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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湾的大运河商帮文化
戚玉成 胡建钰
说起窑湾古镇，就不能不说窑湾古镇的八大会馆。在一个古镇上，能够同时存在八省会馆，这在大运河流域是独一无二的。
会馆，是一个商帮成熟的标志。
所谓商帮，是由于亲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独特的商业群体，来自同一地域的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同乡和宗族亲情关系，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并形成一个稳定的、具有规范作用的商业群体组织，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的同时，增强外部竞争力，形成稳定的市场群体组织，达到自我保护、共同稳定、共同发展的目的。窑湾古镇在明清时期同时存在八大会馆，这是一个独特的商业现象。明清时期，在大运河沿岸，商业城市不计其数，北有德州、沧州、临清、台儿庄等，南有清江、扬州、镇江等，许多城市商业规模巨大，但是商帮文化的特点却远没有窑湾古镇这样鲜明。
为什么商帮文化能够成为窑湾古镇最为经典的特色文化？窑湾古镇的商帮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商帮文化使窑湾古镇形成了什么样的文化特色？要研究窑湾古镇的历史文化，这是一个必须研究的课题。
窑湾古镇位于徐州新沂市西南35公里、京杭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与宿迁、睢宁、邳州三市县一水相连，素有“东望于海，西顾彭城，南瞰淮泗，北瞻泰岱”和“鸡鸣听三县”之描述。公元618年，唐朝在窑湾以北处设隅头镇（位于邳州、海州交界处，为海州之隅，邳州之头）。康熙七年（1668年）郯城大地震，隅头镇损毁，南迁成为窑湾镇。
一、窑湾古镇商帮兴盛的原因
一是各地客商聚集。由于窑湾古镇位于大运河中段，也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点，因此南方和北方的商人都向窑湾聚集，南方有福建、江西、安徽、苏镇扬等地域，北方有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域均有较多商人在窑湾聚集。而一些北方的城市，南方商人较少聚集，南方的城市，北方商人较少聚集。康熙年间，窑湾古镇因大运河的贯通，水运和商业迅猛发展，各地商人的聚集数量巨大，为商帮的形成提供了商人群体基础，商业规模巨大，需要稳定的经营环境和秩序，保证商人的经营活动和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商帮的形成，可以最为有效地满足这种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是客商素质较高。在康熙皇帝十年大典期间，下旨大赦天下，全国十多省明代旧官员带领族人和乡亲来到地震灾区窑湾经商发展。这些明朝旧官和商人，不仅资金雄厚，而且文化素质高，商业意识强，经验丰富，管理能力强。为了适应窑湾的商业经营环境，为商业经营活动提供可靠的保障，商帮成为他们最为切合实际、也最为得心应手的选择。
三是商业环境均衡。许多商业城市，虽然商业比较发达，但由于本地商业势力较强，外地商帮很难形成气候。而窑湾古镇在中运河开通前，并不是一个商业城镇，本地没有任何商业强势。中运河开通后，各地商人一拥而入，商业迅速发展。由于本地没有商业强势，客商的势力也相对均衡，南方和北方各有四大商业势力，这种均衡也为商帮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窑湾古镇的商帮没有主帮，所有客帮在这种均衡的环境下，实现了均衡发展。
由于以上几个原因，形成了窑湾古镇独特的商帮文化特色，而运河沿岸的其他城市，由于不具备以上的条件，也就不能够形成鲜明的商帮文化特色。
二、窑湾古镇商帮文化的显著特征
二是各成体系，充分发挥商帮经营优势。商帮利用亲缘乡谊，实现协调经营，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争取利益最大化。窑湾古镇的商帮，充分利用商帮优势，形成了各自的经营体系，既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又能给予其他各帮充分的经营空间，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繁荣。山西商帮的经营以金融业为主，全镇13家钱庄、2家典当铺均由山西人创建经营；福建商人以烟丝经营为主，仅吴家烟丝就有5家分店；苏镇扬商人则先后开办五洋公司、美孚石油公司，主要经营日用品；江西商人开办并经营有7家药铺，中成药远销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山东和安徽商人经营码头货船生意，并设有镖局；河北商人经营牛骡等大型牲畜；河南人则从事贩运、开作坊。各商帮之间还相互融合，形成了粮行、盐帮、船行等行帮组织。清光绪34年（1908年）窑湾还成立了邳宿窑湾商会，协调各商帮之间的关系，处理经济事务，维护窑湾经济的稳定。总之，在商帮的体系下，商人各安其业，维护了古镇的商业繁荣。
各地商帮还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能够形成一呼百应之势。乾隆五十三年（1788），窑湾曾经发生过著名的“打蛮船”事件，湖南道运粮官罗恒太押运皇粮进京，他不仅贪污官府救灾粮，还趁山东灾荒，拐买年轻女性到江南贩卖，途经窑湾，被山东会馆得知，他们会集安徽会馆、河南会馆码头工人，打跑了运粮船贪官，救回良家姐妹，充分显示了商帮的凝聚力。后来，这事件被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在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广为流传。
三、窑湾商帮文化的南北交融特色
商帮，不仅是商业经营的群体，原始地域文化交流的使者。商帮作为地缘群体，住房、宗教、教育、文化娱乐等均有着地域特色的需求。众多商帮云集窑湾，不同的地域特色文化同时也被带到窑湾，实现文化的交融。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和交流，成为窑湾文化的显著特色。窑湾古镇南北文化交融的特色，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是建筑风格的交融。窑湾古建筑群不同于平遥古城，也不同于乌镇周庄，而是建筑各具特色，体现南北交融风格。山西会馆和山东会馆庄重宏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传统标准模式。福建、江西会馆在南方园林布局结构上注入了新的活力，富丽豪华，生动活泼。山西人住房布局结构严谨，呈现山西古建筑特色——“天井院”；福建住宅仿南方园林式建筑，整体砖木结构，青砖小瓦，院落宽大，吴家大院有四进院落，是古镇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宅院；江西、福建、苏镇扬人住宅多注重室内装饰，多悬挂家乡名人字画。此外还有大户人家所建北京四合院构造、欧州宫殿式小洋楼，天主教堂则为典型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由此形成了窑湾古镇丰富多彩的建筑特色。
二是宗教的多元化特色。商人的逐利性决定了他们必须有的宗教信仰，不同地域的商人，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地域的宗教，同样被商帮带到窑湾膜拜。窑湾古镇的八大会馆，在承担聚会、议事、接待等功能的同时，也是商帮人群宗教膜拜的场所，是一个蕴含宗教内容的一体性建筑。在八大会馆里，山西人建有关帝庙，福建人建天后宫，朝拜妈祖娘娘，苏镇扬人供奉孔圣和门神秦琼、尉迟恭，江西人建逍遥宫，供药王像、拜岳飞父子，山东人建三义庙，拜刘关张，安徽人供奉如来观音，河南人建河神庙，愿风调雨顺。此外，各个行业都还供奉着自己行业的祖师爷。所以，古镇庙观众多，涵盖释道儒，供奉的既有北方的关公，也有南方的妈祖，再加上天主教堂和耶稣教堂，宗教多元化的特色十分突出。
三是教育和文化艺术的融汇发展。商帮多注重子女的教育，促进了古镇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融汇。如苏镇扬人文化底蕴深厚，创办私塾学馆，教育本帮和其他古镇居民的子女，其他商帮也先后建立学校，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教育水平，促使后世出现了参加鸦片战争的武举人臧纡青、抗击八国联军的震远将军马从凯、参与公车上书的举人陆文椿等窑湾文武名人。窑湾还先后出现了在台湾接受日军投降的陈宜鼎将军、新中国第一位进入联合国的记者、资深新闻人赵立凡、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杲向真等名人和一大批在外乡贤，这完全得益于商帮形成的优良教育和文化传统。1938年日军进入中国后，窑湾商人按照政府要求疏散到全国各地，并形成了窑湾商帮，窑湾文化亦传播到全国各地，上海、南京等地至今仍有窑湾街、窑湾路等地名，充分体现了窑湾商帮文化的凝聚力。明末清初时，江西籍名医俞昌、宗柏云、赵学敏等人云集窑湾，他们开堂行医、经营药店，著书授徒，名声远播，多有数百里外慕名前来求医，窑湾医药文化盛极一时，抗战前期，窑湾有名医宗义辉、俞汇武等十余人，诊所药店达20余家。号称“苏南第一曲”的顾媚和秦淮歌妓院教师徐青及其弟子苏俏俏等人流入窑湾后，带来了窑湾歌妓文化的兴盛，繁荣时期窑湾的歌妓院多达20余家。苏南艺人才女为窑湾带来了剪纸工艺；江西、苏镇扬和安徽商帮工匠为窑湾到来了竹雕、编织等工艺；福建和苏州商帮工匠带来了木雕工艺；安徽和苏州商帮运来了灵璧石、太湖石，同时带来了园林和盆景工艺；安徽工匠开来了铁画和铁品工艺；苏南绣娘带来的苏绣工艺，与当地的鲁绣交相辉映，商帮的汇集，带来了窑湾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
四是民俗、饮食文化的融合。窑湾古镇的民俗文化深受商帮文化的影响，夜猫子集市是窑湾特有的商业民俗文化，全国各地的商人在夜市里交集，各种经营和生活方式得到充分的交融。民俗文化的丰富多彩，琴书《打蛮船》极具苏北鲁南特色，传说《十大巧女》颇具江南风味，皮影戏为正宗山西韵味，巡街打更、抛绣球、茶馆扬琴、水龙会等各具地域特色。
综上所述，窑湾是对大运河文化体现最为典型古镇，其商帮文化特色尤为突出。在各地商帮的经营下，南北文化在窑湾古镇充分交融，造就了窑湾古镇商贸文化的辉煌时代，在大运河沿岸，能够充分体现南北文化交融特色，留下如此深刻的商帮印记，窑湾古镇是绝无仅有的。
在对窑湾古镇的保护开发中，我们应充分发掘窑湾古镇的商帮文化特色，保持其原有的历史风貌和地域特色，注重保护和开发传统特色产品，使窑湾古镇成为名副其实的大运河商帮文化第一古镇。
（戚玉成系新沂市史志办公室退休干部，胡建钰系徐州新盛绿源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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