师道等,都是诗词界的顶级人物,刘商、王驾、刘延泽、贺铸等亦为诗词名家。其中刘商诗以乐府见长,共有诗集10卷,其所作《胡笳十八拍》与蔡琰《胡笳十八拍》同样著名,并传于世。值得一提的是,为庆祝抗洪胜利,苏轼于1078年重阳节在新落成的黄楼之上,大宴包括苏辙、秦观、陈师道等在内的30多位知名人士,席间纷纷吟诗作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黄楼诗、黄楼赋和黄楼铭。文学界一直把这次聚会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文坛泰斗级的大聚会和文人

至乐的典范。

明清乃至当今为繁荣期,这一时期诗人队伍迅速扩大,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明星大腕级诗词大家光芒四射。万寿祺、阎尔梅、李蟠、孙运锦等均有佳作巨著传世。近年来,徐州诗词协会又积极开展诗词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和创建诗词之乡、诗词之县、诗词之市活动,一批民间诗社诸如云西诗社、黄楼诗社、子房诗社等诗词沙龙遍及城乡,填词吟诗已成为当今徐州人的一大时尚。

其实,早在30年前的1986年,市诗词协会就曾提出创建“云龙诗派”的要求。之所以称“云龙诗派”,主要是考虑云龙山、云龙湖是徐州有代表性的山水。如今,30年过去了,徐州诗词的发展远比原来想向得更好,现在提出“弘扬彭城诗风,推动彭城诗派雄风劲舞”的要求,恰逢其时。我们回顾历史,热议彭城诗派,就是要再接再励,乘胜前进,把徐州的诗词文化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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