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汉文化的渊薮（下）

郭东如

（接上期）楚人南迁先与庸人、濮人、巴人接触，所以早在春秋时期，楚人的文化构成中就融入了庸人，濮人、巴人的文化因素。后来楚灭汉阳诸姬，又将汉水以北的中原方国文化吸收到楚文化当中，所以楚文化的构成向来是多元的。庸人、濮人、巴人是汉水流域原生的土著部落，他们更先于楚在汉水活动，因此他们自身的文化应是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和古老的原始特征。楚在南下的过程中不断与庸人、濮人、巴人接触，逐渐融合吸收了这些文化特征，并把它们与楚文化自身相统一起来。可以说这种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楚文化自身特色的形成有很直接的联系。在巴蜀文化的文化发掘中，青铜器中的礼器、形制、纹饰多与楚器相似；而在楚文化的发掘中，荆门曾发现巴式铜戈，淅川下寺楚墓亦见有巴式柳叶形剑，1959年，湖南发现的“楚公秉戈”从文字看应为楚戈，但其形制却与巴式铜戈相同。在很多地区，巴式文物与楚文物是共存的。（《荆楚文化》王建辉 刘森淼 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P53）体现出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汉水流域原生部落的土著文化是有其独特价值的，无论是从民族学还是从文化学角度上分析，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楚国在汉水南岸发展是先向北后向东扩张的，它先控制了汉水上游的原生部落方国，东渡汉水，开始了对“汉阳诸姬”的争夺，在对北方中原方国的不断兼并过程中，楚既把楚文化带来这一地区，也从这一地区取得了中原文化的先进经验，并且把它们融入到自身的文化体系当中。1973年襄阳佘岗春秋战国墓出土大批器物中有一件“徐王义楚元子剑”，有16字铭文，对研究春秋时期徐国历史及徐楚关系有重要价值。（《汉江文化》1982年第1期，P45）

楚文化的这种内部结构特征其实说明楚国文化是一种善于包容，善于学习，借鉴的文化体系，这样就保证了楚文化自身的先进性，这是中原诸侯所不及的，楚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色和先进的技艺被中原诸侯所仰视，从而对中原诸侯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说楚文化虽然发源于中原，但却在南方独立发展，广泛吸收，兼容并包，形成了自身特色，最终又影响到了中原文明。这种文化的发展形态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多元文化的进步性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的，它有着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综上所述，楚早期多元文化的构成略见一斑。 

二、形成于秦末

1、秦文化

秦文化是赢姓秦氏先祖在秦氏文化的基础上开创的人类文明成果，是我国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发源于中国西北部的秦国故地，在西周时期，它由宗族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升华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秦国统一中国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它又上升为占居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文化。而秦后汉继，影响汉文化最深的莫过秦文化中的制度文化。

（1）物质文化

一是墓葬建筑。秦墓葬主要是秦始皇陵（丽山）、襄公、文公的墓，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另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

二是秦竹简。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一批秦竹简，云梦秦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里耶古城秦简。2002年6、7月间在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的秦代简牍秦简达3万余枚。字体属于古隶，内容多为官署档案。里耶秦简的纪年从嬴政二十五年至二世二年（公元前222—前208），一年不少，记事详细到月、日，十几年连续不断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充实了的秦史资料，其内容涉及到秦代政治、军事、农桑、百工、货殖、赋税、徭役、法律、财政、邮政、地理、交通、民族、文化、职官、历法等各个层面，有通邮、军备、算术、记事、行政设置、职官、民族等。提到的地名有迁陵、临沅、洞庭（郡）、弋阳、酉阳、沅陵、阳陵等数十处，职官有司空、司马丞、守丞、令守等，多附有人名，如：“迁陵守丞腾”。

三是秦封泥。秦的封泥发现很少，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虽然史书有记载但记载混乱，秦封泥发现的官职混乱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封泥官职中也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比较严重，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秦封泥的发现及其研究 》《文物世界》 2002年第2期）

四是青铜器。青铜器皿，有青铜编钟、青铜壶、鼎、簋、秦公钟、秦公镈、杜虎符及青铜兵器等。

（2）精神文化

一是文字。首先，陶文。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目前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其次，金文。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镈、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王辉著1990年8月三秦出版社出版）再次，简牍文。里耶秦简中发现的大批简牍字体，有古篆书、古隶书、隶中带楷书等，其中的大部分文字字体属于秦隶，从小篆演化而来，和湖北龙岗睡虎地秦简的字体相似。这样大量的简牍文字对于研究中国书法史、特别是秦代文字与秦代书法以及小篆、隶书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算术。里耶秦简”中记载了完整的“九九口诀表” 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修正了被认为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数书》。

三是秦国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秦国大力从六国引进人才，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如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的李斯、韩非、蔚缭等。至秦昭王时，博采众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所谓“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觉鼍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异国之乐者，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李斯《谏逐客令》），这都是秦国融合各国文化的充分体现。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史记•礼书》《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还御准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展示了“泰山不让土壤”的广阔视野。虽然曾出现“燔诗书，明法令，禁儒术”和“焚书坑儒”现象，但没有焚医书、农书、算书等，并未影响秦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四是建乐府，成立皇家乐舞机构。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

五是崇尚武力，功利性强。秦人的价值观，功利主义的特征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汉书•刑法志》）“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荀子议兵》）商鞅之法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秦人之俗，贪狠 强力，寡义而趋势利” （《淮南子•要略》）。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整个社会形成了“贪狼强力”的习俗，其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里显现出“急促”的特征，与齐、鲁等地“舒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制度文化

首先，废除分封制。秦国从商鞅变法就开始推行“郡县制”，进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废除分封制。瓦解封建贵族和领主对土地的控制，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让耕农合法占有田地。这一改革，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直施行的“分土诸候”制度，恢复了基层百姓的基本权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些措施又继续延伸到皇族规制和“世卿世禄”制度，如始皇登基后，不循祖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各级官员勋爵，均凭军功授予，以“功臣为诸候”，直至始皇驾崩时，国朝不封皇后、不立太子，群臣百官均依制任命，各司其职。秦始皇以上“事不师古”的改革，积极推动“君主法治”的政治理想。

其次，建立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一是创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完善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首先改“王”为“皇帝”。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但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认为“德迈三皇，功过五帝”，“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便令臣下议帝号，诸大臣博士商议的结果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上尊号为“泰皇”。然而秦始皇仍不满意，单取一个“皇”字，同时又采上古“帝”位号，称号“皇帝”。自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秦始皇就成了中国历史了第一位皇帝。始皇又下令取消谥法，不准下一代皇帝给上一代皇帝起谥号，自称为“始皇帝”，并安排好自己死后儿孙继位，“后世以计数”，称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为显示皇帝的威尊和与众不同，从秦代开始规定了一套制度，如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文字中不准提起皇帝名字。皇帝自称“朕”，印章称“玺”，而一般民众再不许使用“朕”、“玺”二字。此外，还制定了一套服饰制度。为加强中央政权组织。秦王朝的中央政权是秦国原来的中央政权的延续和扩大，但官职的名称和权力有许多变化：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以外，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中央集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为使大权不旁落，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军和监察大权，互不统属。如丞相总领朝廷集议和上奏，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但统兵之权却属于太尉。而太尉虽名为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由于三公互不统属，所以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

二是创立郡县制。自秦孝公(三十一世祖，前361~前338年)时，任用商鞅为左庶长推行变法，推行“郡县制”，“并小邑为40县，迁都咸阳(前350年)”至秦始皇时(前246~210年)，灭六国(前221年)，设立36郡,建立中国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秦文化，尤其是秦朝制度文化方面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定《秦律》。“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础，《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秦国所创制的政治制度和法治文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4）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秦统一前，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币、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除郢爰流行于楚国外，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圆钱流通于秦、东周、西周和魏、赵等国，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这种圆钱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秦在统一全国前，度量衡方面与货币一样，非常混乱。秦商鞅变法时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全国统一后，秦政府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作为全国标准器。

统一文字。战国时代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文字难写、难认，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规律，严重阻碍文化交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对各国文字进行整理，规定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令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爱历篇》，胡母敬作《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文字的统一，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字体，对我国文化、政治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5）修驰道堕壁垒。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很多关塞堡垒，各国间的道路宽窄也不一致，影响交通往来。秦始皇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220年，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一条由咸阳直向北伸的“直道”，仅用2年多的时间即告完成。 “驰道”、“直道”，再加上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后又统一道路和车轨宽度，便利了交通往来。 “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秦文化首当其冲对汉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汉承秦制，汉王入关中，萧何收集秦国各种典章制度，为汉所用“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史记·礼书》）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

2、楚汉文化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既是四省交界地区的中心城市，又是江苏省三大都市圈之一，文化市场宽广，发掘徐州文化市场资源，振兴徐州文化市场，打造文化徐州，以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徐州为中心城市的淮海经济区于1986年3月成立，由江苏、山东、河南和安徽四省十四个地、市组成，二十四年后的今天已发展到四省的二十四个地级市。包括江苏省的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山东省的菏泽、济宁、临沂、枣庄、日照、泰安、莱芜；安徽省的淮北、宿州、阜阳、蚌埠、亳州、淮南、滁州、六安；河南省的开封、商丘、周口、信阳。2009年淮海经济区土地总面积24.33万平方公里，年末总人口1.55亿人，约占全国面积的2.5％和总人口的11.6％。淮海经济区域内城乡地域相邻、人缘相亲，文化相近、习俗相通，方言相似，区域历史文化上属于“楚汉历史文化带”。

有文字史以来，徐州就与楚有割不断的联系。其一，据史记载，“彭祖，黄帝后裔，陆终氏之子，陆终氏生六子，一昆吾，二参胡，三彭祖，四会人，五黄姓，六季连” （《史记.楚世家》）。季连楚之先祖，彭祖为楚先祖之三兄；其二，当公元前1010年周穆王令楚国伐徐，徐州就屡被楚侵（《后汉书.东夷传》）以后楚庄王、楚子辛多次攻占彭城，当然，春秋无义战，晋宋也多次参与。直到公元前472年，周元王四年，楚正式将徐州纳入版图（《史记正义》 淮北、徐、泗等四州是也），“楚东侵，广地泗上” （《史记.楚世家》），当时楚地宽广，“江陵（南郡）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汉书.高帝纪》）。又载“以淮北、沛、陈、汝南为西楚，彭为南楚”，彭城还是西楚范围《汉书.货殖列传》。战国时，楚等五国合纵攻秦失败，为避秦兵锋芒，公元前241年长沙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安徽寿县，离徐州仅150公里）名寿郢（《史记.楚世家》）。公元前225年（楚王负刍三年）王翦、蒙武攻楚，秦败。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五年）王翦、蒙武攻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亡；其三，“楚三户，可亡秦”，亡秦的三户都在徐州一带，并且全是打着兴楚的旗号。第一户，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现安徽宿县西寺坡乡刘村集）以楚国名义起义抗秦，并在河南淮阳立国，国号“张楚”（张大楚国的意思），陈胜自立为楚隐王。第二户沛人刘邦，曾作过泗水亭长与沛吏萧何、曹参起兵于沛县以楚攻秦。第三户，下相（宿迁）项梁、项羽叔侄俩都是楚国的贵族，起兵反秦。后三户合流以楚攻秦。公元前208年6月，项梁立楚怀王的孙子（名“心”）为楚怀王（义帝）建都盱眙，后迁都彭城即徐州。公元前206年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建都彭城，然后封十八个诸侯王，其中刘邦被封为“汉王”，封地为巴、蜀、汉中。项羽将楚怀王徙长沙，杀于郴县。徐州一度成为楚国的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由于从公元前472年徐属楚，（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到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徐州由楚地到楚都，共经历270年。建立汉朝，徐州既是汉王朝的发祥地，又是汉楚王的封地406年。从楚到汉楚封地总共676年时间。文化的生产者，使用者，传承者都是人。刘邦从楚人、秦官、到汉王、汉帝，徐州从楚地、楚都到汉楚国，可见徐州汉文化形成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