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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前徐州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略

编辑日期:2018-12-10 11:01:33 来源: 发布者: 阅读次数: 次

    

 

五四运动前徐州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略
徐州史志办公室  张颖颖
 
鸦片战争后,在内困外侵的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感到有必要了解、研究和学习外国,以便对付侵略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抱着“自强”“求富”的目的,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在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徐州地区创办的利国驿煤矿是当时江苏省唯一的一座近代化煤矿。
徐州冈峦四合,物产丰富,自古便以盛产铁煤著称。其冶铁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汉,隋唐以后,徐州就以产铁闻名于世。据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的统计,全国共产铁5,501,097斤,而徐州利国监当年产铁为308,000斤,约占全国产量的6%(弱)。徐州的煤矿开采较冶铁晚些,开始于北宋神宗元丰初年,著名的文学家苏轼担任徐州太守期间,在徐州西南方的白土镇发现煤矿,并用旧法开采。清初对开矿禁止的很严,道光后期,由于鸦片战争的赔款以及军费支出等原因,遂解除矿禁,允许采矿。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日薄西山的清王朝,更急于筹措军费镇压革命运动。1853年公开下诏要求各省督抚积极兴办矿务,以解决“军饷浩繁,左藏支绌”( 余明侠:《徐州煤矿史》,第24页)的问题。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采矿业逐步繁盛起来。
清朝统治者中,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在兴办新兴的军事工业的同时,深感资金周转不足,而对燃料、原料和运输等方面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于是提出以兴办近代化工矿企业为主的“求富有”口号。徐州的利国驿煤铁矿务局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在左宗棠的极力支持下,由清朝候补知府胡恩燮创办起来的。
作为当时江苏惟一的一座近代化的煤矿,其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办矿的宗旨是进步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企图掠夺中国矿藏的野心已日益暴露。“近日东西洋人来华潜探矿产者,几乎踵接。”(胡碧:《灌叟撮记》,第5页) 颇具爱国主义思想的开明绅士胡恩燮不愿看到中国的矿藏外流,于1882年招商分股,集资白银十万两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创办了利国驿煤矿。
胡恩燮在创办徐州利国驿煤矿之初,是怀着利己利国利民的愿望和宏伟抱负的。这从他亲自拟定请徐州道程国颐转呈两江总督左宗棠核示的《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申报》,1883年1月14日)中可略见一斑。章程的第一条中首先说明兴办利国矿务的目的有三个:一为“开利源”,即可以为自己带来巨额利润,为国家提供大宗税收;二为“塞漏卮”。他认为煤铁是“自强”的基础。因为源源不绝的煤铁产品,可以为舰艇、海防及其他军事工业提供必需的燃料和原料,这样即可强国,又减少进口洋煤、洋铁,减少国家开支,并能增加税收,充实国库,一举三得。三为“养民、弭盗”。徐州一百多年前十分贫困落后,地瘠民贫,每遇灾荒,往往是“壮者流为盗匪,老弱填于沟壑”(胡碧:《灌叟撮记》,第6页)。办矿招工,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计的解决都是大有裨益的。他还设想在煤铁兼兴的基础上用煤冶铁,以铁求富,积累雄厚的资金后,再兴建一个综合性工业基地,彻底改变徐州偏僻闭塞、贫穷落后的面貌。
    二、采用先进的机器
聘请英国矿师巴尔,经过仔细勘探,发现徐州煤铁蕴藏量十分丰富,并且品质优良,煤铁兼兴,其利将无穷,于是胡恩燮决定“认领矿山10座,计地11顷,78亩”( 阎永辉:《江苏徐州利国驿铁矿纪略》) ,并确定利国矿局的四至界限:“南盘马山连同民地东至官驿大道,西至湖滩(即微山湖滨),南至利国驿,北至山东交界。”(余明侠:《徐州煤矿史》,第53页)1882年10月5日正式成立徐州利国矿务局,局址设在利国驿小北山。从此,徐州煤矿开始步入近代化矿业开采之路。
胡氏父子先后开采了蔡山矿、青山泉矿、贾汪矿等5个煤井,拥有工人1000余人,年平均产量约3万吨。比起旧式煤矿确实可算一个飞跃,这主要是由于引进了西式机器的结果。胡恩燮在办矿之初即确定依照“西法大开煤井”,但因资金不足,不能与官办的开平煤矿相比,只能节约开支,先用“土法参以西器”,从上海瑞生洋行引进了钻地机、吸水机、提煤机、水汽锅(即锅炉)、避火洋灯(即安全灯)、通风机等新式机器设备。设备更新的同时还进行技术革新:一、即采用机器排水、提煤;二、预设通风井,并使用安全灯,井内用火炉使炭气上升,引入新鲜空气;三、扩宽井底巷道,且路路相通;使用通风机,使空气流通;井下巷道用大木支撑,减少塌陷事故;在井底控池,使各路的水皆汇集于池,再用抽水机抽干,以做到路干、灯明、通风。虽然这些技术设备上的革新,远远不能与今天的机械化程度相比,但是,它不仅要比过去数百年来陈陈相因的旧法先进得多,而且毕竟是向近代化的道路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徐州的煤矿事业打下了基础。
三、运用民主管理方式
胡恩燮作为开明士绅,不仅具有远见卓识,而且有着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他在创办利国驿煤矿之初,就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问题,这标志着近代化煤矿毕竟不同于旧式煤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工人生活方式的改进。胡恩燮认为要办好煤矿,必须对昼夜工作直接创造财富的矿工们的生活给予适当的注意,让他们的工资足以养活家庭。胡恩燮还主张坚决禁止“班头”虐待工人,为了杜绝“班头”克扣工人工资,胡恩燮主张工人工资由矿局直接派人发放到工人手中,并根据工人家中情况,酌情留下一、二成工资,由矿局代管,留作工人意外情况时使用。同时,矿局还增设福利,预备浴锅,让工人及时洗去身上污垢,并分发新衣,待洗后更换。设立医疗机构,为工人看病,并参照西方公司,按时休假,有劳有逸。胡恩燮的这些主张尽管由于条件所限,没能全部付诸实施,但在当时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并使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比起旧式煤窑有了很大的进步。
胡恩燮的办矿宗旨不仅明确可行,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和深厚的爱国感情。可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注定了这些理想和抱负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同时,还要受封建势力的羁缚与阻挠,所以徐州利国驿煤矿开办之后,在腐朽的清政府的桎梏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排挤、打击下,曾经几易其手,矿址也一再迁地。
胡恩燮开办徐州矿务的初衷,是打算煤铁同采,以煤炼铁,以铁求富。但由于中法战争的影响,使原定招商的股金没能完全到位,而作为矿局经济支柱的两大钱庄又先后倒闭,借贷无门,几乎导致矿局关闭。最后,只能弃铁采煤,勉强维持下去。然而煤采出后,又遇到新的困难。因“运道阻滞,节节旱路,仅凭笨重之牛车转输百余里”(胡碧:《灌叟撮记》,第8页),运费大增。虽然清政府批准了胡恩燮“减轻税则”的请求,但由于外国侵略者享有“协定关税”的特权,向中国进口的货物一律“值百抽五”,因而海关仅收“洋煤每吨税银五分。”而中国土煤每担却要征税四分,一吨合六钱七分二厘,比洋煤价格要高出许多。徐州销往上海的煤虽然被减税,但由于当时徐州铁路未通,去运河还有30多里的土路需用牛马驮运,运费大增,价格几乎高出洋煤一倍,不仅无法与洋煤竞争,就是与本国池州等地的煤也不能相比,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西方廉价煤炭在中国的倾销,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年轻”的民族工业的发展,而腐朽的清政府不仅不积极予以扶持,保护民族工商业,而且处处羁绊。徐州利国驿煤矿局开办之初,左宗棠为了要彻底改变“向外洋购买,终岁以银易铁”(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每年要从国库中拿出1/6的款项进口“军国要需”的煤铁。)损耗国家财源的不利局面,向清朝统治者极力推荐:“江南徐州铁矿,矿苗之旺甲五大洲,若能筹款开办,即于吴楚交界之处,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余明侠:《徐州煤矿史》,第83页)。然而这一强国的建议未能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拨款给予支持。煤开采出来后外运困难,愈积愈多,造成矿局资金周转困难。为了不使矿局倒闭,胡氏父子向李鸿章请求“将全矿归公,由海军衙门筹划款大办”(胡碧:《灌叟撮记》,第10页) ,李鸿章派中国申报总局总办盛怀宣负责办理。经过实地考查,盛怀宣认为徐州煤铁矿业确有开采的价值,于1890年提出投资开办的“建议书”。其中包括建炉厂、验煤层、修水道、建铁路、造船只、浚运河、通电报、免税厘、开钱庄、建煤栈等十个方面,比起胡氏父子开办之初所提出的发展计划,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如若当时这些计划真的能够付诸实施,对于清王朝和徐州地方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此时海军衙门的经费已被挪用于修筑颐和园,无力再拨巨款投资于徐州,开采煤铁的计划也再次化为泡影。胡碧只得忍痛将父子二人竭尽心血创办的煤矿,于1897年卖给粤商吴味熊,采矿中心也由青山泉转至贾家汪(即贾汪)。吴味熊接办之后,在清王朝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盘剥之下,由于交通闭塞和经营不善等原因,无法打开局面,在1906年,“卒以运销坐滞,亏耗成本,忧劳成疾而逝”。(胡碧:《灌叟撮记》,第18页) 1907年,胡碧挟资北上,重整徐州煤矿旧业。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胡碧因年事已高再次将徐州煤矿转让于袁世凯的七弟旧股东袁世传接办,并改名为贾汪煤矿公司。袁世传接办之后,由于经营管理得法,真正摆脱了过去停滞不前的状态,向近代化的道路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初步奠定了徐州煤矿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徐州煤矿自1882年创办之后,一直处于艰难运转之中,成效不大,矿址也一迁再迁,由利国驿迁到青山泉,再迁往贾汪,矿主也几易其人,由胡氏父子转于吴味熊、袁世传。其规模虽不能与同时期的开平煤矿和山东峄县枣庄煤矿相比,但它毕竟是江苏创办的惟一一座近代化煤矿,也是徐州地区民族工商业者创办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对江苏民族工业和徐州地方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胡恩燮在办矿时招的多是本地工人,解决了当地一些失业者的生计问题。同时出于办矿需要,他还办学设防,创办学校以解决煤矿职工子弟及附近地区一部分儿童的读书困难。招募保安,以加强矿场的防卫,协助维护地方治安。灾荒之年也对矿区附近生活贫困的居民及矿工家属予以适当救济。近代化煤矿业的兴办也带动了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由于煤矿使用了西方现代化的机器,使人们切实感受到机器的先进性能,意识到学习新东西的必要性。徐州当时虽然闭塞偏僻,也受到了新思潮的熏染,创办了一些新式的民族企业,加快了本地区民族企业近代化的进程。
1882年,徐州开始设电报线路,建立电报机构。1891年,成立电报局,属官督商办企业,首任总办徐秋轩,继任徐颂臣,局址设在凤凰街(今风化街),电报局兼辖山东韩庄、台儿庄两报房,管线路270里。1892年,徐州又开办民信局,属商办企业,由谭子春个人经办,专送商民信函,与上海、宁波等地民信局开展了业务联系。1901年2月2日,徐州设立邮政局,局址在丁字巷,辖沛县、丰县、睢宁县、萧县、砀山、宿迁等8个分局,属江苏省镇江邮区管辖。建局之初共有11人,设汉文供事1人、信差2人,主要送城内信件,跑信差8人负责送邻县信件。1903年,徐州电报局由官督商办改为官办。1914年,徐州民信局撤销,邮政局改称二等邮局,局长许华臣,下设襄办、支局,人员有分信差、信差、跑信差3类,并在敬安集、贾家汪设三等邮局,在徐州周围乡镇大庙等14处设立了邮柜。1917年,尹华栋、包东升集资创办民营徐州电话公司,在快哉亭内安装了25门西门子磁石交换机。至此,徐州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先进通讯系统。
1904年,徐州道李经楚倡导开办了工艺局,次年归并于劝工厂。1905年,清政府在徐州开办“劝工厂”,以本地棉花用机器制作绸呢布、毛巾等。徐州道袁大化任经理,有机器10台,工人百名,这是徐州机器织毛巾的开始。1913年春,徐州成立江苏省第七工场,下设织、染等四科,场长徐惠远。1910年,徐州成立农务分会会所,辖柳泉等10个分所,并于城北关大王庙设农事试验场,这是徐州近代最早的科研机构。
1912年,袁世传接办贾汪煤矿公司后,开始引进推广一些近代工业技术和设备。他从唐山请来机器匠,开一、二、三号新井,并于1914年着手铺设了从贾汪到柳泉的轻便铁道,以便与1911年竣工通车的津浦铁路相衔接,改善煤炭的运输条件。他还从天津购买了小火车头和小铁车运煤,并添置锅炉和6台井下排水用蒸气泵、井口蒸气绞车。为了维修这些新式设备,袁世传还设立了机器场、翻砂场、熟铁场和修理场等。同时,随着煤炭产量的增加(最高年产量已达18万吨),袁世传越来越感到电力的重要。当时徐州已有一个电灯厂,是军阀张勋于1914年创办的,名为“长江巡阅使公署电灯工厂”,机器是一部50匹马力的直流发电机,配有蒸汽引擎和锅炉,为徐州近代有电灯的发端 ,但是此发电机电力薄弱,只能供应张勋私宅及衙门照明,根本不可能输往贾汪煤矿。1917年,袁世传从天津购买了一部3千瓦的直流发电机,连同蒸汽机引擎和锅炉,但所发电能力仍然有限,仅能满足办公室及部分宿舍晚间照明的需要。这是徐州煤矿电气化的萌芽,标志着贾汪煤矿开始使用电灯,为以后贾汪发电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5年,陇海铁路修到徐州。津浦路、陇海路先后通车,并在东关和北关分别设立了津浦和陇海两个机车车辆修理厂。1918年,河北人邓子澄来徐州开设徐州益丰铁厂,有工人、学徒30余人,成为徐州新型翻砂铸造业的开端。
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金融界的进步,银行开始代替钱庄在徐州出现。1912年11月,徐州首家银行——交通银行徐州支行开业。1915年1月,江苏银行徐州支行也在徐州开办业务。3月,中国银行在徐州设立办事处。这些银行的开办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
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使人们必须学习掌握它们的性能以及操作、维护等,兴办新式学堂成为必然。戊戌变法后,清政府曾下令全国将书院改为学堂,徐州的云龙书院和附近各县的其他书院遂先后改为中、小学堂。学堂设有读经课,但增设数学、物理、化学、博物、英语等新学科,以便达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1905年至1907年间,徐州地方有识之士韩志正、杨维周、顾子扬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与杨世桢等人致力于创办新学,使新学得以迅速兴起。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年至1914年,徐州市和铜山县境内陆续设立了6所高等小学堂、15所初等小学堂。
1903年,清政府下诏,命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徐州云龙书院先后改为徐州中学堂、铜山县官绅公立小学堂、县立高等小学堂;邳州东徐书院改称邳州高等学堂;峰阳书院改为初等学堂;丰县乐育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睢宁昭义书院设立养正小学堂。至此延续千年的古代书院制度在徐州告终。
1909年,杨维周、张砺纯等人创办“四维小学”,开设国文、算术、英语、地理、历史、体操、手工(贴纸等)、唱歌、书法等课程,学制七年(初小4年,高小3年),共开办了4个班,每班20至30人。同年,韩志正与其女韩中英创办了徐州第一所女子学校----坤成女学堂,招收女学生30人。杨维周还在徐州西关创立了“铜山师范传习所”。
1905年民国教育部成立,新办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除杨维周创办的敬仪女堂外,还有尚志高等小学、三育、志成、崇实、味新、广材、后秀、训志、台东、启明、彭北、楚台、金镫、崇德等学堂。这些学堂,废除了私塾的八股文、试帖诗,改用国文三字经,所以当时称学堂为“私塾改良”。从1913年起,邓击续成立铜山县立高等小学6所,分别设在大彭市、棠张、黄集、柳泉、单集等地。1913年2月,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徐州成立。同年,徐州师范学堂附小改为“江苏省立第七师范附属小学校”,该校首先成立了童子军。
1914年,为统一教学,大彭市内各学堂统一改为大彭市市立第一小学、第二小学,直至第十五小学。教材一律采用中华书局出版的初级文教科书。1917年11月8日,徐州又成立了江苏省立第十中学。
除了徐州地方创办的学校外,许多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徐办学,宣扬教义,传播西方先进文化成果。1907年,美籍传教士葛马可、安士东等在城内多处设立耶稣教会分堂,并创办“培正书院”。1908年,法籍传教士来徐开办“要理学”,宣讲教义。次年,改为“类思公学”,有学生60余人。1910年,美籍传教士陶美丽、兰师徒等人来徐创办女校,定名为“桃李女堂”。传教士白秀升等也先后到铜山 汴塘、单集、黄集、柳集等地开办学堂。
学校的创办带动了文化的传播,徐州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杂志报纸。1913年4月,徐州第一家报纸——《醒徐日报》创刊,标志着徐州报业的发端。
洋务运动使民族资产阶级得以从封建阶级中分化出来,他们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除了在经济、文化上进行革新外,还主张政治上的革新,这就是历史上的百日维新。他们主张效法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设立“议会”,并主张从地方到中央逐级实行“议院”制度。这种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波及到了徐州。1912年3月,奉江苏都督令,各县改知县为民政长,由县临时议会推举。同盟会员韩志正、杨维周分别当选为铜山县、砀山县民政长。徐州城为新设的铜山县县治所在地。各县奉命将境内划为若干市、乡,县、市、乡分别成立议会,设立选举议长。市、乡议会选举市、乡董,办理有关行政事宜。1914年,袁世凯下令各县、市、乡议会一律撤消,每市、乡只留1人办理政务,徐州的议会制至此宣告结束。
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作为其对立面的无产阶级也相应产生、发展、壮大起来。
随着近代化工矿企业的创办,徐州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在逐步壮大。1882年,利国驿煤铁矿的成立,使徐州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据有关材料估算,徐州煤矿从1882年建立到二十世纪初叶,固定的正式工人只有五、六百名,加上临时性的“外工” ,至多也只能有1000余名。1891年徐州开设电报局,1892年又设立了民信局,由此徐州开始出现了邮政工人。1911年以后,随着徐州的电力,机械等工业兴起,机械工人也相继产生。1911年至1915年,津浦、陇海铁路相继通车以后,徐州的铁路工人队伍也随之发展起来,成为徐州工人阶级中的中坚力量,在以后的新民主义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随着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新兴的无产阶级为了提高工资、反对压迫以及改善生活,不断地发动罢工斗争。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二十世纪初制订了一些法令、章程来限制、取缔、禁止和镇压工人的罢工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如《大清新刑律》内就有镇压工人的条款,而1907年颁布的《大清矿务章程》中则有“惩办”工人的专条:如犯有下开有害地方各款,无论何时,矿务委员亦可迫令矿务局清查此工人,交地方官惩办,不准矿商庇护。一是不听矿局指挥使用者;二是对于矿局及其伙友有横暴之行为者;三是矿局并无虐待克扣情事,藉端罢工要挟者。依据此规定,矿工只能象牛马一样被奴役、被驱使,才有不被“地方官惩办”的可能。除此之外,各地方厂矿也自行制定了自己的章程、条例来镇压工人的反抗,以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如开平煤矿就制订了《煤窑专条六十六则》《煤井规条十二则》等,作为“查办”工人们的依据。这些规则、条例也均为徐州煤矿所援用。
尽管清政府和各厂矿颁布了各种各样镇压工人的法令,但是具有革命传统斗争精神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它还是很年轻的时期就英勇地进行了反抗斗争。徐州人民自古尚武好斗,不为恶势力所屈,有着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作为来自人民而又具有先进性、革命性的无产阶级,自然也不会被那些法规条例所吓倒,仍然为自已切身利益而据理力争、英勇奋斗。
胡恩燮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创办利国驿煤矿时比较注意改善职工生活,设立澡堂、医院等福利机构,禁止“班头”盘剥虐待工人,但由于受当时条件的制约,煤矿自身并不景气,胡氏父子常常要靠典当自家之物来付工人工资,所以他也不可能付出比其他相近煤矿更高的报酬,胡恩燮当时发给工人的工资每月大概就是六、七元左右,仅仅够矿工维持基本的生计。他所采取的一些福利措施,根本不可能使广大矿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得到多少改变,工人们仍然承受沉重的剥削与压迫,挣扎在贫困线上。因此工人们的罢工反抗斗争也持续不断,贯穿了煤矿发展的历史进程。徐州近代煤矿史上工人的第一次罢工发生于1885年,青山泉煤矿工人为了向胡碧索要发的工资,“腹荷锸者万口嗷嗷,势将哗变”(陈作霖:《高恭人墓表》,附于胡碧著《灌叟撮记》书后)。由此可见,当时罢工工人愤激之情以及事态的严重性,再不解决就将引起大乱,胡碧只得把公私所有积蓄以及妻子的衣服首饰全部折卖发给工人工资,罢工以胜利告终。青山泉的这次罢工斗争,在中国近代煤矿工人的运动史上也是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次。在吴味熊和袁世传接办贾汪煤矿期间,煤矿工人也有数次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行动。
总的说来,徐州工人阶级的这些反抗斗争此时还基本上属于自发状态,直至“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才走上了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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