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土山情与梦

徐州云龙山北麓，有一座土山，实为一座东汉古墓。两千年来，一直讹传为范增墓。上世纪60年代，国人搞了一个文化运动，在此期间，一座光秃秃的土堆，迎来了它的繁华期。1969年土山周边居民取土建房，在土山西北角处发现一座砖室古墓。当时在徐州支左的部队68军，派人保护了现场，同时向南京、北京等上级汇报。到1969年12月，北京、南京的考古单位都来了，在市文化局由支左部队主持下两家共同研究对该墓的处理问题，最后商定，徐州行政上属江苏省，此项工作应由江苏省统筹地方处理，具体工作由南京博物院来主持发掘。形成文字约定，按惯例，文物归徐州所有，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如因研究需要，可以向徐州借，但要有文字借据。徐州博物馆至今还存有南京博物院向徐州借文物的诸多借据。因该墓出土有银缕玉衣等重要文物，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诗人郭沫若曾赋诗曰：“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银缕玉衣今又是，千秋不朽匠人心。”这套玉衣还到美国、日本等国家巡展，影响颇大。

此时我正在洛阳博物馆工作。因我是徐州人从小就在徐州读书，对土山比较熟悉，也曾几次爬过，但当时还在读高中，对考古还不了解。后来在北京大学就读考古专业后，自然就对徐州的文物工作特别关注。包括云龙山上的石佛、奎山塔下发掘的西汉墓等等。正因为此，1965年徐州博物馆领导带队赴洛阳参观，在交谈中我提出回徐州工作的意向，得到了积极的回应，馆里很快办理好了我的工作调动之事。

1977年3月我奉调来徐，到徐州的第三天，我就迫不及待地请时任考古组组长的唐世钦同志带我去看土山汉墓。该墓位于土山封土堆的西北一角，它是一座南北向的砖室墓，墓道居北，由墓道、封门、甬道、横堂和后室七部分组成，从封门到后室通长8.6米，全部用大型特制青砖砌筑。除了封门之用，在墓室的横堂甬道及墓室顶部也砌有黄肠石，石上多有题刻，诸如“XX石XX治”。 墓中出土有银缕玉衣、鎏金铜兽砚等多件珍贵文物，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品级很高的

墓葬。

回到博物馆后，我一直在想，这座品级高、建筑材料考究的墓葬，为什么硕大的封土下只有这么一座体量不大的墓呢？为什么不在封土中心呢，为什么发掘者会把他定义为彭城王呢？堂堂一国之君怎么会屈居于封土之一角呢，从出土文物上只看到一些铜质文物较好但是不见男性所必备铁剑。我认定土山一号墓不是彭城王墓。东汉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妇女无地位，只有女性才可能屈居封土之一角。思来想去，我断定在这封土堆下一定会有更大的墓。

等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后，我就向博物馆领导建议对土山再做工作。领导见我分析的头头是道，再加上博物馆只有我一个科班出身的人，就欣然应允。在此之前，我曾在洛阳主持钻探调查过隋唐洛阳含嘉仓城，一干就是三年多，钻探出近300座储粮窖，方法是用洛阳铲，其应用原理我非常熟悉，用起来也得心应手。于是我就抓紧时间回洛阳置办钻探工具，并和那里的同行们研究调查土山汉墓的事宜。几天后，我带着从洛阳聘请的探工庞振合、博物馆的唐世钦、夏凯晨、陈浩、武利华、庄晓明、王黎琳等人，用洛阳铲探墓。这项工作看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就不同了，十多斤重的探铲，要两手架起向下用力捣，动作要协调，目标要准确，操作要熟练，否则会铲到脚上造成伤害，因为是一个架势，重复劳动，往往一个孔向下捣四五次，才能带上来几厘米的土质。十多斤重的探铲，看起来不重，用起来也简单，实则为重体力劳动。意志不强的人，双背酸痛，干不了几天就不干了，最后只有我和庞师傅二人仍然在坚持。

我们原先在土山上探，这样干工作量太大，于是试着沿封土堆周边探，这样一般二米三四就可以见下面的生土或石头了。有一天我们探到封土南侧，由西向东逐渐探测，由2-3米突然下到7米深，向东挪了两米还是7米深，再向东两米探下去2-3米又到底了。当时我就说找到了墓道，可以说这座墓就找到了。后来我们又到封土顶部向下探了一个洞，深达14米，见石探不过。我们两人整整用了三天时间，探明土山汉墓主墓墓道在南端向南，墓道较长，宽达四米多，其上封土高度至少达14米，其规模远远超过位于北侧的土山一号。在送庞师傅回洛阳时，馆长戈岩自费在彭城路宽段的“狗不理”菜馆请庞师傅美美的吃了一顿，

我和唐世钦同志作陪。菜馆地下有很多油腻子，我还摔了一跤，不知是高兴还是巧合。

墓找到了，虽然仍需进一步验证，但是馆领导兴趣很高，文化局也很感兴趣。验证墓的工作仍由我来主持。据《徐州府志》等记载，土山汉墓早年被盗。在我们钻探过程中，也曾带出一片玉衣片，说明被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并不会像记载的那样据传奇色彩，说什么“元代贾胡盗墓，盗出宝剑明晃晃、亮堂堂”，因为该墓在地下已经埋藏了两千余年，钢铁怎能不生锈呢？博物馆领导从探出土山汉墓始，一直想看看土山汉墓内的真相。经过研究，报请市里批准决定，试掘土山汉墓，一切仍由我来负责，首先拿出试掘方案。我领了试掘令后，着实动了一番脑筋。当时考虑到土山一号墓保存完好，墓没塌陷，如果二号墓也保存完好，没有塌，就是被盗了也会给徐州人民提供一处参观游览的好去处。怎么试掘这座墓呢？如何下手呢？如大揭顶工作量太大，暂不可取。我的方法是在现墓道内挖一个四米乘四米的竖井，下去后，顺墓道向北开一隧道，根据钻探提供的数据，进深6-7米就可以见到封门墙，进入墓室。如果墓未塌，就可以清理发掘。当我把试掘方案讲给领导们听后，他们都欣然同意。又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工作，我们从徐州矿务局庞庄矿借调来了行道师庞师傅和打隧道的技术人员沈师傅，还借来了开隧道用的水泥行道支撑架等。

九月的一天动工了。我们在墓道中挖了一个4米的竖井，井深四米，由庞师傅主持在竖井北壁搭支架，向北进行。墓道中的夯土，既硬又较纯洁；一组棚架接一组棚架，在棚架顶部和边沿用木板封堵不让土进来。我们挖到6.5米的地方，发现了封堵墓门的砖墙，该墙全部用砌墓废弃砖垒砌。用体量长48厘米、宽24厘米、厚14厘米的青色大砖和高48厘米、厚14厘米的楔形砖垒砌。封门砖墙宽同墓道宽度都为4.3米，南北厚度达1.7米，在砖墙的里面还发现有石封门，全部用特制的长130-70厘米、宽70厘米、厚35厘米的黄肠石垒砌，封门石墙宽3.2米、厚1.4米、高达6.2米，这些黄肠石的一侧也多有题刻，如“田阳石官工宋巨治”等字样，所谓田阳为石之产地，宋巨为官府专事建墓官工工匠的名字。此事传开，又喧闹一番。经过试掘，已知土山二号墓已塌陷。原想翻过封门墙进

入墓室清理的想法破灭了。但我是一个执着到不见黄河心不死的人，沿封门石墙西侧向北清理，发现了西侧室。当我们清理到可以进入时，西侧室内滑入的土和碎砖块也不少，室顶咧咧渣渣很不安全，不敢清理，简单测量了该室数据，长3.5米，宽2.5米后就赶忙出来，转到石封门墙的东侧向下清理，发现了东侧室，为拱券顶，且为双层券，券顶厚达1米，保存完好，于是我们就把东侧室进行了清理。东侧室长宽各2.5米，清理出68件各式文物。时任徐州市委书记的汪冰石和副书记王其华都来看了发掘现场。因那年头设备较差，这些情况都没能记录下来，留下了遗憾。东侧室清理完，我又绘了图，存下了这份资料。此室原装有木质门，该处残存大量朽木痕迹。清理完东侧室后，在因塌陷形成的空隙内用手电环顾四周，在其东北侧上部砖墙上可以清晰看到一段砖墙上端砌有一块黄肠石，石上有刻辞并涂以红色，为“官十四年苑伯石官工XX治”等字样。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我在封门石北侧清理了一些土，发现上部有很多大而长的石条塌落，石条长达两米余，且横七竖八无规则，因石条长，所形成的缝隙也大，我曾沿缝隙向里爬入查看，发现有一件类似石经幢的圆形石柱，长约二米直径约30厘米。因险情大，不敢多探，就此结束了试掘。至此，我建议，因墓已塌，不能清理，就地封存，要清理得大揭顶。

回忆当年我找到土山主人墓的兴头，再加上领导的信任安排由我负责此项工作，心情特别舒畅，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在试掘期间，我和夫人吃住在工地，白天工作，晚上睡在用苇箔搭成的茅草蓭子内。时值严冬，北风劲吹，滴水成冰，强劲的北风一刮，把土山上的松土吹卷下来，砸在草蓭上覆盖的塑料上，响声阵阵，吓的我们整夜难眠，直到天亮才能安稳。有一次下大雪，把我们的蓭子全都封住，我费了很大的劲，把雪推开，弄的头上身上全是雪，尽管如此，再苦再累也心甘。

春去秋来，一晃到了79年，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博物馆学会和考古学会，当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按章程，我参加了大会，80年9月江苏省考古学会和博物馆学会在南京成立，我有幸当选为省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年在无锡召开了第二届年会，会议主体是吴文化，在会上，我们研究第三届年会的主题

时，大家一致同意82年9月在徐州召开第三届年会，内容是研究两汉文化。我把此信息通报给馆领导，邓馆长非常高兴，向文化局汇报后，愉快地接受了承办工作。他们欲用这次会议宣传徐州的汉文化，其做法是，挖掘土山汉墓。在不宣传、不报告的情况下进行挖掘工作，我只知道领导和部分同志整天开会，就是不知道内容，纸是包不住火的，后来我才知道了发掘土山墓的事。其做法是，先用挖土方的办法挖去封土，把封土挖完之后，清理时再让考古组同志去清理。这种避开考古人员搞发掘的想法是不科学的，用挖土方的方法挖是一种错误行动，这时我也没事干，就去土山拣文物，两个月下来，我拣了近百件文物，其中有十六、七件是封泥，后来李银德同志还专门写了篇报道，在1994年11期《文物》杂志上发表，题目为《徐州土山汉墓出土封泥考略》。余下的近百件文物也交给时任市博物馆馆长李银德手中。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学问，必须认真对待，不得有一丝一毫的马虎。用挖土方的方法发掘古墓，为世上罕见，这居然在那些外行们的主使下干起来了。这件事不知被什么人走露了消息传到了省文化厅。省厅立刻派南京博物院的党华同志（徐州人）来察看情况，待党华回宁汇报后，马上来电叫停工。后来考虑到此墓已挖至墓顶黄肠石，厅里也只得责令徐州写个申请发掘土山汉墓的报告，等待批准。同时省厅也考虑到此墓被破坏的情况，必须尽快发掘，批准了这个发掘要求。徐州接到这个批复欣喜万分，正准备继续发掘之时，省厅又打来电话叫停。因为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已经被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按法批准权限不在省里，应由国家文物局核批。省厅就在原徐州报告的基础上又向国家文物局写了发掘申请，请国家文物局审核批准发掘，国家文物局批复是请省厅组织发掘，省厅欲请南京博物院来发掘该墓，南博此刻与徐州因土山汉墓出土文物之争关系比较紧张，怕徐州不支持，且土山周边住户密集，关系难处，又怕徐州设局出难题，所以南博坚决不接招，最后省厅答应国家局由徐州组织发掘，省厅组织技术力量支援。因为南京博物院不肯援助，发掘土山汉墓的工作就这样一停将近三十年。

1984年12月徐州狮子山发现兵马俑，风靡全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

从山东风尘仆仆来徐看狮子山兵马俑。黄局长是我的学长，在洛阳时就有交往。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在这里”。我答来徐州已数年。当问到国家局为什么不批准发掘土山汉墓事，他说：“谁说不批准，你们一个姓邓的馆长专门跑到北京找我，当时我在山东，他又追到山东说你们不愿意发掘。我有什么办法，不能强迫你们挖吧！”这时我才清楚前因后果，土山汉墓是多灾多难的，先是徐州不经批准自行发掘，后又经省同意发掘，因批准权限问题，停了下来，再报批，因小事而互不相让，造成你也不挖我也不挖的后果。此后近三十年，我借着省市政协会议提案，讲了多少次，年年呼吁，又在2002年1月14日《人民政协报》第6版发表了《保护徐州土山文物》的报道，并附有两幅土山破坏的照片。2003年，国家文物局终于批准发掘徐州土山汉墓的申请。

2000年9月2日，中国第六届艺术节在南京开幕，当时省委领导要利用这一契机，好好宣传一下省内一些文化人物典型。由省电视台赵力编导率队，来徐采访我。后来又到土山上专门摄了几个镜头，片子的名字叫《茉莉花香》和《土山梦》，在艺术节期间播出，这就是我“土山梦”的由来。

寒来暑往，转眼到了2004年，位于市博物馆西侧的一片空地上，某单位在这里建筑施工，在工地上发现了大量古代采石场，规模较大，有十余处。当年5月至9月由市博考古部进行发掘，为此发掘单位与建设单位出现了不少摩擦，惊动了《人民日报》，这处遗址的发掘，是全国所发现的唯一的一处汉代采石场，异常重要。2006年1月2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土山汉墓中出现的大量黄肠石等建筑材料从石质到形制，其来源应为此采石场所供应。

2002年位于土山北侧的徐州市中医院扩建，在土山西北侧又发现了土山三号墓，这座墓也是破坏惨重。从现场所遗情况看，其墓并非盗墓者所为，应为建墓者所致。这两座墓及原来发掘的一号墓，形制完全一致，体量大小也相当。我认为这座墓的建设不符合当时的礼制所以用同样的建材重修了2号墓。这样土山所发现的三座墓实为两座墓。这两座墓，在其封土堆下的二号墓为彭城王墓，位于

封土堆西北角的墓为一号墓，实为王后墓。在1970年发掘时，误把王后墓错定位彭城王墓，王后的玉衣也错修成彭城王玉衣。

2003年国家批准发掘土山二号墓，但直到2004年10月19日才正式动工。

我于1977年来徐，是年发现土山二号墓，至今已近三十余年。这三十年来，我一直魂牵梦绕，希望能够圆满的发掘土山二号墓，圆我的“土山梦”。

到了2017年3月，我曾连续三天夜间做梦不止，总觉得有人在我床前活动，他自称是刘英（刘英后汉书有传）。无奈我只得半夜起身夜读《刘英传》。刘英是东汉第一位皇帝刘秀之子，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楚王。二十八年就国，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建武三十年把临淮之取虑、须昌二县划归楚国。明帝为太子时英常归附太子，太子即位，英睗绶赏赐。明帝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年更喜黄老，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永平十三年，男爵燕广告发英“大逆不道，请杀之。”帝亲亲不忍，乃废英，徒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伍佰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从表面上看刘庄对英还是很宽仁的。实际上是很严厉的。废楚国，徒丹阳。该事件杀死有千人。翌年英至泾县自杀。以诸侯礼葬于泾。为此我们于2017年5月驱车赴泾考察。在泾县城南有一座东西向大山，山体东坡有个酒厂。前几年下大雨，山体滑坡，出现一处疑似当年葬英时的棺床遗迹。后来这里造了酒厂，在酒厂东约百米建造了佛教寺院，佛寺香火旺盛。从刘英字里行间透露出明帝刘庄对英的死是有些责任的。刘庄在刘英自杀的第二年，就跑到彭城，见英母许氏及英之妻儿于楚宫内殿，痛哭流涕深表悲伤，并嘱咐其子章帝刘炟。待英母许皇后薨，要好好安葬，并把刘英遗骨迁葬彭城。

2018年，土山二号墓发掘铜缕玉衣残件一组，约30余片。看来这是从泾县迁葬而来的刘英玉衣，因刘英葬的级别为诸侯级别的铜缕玉衣，正符合楚厉侯的级别。元和三年许皇后薨，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办完许皇后丧事又遣谒者备迎王官官属迎英丧。改葬彭城，加王赤绶羽盖华藻，如嗣王仪的真实情况。

刘英自杀于永平14年，永平是明帝刘庄的年号，正是官十四，这不正是发掘所用的官十四年的标准呢？发掘者如早日把问题考虑的复杂一点，看一看后汉书或刘英传，就不会把土山一号墓误判为彭城王墓了。

如土山二号墓真实情况，比刘英晚死最少十五年的刘英王后依英墓而葬是完全可能，如是土山一号墓必是女性墓。1970年发掘时，没有进行性别鉴定，如果鉴定，就不会出现为彭城王墓的笑谈了。把女性墓定成彭城王墓不能不说是失误。

那么土山一号、二号墓都有官十四纪年，又怎么解释呢？东汉社会是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是男尊女卑，妇女没地位，女人的一切由男人主宰，生死都由丈夫主宰，人还在似已死。刘英妻室不正是这种三纲五常制度下被迫害的证据吗？